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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学模先生的“深入浅出”与“淡泊名利” 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人经历了许多不平常的事情。一月南中国的罕见雪灾，五月四川的特大地震，可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六月，一直住在华东医院的蒋学模先生进入弥留状态，我们与他的家人一起守侯左右，焦虑最后的日日夜夜，我们总是希望奇迹能够在他的身上出现。但是，7月18日凌晨，我们所有的期待都被击碎：蒋先生最终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与复旦园里的另外两位文化老人蔡尚思教授和贾植芳教授结伴西行。 蒋学模，90高寿，作为经济学家，目睹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满目疮痍，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以及其中的过渡阶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经济实践变化不断修改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了1900万余册；作为翻译家和学者，他徜徉于文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翻译的巨著《基督山伯爵》在中国同样产生了不亚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广泛影响。 蒋学模现象，对于复旦大学，对于上海，对于中国，都是一个非凡的文化现象。蒋先生1941年在四川大学毕业之后，担任香港《财政评论》社的编辑，每天阅读大量的外文稿件，并从中快速编译成中文稿件，练就了一手好文字。这样的经历使蒋先生对事物的洞察力特别敏锐，思考问题的逻辑特别严密，表达的文字特别活泼流畅。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学生的我，经常聆听先生的讲座，每次认真做好笔记，后来渐渐发现，蒋先生的讲话是如此富有条理，只要你记下来，不用作太大的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我曾经为此事请教蒋先生，何以他的讲话能够做到这样的条理清晰，文章读来亲切可爱，十分易懂。先生告之，做学问和表达学问有不同的方法，有人习惯“深入深出”，故作高深状，其实未必真得要领，与人与己都无益；也有人“浅入浅出”，在表面文章上打圈子，更不得要领，误人子弟；最难能可贵的是“深入浅出”。“深入”即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问题的规律，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但作为理论工作者和教师，还必须做到“浅出”，以明白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能否“浅出”实质上是对学者所研究问题有否真正掌握的检验，因此“深入浅出”过程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治学过程。先生的话使我大为震撼，并终于领悟到：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版本至众，出版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能在众多教材中脱颖而出，被13亿人口的国家首推为经典，继而又广泛普及的教材，非先生莫属，而其中的功夫之深，非一时所能及。 蒋先生在复旦经济学院具有他人无法比肩的大师级地位，德高望重，受到后辈的普遍尊重和敬仰。先生一生却淡泊名利，既没有担任过院长、系主任，也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一般学者问鼎较多的荣誉性职位无缘。但是，只要你熟知先生的为人，熟知复旦园里的风气，你就会发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先生对名利是很看轻的，因为复旦有一批先生以及受先生们教诲的弟子，不以官位或名利为追求，学术至上已深入人心。老人家退休较早，生活在资源日益由市场经济配置的社会中，在生活福利方面他从来不向单位提任何要求，有困难尽量自己解决。因此，蒋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是复旦经济学院领袖人物，在做人方面也是我们的楷模。蒋先生的豁达、大度、善解人意，关心年轻一代，等等，所有这些美德成为我们学院的精神财富，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指引，学院始终以学术为本的传统就被后人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在“官本位”日益盛行的今天，复旦经济学院没有被外界的风气所感染，还是我行我素，不以官职排位次，独尊如先生这样的学界泰斗，后辈青年也谦虚谨慎，刻苦努力，奉行经济学人“经邦济世”的崇高理想，此乃经济学院的家训和门风。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思蒋先生的一生，我们对蒋先生的最好的纪念，是继续蒋先生的学术理念，“深入浅出”，教书育人，学习和发扬他淡泊名利的精神，坚守“学术为上”的净土，求真务实。我们要永远珍惜这样一个事实：复旦经济学院曾经有过蒋学模这样的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