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吉惠先生传略——怀念恩师赵吉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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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吉惠教授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生于东北的一个边陲小镇，现属黑龙江省宁安县，故称宁古塔，宁安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文化古城，也是満族人民聚居之地。这里的土著大部分是満族，明清以后由于中原汉人大量进入，逐渐成为満、汉、回、鲜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城外，冬天是莽莽一片林海雪原，家民常常用牛、马拉着雪撬上山砍柴。先生童年的时，经常听人说在城外看到野狼、黑熊（俗名黑瞎子），有一次在水草地里牧马，突然从身边路过一个多得多狐狸，把先生吓了一跳。先生还多次见到过猎人从老林里捕捉来的活老虎，用大木笼子运进县城。距离城西南三十公里的东京城，是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故址，至今还保存着大量的渤海国历史文物，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唐史、満族史、渤海国史的珍贵史料。
先生出身于満族家庭，据其家谱记载，祖先本是长白山女真，康熙年间迁来宁古塔落户，原属正黄旗，后改入厢红旗。先生祖父已经没有了家产，还保留一个县衙门的“云骑尉”的虚衔。先生的父母都是农民，当时仍然満汉不通姻。先生母亲是一个能干的満族姑娘，虽不识字，但是聪明过人，受过相当深的満族家庭传统教育。且记忆力非凡，甚至到晚年还能背诵出大量的从老人们那里听来的満族地方风情、民俗、人物、传说。先生的许多关于满族的知识，主要都是从他母亲那里听来的。先生有兄妹六人，三男三女，先生为二。先生母亲抱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观念，拼死拼活都要自己的儿女读书，其家教极严，践行“捧打出孝子，恩养无义儿”的信条，谁念不好书或做错了事，都要挨打的，其个性极强，又有能力，凡事总喜欢自己去干，经常教育子女如何克服困难，过艰苦生活，不要轻易去求人。
先生经常和比他大三岁的哥哥一起读书，形影不离。先生祖父受过很高的教育，虽无家业，但留下很多旧书，使先生自糼儿时候起就有机会看《论语》《孟子》《鋼》《三国演义》等。经常听祖父和母亲讲历史故事，久而久之，便培养了先生热爱祖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先生在读小学的时候虽然受过沦陷区伪满洲国的奴化教育，然而阅读子书、史书的兴趣没有改变。这时读书只能死背重要的文章片断，而不能理解它的含义。比如曾背“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慬“以友辅仁”是何意思，对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是很长时间不会解释。后来在大学里学了哲学，应用现代的哲学理论和方法才能够自如的解释这些问题。
一九五三年考入设在长春市的东北师范大学，学习哲学社会科学，当时的校长是老教育家成仿吾，他特别注重发展学术研究，强化学术空气，在他的提倡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涨，科学研究的举浓厚，当时就不断地在学生自办的学术刊物上投稿，开始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学校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宽阔的阅览室，陈列着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学术刊物。先生几乎每天都沉浸在书刊的海洋中，眼界大开，知识增长极快，一本接一本的读书，求知欲越发旺盛，兴趣由历史、文化，扩展到文学、哲学。当时学校经常有学术报告，只要看到有兴趣的学术报告的海报，都要设法去听。这种学术环境，使先生养成，喜欢读书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而思考的问题往往又与别人不同，又养成了善与人辩的习惯，有的同学当时送“诡辩派”的雅号。毕业以后，长期分配在大西北工作。一九五六到一九八三年任教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一九八四年以后任教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几十年坚持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由于社会不间断的开展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例如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使先生有更多的机会下厂、下乡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尝试过农村的艰苦生活，这更从积极方面帮助先生从多种角度、多侧面去观察、思考、研究人生与社会。先生不但去过现代化的光学仪器厂劳动，更踏上过百里无人烟的河西走廊戈壁滩，不但开过荒、拉过犁，还驾驭过三套马的大车。经过段生活之后，先生头脑才开始清醒起来，自己觉得已经成熟了，确实进入了不惑之年。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的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研究的学术环境。先生经过二十的阅读与积累、观察与思考，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和资料，从此进入了系统研究与整理阶段。他先用十年左右时间集中进行专题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先后共写出上百篇文章，正式发表的较有价值的六十余篇。这些论文的内容主要属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问题，有的见解具有突破性，有的意向肯开创性。概括起来说，他曾经系统地研究过先秦辩者名学问题，先秦儒学及两汉以后的儒学演变问题，道家与黄老之学问题，宋明理学问题，中国文化问题，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问题，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等等。曾连续发表过《公孙龙思想研究》《关于公孙龙学派及其若干佚存辩题之试析》《今本〈公孙龙子〉考辩述评》《关于惠施的文献资料及命题解析》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既反对那种把今本《公孙龙子》作为伪篇的片面看法，又不同意那种把今本《公孙龙子》等同于汉代古本完本的简单论断。认定今本既是真实可靠的，但又非古本完本，而是古本的主要残篇。自胡适三十年代认定先秦无“名家”以来，一直有学者坚持这种观点。先生论证，先秦不但有“名家”，而且在战国时期它曾居于显学地位。他还认为，本世纪以来治名学者，多缺乏科学的现代方法，因而把惠施、公孙龙的一些辩题误解为诡辩。其实，惠施、公孙龙是我国古代少有的研究思维逻辑的大师，“白马非马”的命题，对于分析、区别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关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可以说是历代中国文化界永恒的课题。然而，对孔子与儒学的评价又经常受到社会政治风浪和历史导向的影响，在文化革命中甚至出现全面反孔批孔的浊流，把儒学弄得面目全非。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先生发表了《略论孔子的认识与教育思想》《论孔子天命观的伦理性质》《荀子非儒家辩》《论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历史命运》《儒学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定位》等文，着重围绕如何科学评价孔子与儒学等学术问题展开论辩。过去几乎全部著述都把“生而知之者上也”作为孔子的主要的知识论加以批评，并指出它的唯心主义的实质。指出，“生而知之”并非孔子的主要思想，其主要思想应该是“学而知之”。从全部《论语》来看，提到“生而知之”者为个别处，而又未能展开论述，大量的则是论述“学而知之”，他承认自己也只是“学而知之”者，非“生而知之”者。关于孔子的“天命”观，多数都认为是神秘主义的，是上帝意志的代名词，是有人格的神。先生认为，这都是对孔子思想的歪曲。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伦理思想，其特点与类型也是伦理，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准确地揭示孔子思想的内涵和基本范畴，才能发挥孔子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孔子的“天命”概念，既有自然的意义，又有伦理的本质。只有用这个思想方法，才容易解释清楚“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畏圣人之言，畏天命”的真正意义。在先秦儒学研究中还有一个常不被注意的历史特大悬案即荀子的思想归属问题。历史上曾有人怀疑荀子更像法家，而不像儒家，在明清以后的孔庙里干脆找不到荀子的地位，带着这些问题先生研究了十年，终于得出了初步认识：荀子的学术思想已经突破了先秦孔孟奠定的基本理论，而具有鲜明地综合百家的特点，其思想有极大的创造性与包容性其思想既有儒家的，又有道家的，又有法家的，既非纯道家的，更非纯法家的，而是黄老之学的，荀子是战国后期黄老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也正是其“三为稷下学宫祭洒”的道理所在。正是因为荀子能综合百家，所以可以说荀子是继孔子之后，对于奠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思想家。怎样看待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历史地位，儒学与现代人类文明有怎样的关系等等问题，一直被东西文的学者们所瞩目。经过对中国儒学发展史的研究之后先生确认，中国传统儒学在清末以后已经逐渐解体，自五十年代以后它在大陆也已失去了正宗的地位。我们目前一方面把它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加以研究，同时还用批评与分析的方法继承其优秀的精神传统，为稳定社会秩序、建设新文化、新文明服务。先生认为“儒学复兴”的提法是反历史主义的，缺乏现实根据的。那种把儒学一口气成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与否认儒学对现实社会有积极作用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儒学虽然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指导与准则，但是，它的积极精神必将为发展人类未来文明的因子。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幕出土黄老帛书公布之后，曾经引起了世界的研究“黄老之学”的热潮，在几年里先生发表了“黄老思想论略”《论〈皇帝四经〉的思想史文献价值》《〈淮南子〉与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论“无为而治”思想的历史演变》《关于“黄老之学”、〈黄帝四经〉年代考证》等文，系统地认证了黄老学产生的年代及其理论体系问题。不少学者都认为黄老之学是战国末期甚至是秦汉之际产生的思想。先生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可通过考证之后，确认黄老之学早在战国中期以前就已产生，并进而论证了道家三派的问题。道家本形成于春秋末期，以老聃和《道德经》为代表，是为早期道家，至战国中期又分化出黄老之学与庄老之学，它们都从不同方面继承与发展了早期道家之学，形成各自思想独立的学派。有人看不出黄老之学与早期道家之学的区别，是缺乏动态观念，有人把黄老之学等同于法家思想，这是对黄老之学的综合性、包容性认识不够的结果。在研究过程中还先生还发现东汉班固关于学术思想分类中列出了“杂家” 一类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班固关于杂家的记录，正符合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要》中关于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内涵。所以先生有根据地说，班固所说的“杂家”者，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班固列入杂家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实际上都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品。
八十年代是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充满着“文化热”的年代，几乎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哲学、文学、历史、政治、伦理、艺术、宗教、科技等）都程度不同的参加了这场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中。这场大讨论从一开始就和批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民主。科学，发扬民族积极精神结合起来进行，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带有强烈的现实感。从一九八一年先生起连续发表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理论基础试探》《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层次结构与体用》《论文化的一元性、多元性与封建专制主义》等文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与基本特征，说明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长期以来在海内外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这是很片面的，先生认为，从社会的深层来看，对于中国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习俗各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因此儒道二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关于中国西体用的辩论，先生向来反对那种分割体用的片面观点，“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都不是中国文化要遵循的路线，建设中国文化必须走自己的路，既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应积极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现代的主体意识。先生主张文化多元论，反对文化一元论，因为多元文化能带来繁荣昌盛，一元文化必然导向专制主义。关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来源，历来有不同的分析，很多人认为孔子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祸根。先生以为对此应做具体分析。先秦儒家本来都是主张限制君权，发扬民权的，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法家的韩非才是提倡君主专制的思想家。迄于西汉，儒、法、道合流后，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变为专制主义思想基础的“儒术”，已经不是先秦孔孟的纯儒，而是吸纳了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被改造了的儒术了。
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围绕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是史学理论与方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在学术上驳乱反正，先生搞了近十年的收集资料与专题研究，从一九八五年起，把研究过的问题整理成体系，开始发表专著与组织出版著作，已经出版四部专著：《历史学概论》《历史学方法论》《中国先秦思想史》《史学概论》（国家教委聘请撰写的教材）；主编两部书：《中国儒学辞典》《中国儒学史》；与他人合写四部书：《史学导论》《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新编哲学辞典》《儒学在现代中国》《两唐书辞典》与《儒学与当代社会》丛书。这些学术工作的完成都花费了先生很大的精力。
先生除了进行个人的研究之外，还经常组织学术活动，开展群体研究，指导研究生工作。一九八零至一九八三年曾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一九八四年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以后一直主持一个研究室的工作。一九八五年十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被推选为副会长。自一九八六年以来共招收了十四名研究生。每年都要花去一些时间组织研究会的学术活动，计划与组织群体研究活动，以推动和促进学术发展。以上就是先生从东北到西北过的曲折路程，也是先生主要学术生涯。
先生二〇〇五年四月去世时，我正在江西井冈山市黑龙潭景点，刘天奇、石军二位同学先后来电告知。有感而作：
初闻噩耗黑龙潭[1]，
从此阴阳两茫然。
病魔缠身心犹壮，
笔耕不辍游学坛。
百万著述出秦地，
一代硕儒归宁安。
从此“乐处”[2]成追忆，
年年心祀仰高山。
注：
[1]、黑龙潭位于江西井冈山市一景点。
[2]、“乐处”为赵先生书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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