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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接到季羨林先生的弟子段晴的電話，說季先生走了，走的沒有任何痛苦。作為受季先生多年栽培的私淑弟子，我慶幸他終於離開301的“病榻”，進入了西方“淨土”世界。對於一個近百歲的老人來說，離開目前媒體制作的各種氛圍，總算是安靜下來可以休息了。 我是一個主張“純學術”的人，在學術上和季先生有很多交往。在我眼裏，季先生一方面有著根深蒂固的歐洲純學術精神，同時又有著強烈的憂國憂民的中國文化本性。記得季先生曾把我叫到朗潤園13公寓的住所，說有電視記者採訪有關敦煌的話題，讓我幫忙講講。可是鏡頭一架好，我話沒說三分鐘，季先生就接過去，滔滔不絕就是二十分鐘或半個小時，鏡頭感極佳。他這種雙重的性格，使得他即使到了晚年，還用英文撰寫了《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這樣的純學術專著，同時又頻頻出現在媒體和報端，掛名主編一些“叢書”、“著作”，受他人利用。最後，他被以醫護的名義送進301醫院，我沒有機會見他，只覺得辛未以來一位堅持非官方化的純學者的形象逐漸消失。我在電視裏看到他的樣子、聽他說的話，已經不是我所知道的季先生了，所以我也就不再看、也不會信了，因為季先生給我留下的最後印象仍是一位極其純粹的學者。 我和季先生最後的一次見面，記得是2002年的事情。季先生的秘書李老師打電話讓我去看看他，說是老先生想我了，因為季先生年紀大了，我一般也不會去打擾他。我的自行車剛剛停在長滿“季荷”的未名湖後湖岸邊的13公寓門前，李老師就打開左邊的陽臺門讓我進去，其實過去我們都是和季先生在東面的書房談學問，進到西邊的屋裏，說明季先生在下午3點的時候已經不像往常那樣做學問了。 但季先生仍然關心著學術的進步，他和我談到《大唐西域記》的修訂增補問題，他覺得《大唐西域記校注》出版於1985年，工作主要是在80年代初做的，那時國內學術剛剛復蘇，條件還很差，許多國外的西域歷史、語言、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考古資料沒有看到，加上二十多年來的相關研究的進步，應當做一部多卷本的新《校注》，比如說一卷一本，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新的校注本的出版。我當然表示願意參加這項工作，在西域研究方面貢獻一份力量，但我不是研究《大唐西域記》的核心部分印度學的學者，所以有些地方有勁也使不上。 季先生談到他正在應湯一介先生的約請，寫一本《龜茲佛教史》，感到許多海外學者研究吐火羅語文獻的資料不在手邊，讓我來幫他留意相關的研究成果。季先生在做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時，因為他的弟子們多數不在國內，所以我成為他收集資料的助手之一。記得有一次我幫他借來北京圖書館藏Alexander Soper的《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的文獻印證》（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一書，到了還書的期限，他說怎麼也找不到了。那還得了！結果我和他以前的秘書李錚老師奮鬥了兩個多小時，終於在他的書房裏重新“發現”了那本書。由於這樣的緣故，季先生曾在《再論“浮圖”與“佛”》這篇文章的後記裏，把我稱作“小友”而感謝了一番。其實從幫他借書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學到的知識更多。季先生這次談起他是中國唯一懂吐火羅語的人，但後繼無人，感到格外悲傷。因為除了焉耆新發現的《彌勒會見記》之外，他知道龜茲地區也發現了不少木板和紙本文書或佛典，這些都是研究龜茲佛教史的重要資料，但無人整理。他謙虛地說自己只懂吐火羅語A方言，即焉耆語，而不能讀吐火羅語B方言，即龜茲語，希望他和我能一起努力聯繫龜茲石窟研究所和法國的Pinault教授，整理這批材料。我為此做過一番努力，但最終還是沒能完成季先生交給的任務。 季先生還談到《敦煌吐魯番研究》雜誌，當時我還在幫助他編輯該刊，但由於經費和審稿意見的分歧，我建議暫時停一停，季先生也表示同意。後來找到了其他經費來源，雜誌轉交郝春文教授來繼續負責編輯，我也就算是了結了一樁事情。 我也向季先生彙報了粟特的考古新發現和研究進展，還有我所知道而他不瞭解的一些學界情況，當然還有他每次都念叨的某些海外學人的情況。 拉拉雜雜地談了很長時間，其間有幾批訪客，都讓李老師以季先生不在家的話給拒之門外。到了吃飯的時候，季先生還要聽我說話，所以他一邊吃著粗茶淡飯，一邊聽我講話。我過去曾陪同季先生到泰國參加華僑崇聖大學建校典禮，覺得他對於眼前的山珍海味從不拒絕，所以身體強健，這回看著他吃花生、鹹菜，喝稀粥，啃饅頭，才知道這才是他的長壽秘訣。 季先生習慣早睡，等他吃完飯，我就告辭了。 這次辭別，是我最後一次見季先生。但他剛剛住進301醫院的時候，仍在寫《龜茲佛教史》，不時還托人向我借一些相關的書，比如貝利（H. W. Bailey）的《古代操伊朗語的于闐塞人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于闐語文書集》（Khotanese Texts）、《于闐語佛教文獻集》（Khotanese Buddhist Texts）、劉茂才（Liu Mau-tsai）用德語翻譯的《龜茲傳》（Kutscha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 China）等等，我都是按照他的紙條，把書送到?#123;旗營一位楊老師的家裏，書拿回來時，裏面都夾著?#123;條，季先生從來不在書上寫眉批，他的字都寫在這些紙條上。看著這些紙片上熟悉的文字，也就像看到季先生本人一樣，感受到他那追求學術的性格，也好像看見他和藹可親的笑容。 今天，季先生走了，我寫這篇文字，送他一程…… 2009年7月11日於北京大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