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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6年12月7日，黄永年先生在西安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李怀宇的专访。尽管身体欠佳，声音微弱，但他仍认真倾听记者的问题，并耐心作答，从容讲述自己的经历及与昔日师友的交往。而这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2007年1月16日，黄永年先生逝世于西安。今日本报刊发此文，以志怀念，遥托哀思。 黄永年小传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1925年10月出生，2007年1月16日逝世。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著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学苑零拾》、《树新义室笔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 2006年12月7日，农历大雪。西安的早晨很冷，进入黄永年先生的家，有书，有微笑，有平常谈，顿觉一室皆春气也。 黄永年先生的声音很微弱，有些谈话需要他的儿子黄寿成在一旁解释才能听清。谈起童年旧事，似有无限向往。对自己的学术成就，则只是轻轻带过。偶尔谈及学界中看不起的人事，言语顿显锋芒。谈得最多的是昔日师友：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启功，这些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尽在追思里。 在黄永年看来，吕思勉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他专门提到自己的新著《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版)的第一篇：《吕思勉先生〈古文观止〉评讲录》。这份看似平常的评讲录，在黄永年心中并不平常。“我记得上第一堂‘国文’课，吕先生就宣布用《古文观止》作教本。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我在十三四岁时就选读过，不久买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有了点文学史的知识，早薄《古文观止》为村塾陋籍。何以吕先生这位大学者忽然要用这种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着吕先生就作解释了，吕先生说：所以用这部书，正是因为它选得坏。”经吕思勉一一评讲，黄永年有茅塞顿开之感，因而在几十年后，还把当年的讲课笔记印出。 对“疑古派”创导者顾颉刚，倒未及细谈，黄永年只说：“顾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学问我很佩服。”而对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黄永年颇不以为然，曾写文章商榷，言谈中又多次提起。 童书业是黄永年的岳父。黄永年的回忆文章里曾有妙笔：“有一次我和他到光华大学宿舍去看吕思勉先生，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来，原来裤带断了，我一看，已烂得无法接，好在不在大马路上，赶快到附近小杂货店买了一条给他换上。不过他对我却还关心，我每次去看他，谈到中午，总是请工友从附近饭馆里买一客茄汁牛肉饭给我当午餐。每次都不变，因为他爱吃茄汁牛肉，以为我一定也爱吃。”黄永年也谈起启功：“启功和童书业是朋友，我称他为世叔，他总是把我当成朋友，所以我请他题什么东西都很方便。”边说边取出启功题签的《文史探微》。 黄永年擅书法，爱刻印。他说：“书法是小时候学起，到了中年，看看清朝人的字，能写几笔文人字，不难看。刻印是小时候刻着玩的，又向郭则豫先生学习，后来出了《黄永年印存》。”黄永年买书有一习惯，不想让服务员在书上盖图章，他笑道：“像在猪肉上盖图章一样。” 晚年，黄永年很少出门，每天在家看闲书，最爱看回忆录。生活上不讲究，近年喜欢吃点北方食品，尤其是面食。我望着家里珍贵的古书问：“这些书以后怎么办？”他淡淡地说：“不考虑。我的儿子也是搞这种东西，他还可以用。” 2007年1月16日，黄永年逝世。 师从学者吕思勉 黄永年童年在常州读书。抗战之初，他在常州地摊上买到吕思勉的著作《经子解题》，大受启发。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做文言文。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有幸听了吕思勉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那么多钟点。”到了改革开放之初，黄永年执教陕西师范大学，他感慨：“现在，我也是五十好几的人，已接近当年吕先生给我们讲课时的年龄了，也勉强在大学里带着几位唐史专业研究生。可是抚心自问，在学问上固不如吕先生的万一，在为人处世上也深感吕先生之不易企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 南方都市报：常州百年来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像瞿秋白、赵元任，还有在世的周有光先生。 黄永年：我是江阴人，从小在常州长大。常州比较大，原来是一个府。我家在农村，属于江阴。我老家也可以讲两句，这在我讲课时也讲过。中国过去是封建地主，不是领主，欧洲过去是封建领主，是世袭的，中国的封建地主是经常变的。我出世的时候，祖父已经归天了。据说，他在太平天国时是没有财富的，只有一头牛，他牵着牛逃走，也不参加革命。太平天国平定以后，他变成三千亩的大地主。有种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我祖父是“鲨鱼精”转世，他是经营江边的沙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挖到太平军留下的金银财宝，这个也有可能。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接受的是新式的教育？ 黄永年：完全是新式的。和一般的小朋友一样，不读古书的。后来请了一位懂古文的先生，那位先生可能是中过秀才，就开始读《孟子》，对古书感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12岁时抗战爆发了，生活有什么变化？ 黄永年：当时是小孩，最恨的就是东洋鬼子，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提到东洋鬼子没有什么仇恨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是“哈日”。 黄永年：我们当时提到东洋鬼子是深仇大恨。沦陷以后，我就逃难。 南方都市报：逃到哪里？ 黄永年：逃到家乡农村，在一个江心沙洲上。后来到常州城里安定下来。东洋鬼子一占领是杀人放火的，但也不能天天杀人放火，他们自己也收刮民脂民膏，要吃饭，就平定下来。我就回来念书，当然那些学校都是在东洋鬼子控制之下，但是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说汉奸话。 南方都市报：接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 黄永年：是的，唯一不同的是，加了一门日语，日语老师是中国人，到日本留过学，他要我们知己知彼，反对日本也要了解日本，所以我学日语倒是认认真真学的。学校是东洋鬼子统治的，但是实际上东洋鬼子也管不了。这些老师从现在的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我自己还是用功看书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读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 黄永年：看吕先生的书是在常州城里稍为平静了，当然还是东洋鬼子统治的，那是上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在地摊上买到《经子解题》，5分钱，一看，做学问应该这样做。这以后，就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时候就知道要读些什么书。自己看了不少古书。这些古书不是从头到尾读，但是至少要翻一翻，所以我买的古书都翻过的。上初中自己作文，都是文言文，基本上文言文是过关的。眼光比较开阔。 南方都市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吕思勉先生到常州来教书了。 黄永年：我听到很高兴，因为之前我已看了吕先生的《经子解题》。这样我听了吕先生一年的课，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学的教授有这样的水平。吕先生给我们开课，是“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另外是“国文”、“本国史”。 南方都市报：吕思勉先生上课的风度如何？ 黄永年：我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吕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几岁了，但是在课堂上从来不坐着，总是站着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课。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每次写在黑板上的内容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现在我的著作《学苑与书林》中收了我抄写吕先生《古文观止》评讲录的内容。 缘系童书业千金 师从吕思勉后，黄永年在闲谈时向吕思勉请教：“《古史辩》这本书怎样？”原来此前黄永年听说《古史辩》把治水的圣人大禹说成一条虫。不料吕思勉却回答：“此书颇有道理”。并说此书的第七册是他和童书业合编的。黄永年马上向母亲要了钱，寄往上海，托人到开明书店买了一部《古史辩》第七册来细读。后来认识童书业，黄永年执弟子礼，他回忆：“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讲给别人听，虽然有时不择对象，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但我认为总比某些人喜欢在学问上、资料上留一手好得多。”黄永年入读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时常向童书业问学，后来更有缘分：“在解放的前一年，他托当时已在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兄作媒把他的大女儿教宁介绍给我。我和教宁没见过面，但马上表示同意，不过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就在抽斗里翻了半天，翻出一张教宁十二三岁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我寄到常州给我母亲看，我母亲也居然回信满口同意。解放后不久，我们结了婚。从此童先生和我除师生外又加上一层翁婿关系。他没有儿子，所以后来还把我当亲儿子看待(《记童书业先生》)。” 南方都市报：怎么认识童书业先生的？ 黄永年：我一个在念劬中学读书的老同学介绍的，童先生在那儿教过书。我在家里请他吃过饭，这以后，我就称他为老师，他也称我为学生。就在这时候，我把《古史辩》看了。吕先生讲课的时候告诉我，《古史辩》的第七册是他和童先生合编的，我就买来看。现在有些人把“三皇五帝”抬出来，是反动的，拍做官人的马屁，不要脸！我对赶时髦的东西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 南方都市报：后来如何和童书业先生的女儿结婚？ 黄永年：这是童先生主动提出来，请另外一个朋友作媒，当时我在上大学三年级，她上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大学毕业以后才结婚。 南方都市报：你读大学经历了一番曲折？ 黄永年：本来我不想读大学，大学有些东西不见得高明。原来有人给我介绍工作，很抱歉，只有高中文凭，不行。高中文凭只能当助理员，去助理谁呢？老子不干！后来去读大学，本来想读北大。结果没有去，只读了一段时期的中央大学，伪中大。(笑)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当时没有读北大？ 黄永年：当时已经打内战了，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不放心。我想读光华大学，因为吕思勉先生在那里当系主任，光华大学是私立学校，贵得不得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考复旦大学呢？我说复旦算什么。以前我妈妈她们讲到复旦大学是非常鄙视的，因为复旦大学抗战前是私立学校，说它是野鸡大学。光华的学费很贵，我妈妈借了点钱，东拼西凑。人家跟我说，复旦大学现在是国立大学，不收学费。我一听，这还不错，所以读了复旦大学。 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里的老师有蒋天枢先生。 黄永年：他是中文系的。还有陈子展，我的国文考卷是陈子展批的，给了100分。 南方都市报：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 黄永年：是的。他教我“大一国文”，我为什么选他的课呢？因为我高中时看过他写的《全谢山年谱》。 南方都市报：你在年轻时对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看得多吗？ 黄永年：我买过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当时读不懂。后来才慢慢领会。陈寅恪先生的书我都看，就是《柳如是别传》没看完，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写过和陈先生商榷的文章。 黄永年：看了之后，有不同意见写文章商榷是很正常的。就是《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他有错误的地方。我写的东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家没有讲过、而那个东西又比较重要的，我填补空白；还有一个是人家讲错的，我加以纠正。如果是人家讲过的，我再讲一遍，不是等于公共汽车上当扒手吗？这种事情不能做。 南方都市报：陈先生看了文章之后还请他夫人代笔给你回信？ 黄永年：头一封他就回了，我一看，是他夫人写的，字比他写得好。按现在做法，他本来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他回信，还送给我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长恨歌笺证》。 潜心治学读好书 1950年，黄永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1956年随校迁至西安。第二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被划为“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79年起，黄永年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等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而过于在名和利上计较实无多大意义。再是研究历史主要得把史实弄清楚，在此基础上能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自更好，而哗众取宠或卖论求荣者终将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南方都市报：在复旦大学毕业之后，你怎么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教书？ 黄永年：是统一分配的，教政治课，当时当然不愿意干，但是没有办法。当时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不服从分配是不行的。教了几年，到了打成“右派”，就不叫我教了。 南方都市报：1956年从上海到西安来了？ 黄永年：到西安来，我是很赞同的，因为对上海也没有什么留恋。上海有什么好？都是玩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我是从来不玩的。我到现在不会跳交际舞，对电影也没有什么兴趣，上海还有什么呢？ 南方都市报：但是50年代在上海买了很多古书？ 黄永年：这倒是，当时古书实在便宜。当时我一个月80多块，我记得在学生食堂吃很好的饭，一个月才12块钱，所以可以买书，一本明版书3块5块就可以买。我看着实在便宜，买着玩。当时几块钱的书现在涨到几万块了。当时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如果有的话，现在发大财了。(笑)现在这点书也不卖，留着玩玩吧。 南方都市报：后来这些在上海买的书都搬到西安来了吗？ 黄永年：都搬来了，打成“右派”以后卖掉一些。一些自己留着。 南方都市报：这些书对你后来研究有没有影响？ 黄永年：没有关系，买这些是玩的。 南方都市报：1956年搬到西安，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 黄永年：当时有一些学生、教师闹着要回去了。我是不主张回上海的，明明是“左派”，最后把我打成“右派”，当时没有道理好讲的。 南方都市报：打成“右派”以后做什么？ 黄永年：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他们说，老黄不是坏人，是好人。前前后后劳动了四年，先是在农村改造了两年，回来以后在学校当工人，干了两年。后来放到图书馆。 南方都市报：劳动改造那几年能看书吗？ 黄永年：可以看书，自己偷偷摸摸看。 南方都市报：回来以后，到图书馆里干什么？ 黄永年：就是一般的工作，在图书馆里也没有什么书可以看。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以后到陕西师范大学开设了那么多方向的课程，这些学问从何而来？ 黄永年：学问是自己弄的，一个是靠吕思勉先生的引导，第二是靠自学。我在图书馆工作到改革开放，从西安交通大学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当时西安交通大学还不放呢。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以后，史念海先生和我合招唐史研究生。 南方都市报：你在学术研究上的重点是什么？ 黄永年：我有几个东西可以成为代表作的：《文史探微》、《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学苑零拾》。重点是研究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因为人家研究有很多错误。另外有一点是版本目录，这个完全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完全是泡书店泡出来的。懂线装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买书的，一种是卖书的。卖书的如果不懂，不到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了；买书的，太多钱不行，没有钱也不行，一定要稍微有一点钱。我就是这种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