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成就的北大名教授·金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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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梵语学家、北大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著名教授金克木，年轻时曾在北大旁听和北大图书馆供职，半工半读，最后成为享誉全国的著名学者。 金克木生于1912年，安徽寿县人，1941年赴印度留学，1946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194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是第三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第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他多年来致力于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著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2001年8月5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8岁。他于1933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他在《末班车》的回忆文章中深情回忆了他在北大旁听的经历：“我还搭过另一次末班车，但不是火车，也不是汽车，是在北京沙滩红楼的北京外国文学系的法文组。话说蔡元培一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就对原来的这所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改革之一便是扩大外语系科。据说他创办了八个外国语的系。第八种是世界语。”“到1933年，这几个组都只剩下最后的班级，也就是末班车，是无票乘车者，不是学生。这个班上只有一个人，因此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这在北大文学院已成惯例，从来不点名查学生证。当时德文组教授中有翻译《牡丹亭》的德国诗人洪涛生，毕业生中有诗人冯至。尽管如此，也只有几个学生上课。我去听过一次洪涛生教授讲莱辛寓言。他自己到德文图书室去打字，打出一页课文，将复写纸印出的分发给学生，也给我一份，没问一句话。日文组的教授有周作人、钱稻孙、徐祖正三位专家。学生也不多，其中一个是周作人的儿子。法文组的原来系主任是梁宗岱教授。他教毕业班，也只有几个学生，内含两个女生。他不去教室，在法文组图书室上课。师生围在长方桌周围，用法文闲聊天。要查什么书就随手在书架上拿。主讲人是梁教授，总题目是法国文学。他讲的法文中夹杂着中文、英文、德文的诗句原文，大家嘻嘻哈哈，也没有课本和讲义。我去听过一次，大家看到我仿佛见到原有的学生。另有两位外国教员，一位是瑞士人斐安理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最后成为日内瓦大学索绪尔以后语言学的第三代。他在中国时还很年轻，留起小胡子冒充老。他开过语言学课没人听，停了。随后到日本东京去才教语言学，我听他的课是法国戏剧。另一位是邵可侣教授，法国人。他的家世辉煌，祖父和伯祖父是学者兼革命者，一位是地理学家，一位是巴黎公社社员。他父亲是中学校长。他承袭了这个姓名，并未承袭家学，而由吴克刚教授（和巴金同译《克鲁泡特金传》的）介绍到劳动大学教法文。他到南京中央大学教法文，编了一本《近代法国文选》，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他到北京大学法文组，兼教文学院一年级法文。他曾写信给蔡元培，反对将法、德、俄文等组取消合并入英语系。蔡有复信表示无力挽回。抗战时他在云南大学，战后在燕京大学。战时他随戴高乐将军抗纳粹德国。1949年回法国。不久前，他的孙女儿从法国到德国来，还看过我。我才知道他已在高龄去世。现在我搭上人生的末班车，回想1933年去沙滩北大法文组当末班车的无票乘客，从此与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然而说来很惭愧，对于外国文，我纯粹是个实用主义者，不用就忘，可以说是一生与外文作游戏。若不信，请听我道来。”“正好另一个朋友是‘北大谜’，极力鼓吹我去沙滩和他同住，同到北大旁听课。由此我去上邵可侣教的一年级大班，学发音。我拿他编的《文选》去问他，他立刻让我去法文组听他的二年级课。我的那位送我法文自修书的朋友本在日本留学，‘九一八’后愤而回国，不料忽然被捕。我不知道他已入狱，夜间还去访他。幸亏在大门口望见室内无灯，没有进大门，免受牵连。我把这事告诉邵可侣，说要搬家。他立刻建议我到他家里住。他是一个人住一所四合院，只有做饭的大师傅同住。他自己住北房，让我住门口的南房，家具也归我用，不收房租，不管饭吃，要我在他假期旅游时替他看房子，有中文信件帮他处理，作为交换。住下后才知道，原先有一位教授和他同住，结婚搬走了，我是顶替他的。我除看房子外还为他校再版的《文选》校样，整理并校订他的讲义成为《大学初级法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提议我也署一个名字。我认为不妥，说是只要在他的法文序中提到我就行了。想不到的是，英译中国现代诗，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授的陈世骧1939年在湖南大学教英文，他推荐我到湖南大学文学院临时应急补缺法文的主要依据，就是这课本和这篇序。在邵可侣的热心联络下，有些法国人互相请客开茶会，留学法国的中国人也参加，有的教授还带了学生去。嫁给中国人的法国妇女也有随丈夫参加的。不定期，也没有固定的地点和人数，有人是常客，有人偶然来。有人虽收通知却从不参加，例如美国人温德教授。会上人人用法文闲谈。有时青年男女作点小游戏或朗诵诗，弹琴，唱歌。最热闹时还排练过法文戏《青鸟》。我和邵先生同住一处以后，他便把这件事也交给我，由我发通知联系。别人请客也找我。由此我认识了一些与法文有关的中外老中青人士，包括过路的外国男女。清华大学的吴宓教授只到过一次会，由于谈诗和作旧体诗而和我熟悉起来。1946年，我由印度回国，友人曹未风告知我写信给吴先生。吴先生向武汉大学推荐我，由文学院长刘永济教授安排聘我到哲学系任教授，教印度哲学和梵文。我搭上法文组的末班车，竟成为我教大学的头班车，真是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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