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木匠”到荣誉学部委员——丁守和学术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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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因编撰《江海的碰撞——丁守和口述自传》，丁守和与左玉河做过十多次访谈。2007年4月，为了编撰《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左玉河再次丁守和作了访谈。以下是左玉河根据多次访谈整理的部分内容。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
丁守和先生与左玉河
左玉河：丁先生，听说您小时候做过木匠，从一个小木匠到现在的荣誉学部委员，您的人生颇富传奇色彩，能否简单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丁守和：我的人生其实还是挺平淡的。我出生在河北省望都县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民，我在本乡读过初级小学后，随后读高级小学。高小还没毕业，就赶上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学校停办，我就缀学回家。当时高小毕业在乡下就算有点文化了，我在帮助父母种地之余，很喜欢读书，就找了些书乱看，总想找个机会出去继续读书。正因在家自学读书，自己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文化弟子，所以1946年我就进入华北联大读书，后转入华北大学学习。1948年底在华北大学社科系毕业，这期间到获鹿参加过土改复查工作。1949年3月进城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任秘书处秘书。1950年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1961年初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1977年调到近代史所负责筹备主编《近代史研究》并主持文化史研究室工作。我在家务农时的确学过木匠活，后来这门手艺也没有完全丢掉。“文革”时在信阳五七干校，我重操旧业，做过不少简易家俱。我现在用的木箱，就是那个时候自己亲手做的，搬了几次家都没舍得淘汰，是想留下做个纪念。
丁守和先生
左玉河：您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后来怎么会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丁守和：1949年进北京城后，我调到中央组织部，在秘书处当秘书，负责干部培训工作。1950年因工作需要，我就调离了重新分配工作。我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后来在华北大学的学习也具有培训性质，并没有正式文凭，所以大家都嫌我的文化程度低，没人要我。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中央编译局刚成立时正好缺人手，姜椿芳副局长就把我要了去，开始时也是做组织人事工作。我努力工作，刻苦读书，钻研理论，经常熬夜，下决心把文化课补上去，把马列主义理论学好。在读书学习过程中，我逐渐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有了一些研究心得，也写了一些理论性文章。1953年3月开始在《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1954年在《新建设》上发表《学习国家工业化理论》的长文。中央编译局成立研究室后，就把我调了进去，专门搞研究，后来还做了研究室主任。我知道自己的文化程度低，但我不服气。我一靠勤奋刻苦，二靠谦虚求教，三靠独立思考，慢慢地追了上来。1955年11月，我撰写的《学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既是同志们帮助教育的结果，也是我勤奋学习的一点成绩，对我从事理论思考和研究工作是极大的鼓舞。
左玉河：您在50年代从事学术研究之初，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等问题上，当时您是出迎于什么样的考虑？能否简单概括您在这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
丁守和：我当时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主要是配合50年代全国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唯物史观的需要。当时，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列宁全集》后，我认真研读，接连写了几篇学习心得，在《人民日报》、《新建设》上发表，对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接着，我开始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在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我陆续发表了几篇介绍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影响的文章，并拟定提纲，与研究室同事分头撰稿，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完成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我在研究中发现，五四时期的报刊资料非常丰富，值得编辑介绍，便主持编辑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这套资料集约有30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1958—1959年出版，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基础。正是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我与人合作撰写《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由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正式出版。这本书前后用了几年时间，修改多遍，确实动了些脑筋。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多方面分析；二是资料丰富，经过筛选，引文多而不繁，并把二者结合起来，既有纵的叙述，亦有横的剖析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统一，对当时的各种思想文化、社会思潮和人物等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可以说是这方面最早的学术著作，收到人们的重视和好评，反响不错。但也给我带来了麻烦。一年后，该书被康生诬陷为大叛徒陈独秀翻案，是利用历史研究反党，是本大毒草，被禁书毁版。“文革”中遭到无数次批斗，甚至挨打。其实这本书绝不是什么反党的问题，而是也受到当时“左”倾思想影响。在那年月，又能说什么呢？“文革”结束后该书得到平反，我进行了认真修订，再版印行了8万多册，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我在这个研究领域内的贡献是：最早系统梳理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将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关系作了清晰的分析，阐述了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说明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既是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左玉河：您是在中央编译局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的，并取得了初步成绩，为什么后来调离编译局而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呢？听说是黎澍先生把您要去的？
丁守和：我认识黎澍是在1953—1954年间。那时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我在中央编译局，一次开会姜椿芳副局长介绍说，5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的《为纯洁祖国的语言而斗争》社论，是黎澍起稿，经毛主席修改过的。这篇社论我仔细读过，印象很深。所以这次认识黎澍，感到格外高兴。1955年他调中央政治研究室，我在研究工作中遇到问题有时向他请教，求得帮助，我们写的东西，也送给他看，他也要我们做些事。在那年月，政治运动不断，谁也难于逃脱。1957年反右派，黎澍为别人讲了些公道话，受到批判。1959年反右倾，我受到批斗，下放安徽农村劳动一年。回来后姜椿芳告诉我，编译局不再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室的人已多到中央党校，李践（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也希望你去。还说黎澍已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任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希望我去他那里。我问他看去哪里合适，他说你这个人爱讲话，好提意见，还为别人抱不平，你看这次整得多厉害，恐怕还是搞些学术研究好。当我去看黎澍时，他说已同范文澜、刘大年谈过，都同意我调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61年春节后，我正式到近代史所工作，开始编《马列论历史科学》，也看些稿件。《历史研究》搬到近代史所后，我便负责编辑部工作，因只有四个人，组稿、审稿、编稿、校稿什么事都做。黎澍还领导一个思想史组，后改为文化研究室，也由我管，直到“文革” 。1975年下半年，我又随黎澍去《历史研究》两年多。1977年底开始，我调到近代史所文化研究室工作，负责筹办《近代史研究》。我虽然不再在黎澍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仍然常去看他，谈谈学术研究、学术界动态等，直到他1988年去世前一个月还一起参加理论现代化学术讨论会。
左玉河：您从1961年到1966年都在《历史研究》工作，并兼任编辑部主任，与黎澍先生共事多年，对当时史学界的许多情况都很熟悉，能否简单谈谈《历史研究》是怎样坚持实事求是而反对放空炮的？
丁守和：我到《历史研究》后，同黎澍的接触自然多起来。在组稿、审槁方面，他都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他认为要办好刊物，主要是组织和发表些好的文章。要提倡唯物史观指导，但不能当作套语和标签。要注意稿件确实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物，论之成理，不要发表或尽量少发大而空的文章。他认为，建国后提出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对的，也有成绩。但也存在着教条化、公式化的倾向，如空洞议论多，扎实研究分析少，只讲阶级观点，否定历史主义，只强调党性革命性，不重视科学性，还有将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等，都是不利于历史科学发展的。应该坚持辩证唯物观点，从事实出发，全面看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坚持科学态度。1961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一文，批评了当时历史研究中放空炮说空话，写批判文章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戴帽子打棍子等倾向。当时发表范老这篇文章时，黎澍煞费苦心，仔细推敲，反复修改，将具体有所指的话都删去，只是批评一种现象或倾向。我也看过两稿，记得还曾向黎澍谈起，范老反对放空炮，我很赞成，不过他的文章似乎也是放空炮，未有实例。他说，现在只能这样，如果放实炮那不打着人吗？现在放空炮说空话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限于史学界。这篇讲话发表后，果然遭到某些人的攻击责难，认为反对放空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引起一场风波，甚至被告到中央。好在范老德高望重，尚未酿成大事，但一直到“文革”还是一桩公案。
左玉河：在您长长的著述目录中，我发现您在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都打了重点号。这两部书是怎样编辑出来的呢？您为什么特别重视这本书呢？
丁守和：这两部书是在黎澍直接领导下编辑出版的。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兼管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的工作，他要黎澍编一本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的书，以便让大家多了解些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编辑要求和编辑体例是黎澍的意见，具体工作是我和几位同事做的。我阅读了许多原著和抄写的资料，进行分类和章节安排，分为历史和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研究历史的方法共四章。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两章用力最多。如研究方法就有从事实出发、阶级分析方法、用历史观点考察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特列上坚持科学性。黎澍看后作了修改调整，加上“反对教条主义”、“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套语和标签”、“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义愤不能推进科学，客观主义要迷失方向”、“蔑视辩证法不能不受到惩罚，玩弄辩证法必然导向诡辩主义”等。应该说，我们编这本书是用了不少精力和心思的，特别是黎澍，他的基本意思是希望大家多读些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个基本了解。他在“编辑说明”中强调，读者应该“注意作者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为着什么事而讲这些话的，正确地加以理解”，还提出“最好能查对原文，细译原意，使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面”。黎澍还同我谈起，马克思主义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是科学，无所畏惧。马克思始终关注实际，研究实际情况，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但坚持科学又谈何容易，如哥白尼、伽利略都受到教会的严厉惩罚。所以坚持科学性，就应该像马克思所说的，要有敢于“下地狱”的勇气。他还说，彭德怀有什么罪？他不过是了解些实情，替人民讲了些真话，结果被打入地狱。我们编这本书，列上坚持科学性，选入马克思的那些不要怕进地狱的话是必要的。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却又被某些人多方挑剔，在当时特别是“文革”中被横加指责。罪名之一是，坚持科学性，而不强调“革命性”，就是“反对革命性，反对党性原则”。罪名之二是，目录上只列阶级分析方法，没有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是把“观点”贬低为“方法”，是别有用心的等。这些罪名是够可怕的，但这是不能安在我们头上的。这些我都向黎澍谈过，议论过。我们当时的意见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革命性是与科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性是基础，是第一性的，没有科学性就不可能有革命性。恩格斯说过：“科学愈是表现得勇敢和坚决，就愈加符合工人们的利益和向往。”
左玉河：在60年代学术界关于“历史主义 ”问题讨论中，您和黎澍支持翦伯赞、宁可的观点，并因此受到关锋等人的批判，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丁守和：从1960年起，有些学者就“史学革命”中只讲阶级观点、否定历史主义的倾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该用“两只眼睛看历史”，既要有阶级观点，也要有历史主义。1963年《新建设》杂志发表长文，全面批判了历史主义原则及其表现，否定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价值，强调只能以阶级观点为指导。针对这种批评，黎澍请宁可写了《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发表，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使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不能用阶级观点包括或代替历史主义。文中说阶级观点是唯物论、历史主义是辩证法，是黎澍的意见。是否有当，自可讨论，但强调研究问题包括研究历史，要有辩证观点和方法，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价值，无疑是对的。宁文尽管还是强调了阶级观点，也承认了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但在那个年代，提出历史主义就是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很大冲击，自然被视为大逆不道。在收到关锋、林聿时的批判文章并予发表以后，我同黎澍商量，可请宁可再写一篇。他很同意，说可以在辩证法方面再展开些，针对关锋文章，多讲些马克思的历史观点。记得还同宁可、胡绳武等谈论过一次。宁可又写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进一步阐明历史主义原则及其运用的意义，同时也强调了阶级观点。我看后也未提意见，就在1964年发稿了。在看校样时，我又仔细阅读了一遍，总觉得讲“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过多，而且实在说，我认为阶级观点只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原理，将其说成核心，显然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或曲解。如果不纠正这个看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很难坚持的。于是我便将一处改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当然是个原则性改动，但我也忘记告诉黎澍和宁可。待到“文革”时，宁可便为此倒了霉：“你又说是‘核心’，又说是‘之一’，搞的什么鬼？”一定要他交代。宁可总想不起写过这样的话，只得请质问者到《历史研究》来找我。我虽有印象但也说不具体了。翻阅原稿和校样，果然在二校样上找到我改的字迹，才由我写了证明材料，承担了责任。 “文革”后，我同黎澍谈起此事，他说这样改当然是对的，但只改一处确实造成矛盾，“之一”与“核心”有原则区别。我说在看校样时总觉得这个“核心”不顺，马恩列都没有讲过。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而社会存在则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不知何时出现阶级观点是“核心”的说法？他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创造”，建国前夕评美国的白皮书时就很强调阶级斗争，认为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本来唯物史观具有丰富的内容，却搞得这样简单化、片面性了。
左玉河：如果说文革前您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的话，那么80年代以后您则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史研究方面，尤其是集中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肯定上。您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转变？
丁守和：这与文革后整个学术界的反思很有关系，也与黎澍的影响有关。记得他当时谈过，中国封建社会很长，小生产基础牢固，那一套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的思想道德影响深远。近代以来虽然也引入制械练兵之术、民主自由思想，进行过变法、革命，但封建专制思想很少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进行冲击，有力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追求真知，但因当时局势，很快转入政治斗争。毛泽东曾热情赞扬这个运动，同时指出，那时还只是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摆脱老八股老教条主义统治，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黎澍认为，这个“大工程”可以说一直没有完成。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反封建斗争，而在思想上却未能进行有力的清算或清理。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自主、自由平等思想本来很少，而我们却也来个“兴无灭资”，实则保留了封建的东西。我说是否可以说是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他说是这样，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思想在新形式下的发展。“四人帮”搞的更是封建法西斯专制。中国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障碍。黎澍率先提出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并作了充分的论证，曾发生了广泛影响。我对黎澍的观点很有同感，决心解放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进行批判，完成五四未竟的思想启蒙任务。1979年召开的五四运动6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就是一次学术界思想的会议，我参加部分审稿工作会后选编讨论会文集，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所以，我常说，文化研究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的需要；文化研究的深入，必将促进现实的发展。
左玉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以您高小的文化程度来研究中国博大之传统文化，在现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您在研究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如何克服并最终取得丰硕成果的？
丁守和：我深知自己文化底子差，要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很困难的。但我很有信心。因为我在中央编译局的几年中，对马列著作下功夫研读过，有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后来又编辑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及历史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比较熟悉。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我对文化问题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便有了指导思想，能够自觉地用它来对文化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注意“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尤其特别注意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说，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底，研究文化问题便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锐利的思想工具。但仅仅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量阅读和研究古代文化典籍，有广阔的知识面。我在这方面用了笨办法，一字一句地读经典，务必弄清其本意与延伸义，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管子》等先秦著名典籍，有些小时候就背过，后来又下过苦功夫，能够整段整段地背下来。我的最大优点是保持了农民吃苦耐劳的本色，学习勤奋，生活简朴。从50年代起，就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从未休过暑假，一般都是工作到晚一两点(文革除外)。90年代以来每天仍工作10小时左右，总想多读些书，多看些资料，多研究探讨些问题。正是因为读过很多古书，对先秦文化典籍下过一番苦工夫，所以才奠定了后来研究文化史的基础。80年代初编辑《中国文化》辑刊，主编《中华文化辞典》、《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是系统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机会。我通过审阅稿件，注释译文及对相关论述进行评析等方式，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了深刻体会。因自己早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加上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所以在80年初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文化史研究后，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对推动80年代的“文化热”也尽了一份力量。
左玉河：80年代“文化热”过后，90年代出现了“国学热”，这些年来学术文化领域的论争接连不断，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文化激进主义受到冷淡，而文化保守主义则比较流行，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文化现象的？
丁守和：80年代以来，研究文化问题者日渐增多，乃至形成“文化热”，自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左”的思想是从五四时开始的，文革中的批孔与五四时“打孔家店”一脉相承。这是人们的误解，是形式主义看问题。五四时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追求真理。没有民主科学就不能进步，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左”的教条主义正是背离民主科学的结果，“文革”从头到尾，都是反民主反科学的。90年代以后兴起了“国学热”，重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这是看现象，但应该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有基本的估计。儒学当然有优秀的东西，但其核心是尊卑贵贱、常纲伦理，这只能分析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部分内容是不能也无法使其“现代化”的。我不赞同“儒学现代化”提法。所谓儒学现代化，只能是“儒学化现代”，即增加封建主义的影响，那是危险的。所以我非常赞同黎澍的看法，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我撰写的许多文章都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坚持认为必须对儒学传统中的封建主义因素进行批判，反对打着复兴儒学旗号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复古主义。
左玉河：新文化运动因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而发生重大转折，启蒙运动逐渐演变成政治运动。在五四后中国有没有启蒙运动？五四后中国启蒙运动及新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
丁守和：我80年代以后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文化运动方面。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有关系，但重点不同。五四运动倾向爱国反日，新文化运动侧重启蒙。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准备，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李泽厚提出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的走向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是有道理的。五四启蒙运动没有搞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投入到政治革命中去了。这是“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启蒙运动让位于政治革命。1927年瞿秋白曾说，我们还需要新文化运动，不仅农民不觉悟，而且工人也不觉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讲，反封建仍是革命道路上一个大工程。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仍然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正因如此，我发表了许多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并主编了《民主科学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等，努力发掘近代中国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五四启蒙精神，将肃清封建残余思想的工作进行到底。
左玉河：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性的反传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主要是儒学，尤其是它的核心——礼教。反儒学、反礼教是否就等于“全盘性的反传统”？
丁守和：要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关键是要看它究竟反了哪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封建礼教，但反礼教并不等于就是“全盘反传统”。五四不仅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相反，它推进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曾从儒学的现代复兴角度，论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批判旧道德，解除旧道德对人们的束缚，这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做了预备工夫；二是新文化运动提倡诸子哲学，反对儒家独尊，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这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前提；三是新文化运动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使儒家思想获得了发展的新动力。如果进一步考察的话，便会发现，五四时期激烈的反礼教，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认识：一是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正是儒学和孔子造成了今日中国的落后。因此，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就必须反孔批儒；二是孔子所提倡之道德，是封建时代之道德；所提倡之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生活；三是儒学尤其是它的核心礼教，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要引进后者，就非批判反对前者不可。就这三方面的认识来看，尽管其中有一些偏激之处，但其主旨并没有什么不对。
左玉河：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是近代以来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中国民族文化有无保留的价值？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特色？这仍然是目前学术界思想界争论较大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复兴？
丁守和：在任何年代谈文化的发展，都应既看到文化的的个性即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不能忽视文化的共性即它的相互交流性。在研究文化问题上，我主张文化研究需要“古今中外法”。我认为，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个性反映了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的特性或个性，或曰民族性。共性则表明各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以求进步。而最重要的，就是要从事实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术研究与继承吸取、融会贯通、创新和发展相结合。继承传统优秀文化，温故而知新；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借鉴而创新；融会古今中外，创造现代文明。这是我对文化问题的总体看法。所以，我反对某些人说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等等提法，这是一种盲目的自大心理在作怪。当然，我也不认为全球化真得就会消灭民族文化。
左玉河：您在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成绩，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见解。作为这些研究领域的专家，您认为今后学术界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深化研究？
丁守和：学问为天下之公器，一代有一代的学问。我们这代学者只能根据自己的时代要求提出问题并力图解决，你们这代学者显然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要求并肩负着更重的时代使命。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需要下大工夫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处于复杂多变的转折时期，需要认真梳理，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问题到现在还在进行中，从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的文化转型问题还远远没有完成，其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得很不够。80年代以来学术文化界的许多争论问题，是近代文化论争问题在现代的翻版，很多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已经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在那时也提出来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理性地看待中西文化问题，如何重建中国新文化，都需要认真思考，需要从研究近代文化演变史从找出可资借鉴的东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使命远远未能完成，需要继续努力；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仍需肃清；民主科学在中国要扎下根还需要努力。胡绳为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一书题词说：“永远要提倡民主与科学”，这是对的，我们就是要永远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所要建设的新文化的核心理念。
左玉河：您从事学术研究50多年了，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等方面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您能否概括出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对青年学者有哪些期望与建议？
丁守和：我由研究五四开始，进而上下扩展，研究近代史，也涉猎古代史，主要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我负责编《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及《中国历代奏议大典》时，阅读过诸多奏议文章，很喜欢哪些秉笔直书，有意见实话直说的“谔谔”之声，不喜欢那种唯唯诺诺、吞吞吐吐、拐弯抹角之言。正因如此，我将我的一部随笔集定名为《谔颚集》。我个人的治学体会是：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决不能搞教条，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要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不畏权势、敢于仗义执言，执著地追求真理。严复曾说过，学术研究“就是平实的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做到这两条。我们这代学者经过了旧社会的战乱与动荡、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没有能够完全将精力放在读书做学问上，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这是很遗憾的事。你们赶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着扎实的研究功底和较为广博的知识面，有着做学问的各种好条件，应该做出更突出的成绩。我希望你们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做出更大的成绩。你们有这样的能力，也应该有这样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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