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生过世一晃已经一周年了。 带儿子去南京给许老师上坟，看到先生还有师母的照片并排贴在墓碑上，先生是在师母过世满七个月的那天主动选择离开人世的，他去那往而不返之地，是找师母去了，现在，他们在那边该是永远地不分离了吧。 我对先生说：我带儿子一起来看你，我记得您的恩情，我的儿子将来也会记得。 我对许爱军师姐说，老师和师母的照片选得很好。 说完，我泪流满面。 但我跟老师却是有隔阂的。 我毕业答辩的时候，许先生用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答辩委员会面前训斥我，当时我被先生的斥责弄懵了，先生发言结束，我站起来离开了答辩会场。答辩委员会主席曾华鹏先生追出来，他拽住我的手说，“红兵，答辩还没有结束！”我不知道答辩是否还有意义，但是，曾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他把我从海门一所师范学校打捞出来，又将我推荐给许志英先生，曾先生对我厚爱到娇宠的地步，他允许我硕士第二年提前攻博（而实际上，曾先生学问和人品的万一我都还没有学到），并把我推荐给许志英先生。 感谢各位答辩委员会老师对我的宽容，他们让我通过了答辩，并决定授予我博士学位。答辩之后，据说许先生没有在我的表格上签字，“导师签字”是由丁帆老师代笔。 此后学界盛传许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而我则是先生铁面无私故事中的反面典型。 那年7月，我骑着三轮车载着自己的10余箱书去码头，乘船离开南京，船过南京长江大桥，我有一种和南京永别的感觉，我那天在船栏杆上俯身落泪。 我从许先生那里毕业，离开南京，有好几年都不能跟先生通话，也不能去见先生。1998年冬我到南京参加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年会（那年我和谢有顺一起被增选为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和刘川鄂住一个屋，晚上我跟川鄂说，我去看我导师，我抱了从湖北带来的两条好烟打的到了先生家楼下，但是，在先生家楼下转悠了许久，却没有上楼。此后很多年，先生在我毕业答辩会上对我的公开训斥一直煎熬着我，先生是觉得我根本不够格做文学研究？ 我的论文《人性论文学史观质疑》的发表，是我和先生产生隔阂的源头。 先生一生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五四文学，代表作《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等，先生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以“人性的解放”为理论主张的启蒙运动。先生认为五四文学的指导思想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反映着人民大众思想解放的要求，而显示出历史前进的进程”，先生的论说策略是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做出区分，充分肯定小资产阶级在代言人民大众心声方面的意义。 先生的这一指认，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对五四文学性质的重新定义，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纪元——此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重点由过去的“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革命文学”而转向“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启蒙文学”，这一转向，使得现代文学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因为这个转向而为1980年代中国“新启蒙”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史资源和文学史作证，成为1980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思想源发地和精神推进器。它成了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部分。 先生的这一贡献不仅对现代文学学科，也对当时的思想界解放、开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学术史价值和思想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先生还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先生在1984年清楚精神污染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受到有组织的批判。他承受的精神压力，后来我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我们该怎样纪念二战》等文章受批判，我才有了真切诋毁，才知道先生当初的处境艰难和坚持信念的不易。 先生是有信念，有意志的人，先生选择那种离世方式就是明证。先生从未放弃他的思想，相反先生以其特有的执着冒着危险坚持着这一思想，并逐步将之深化、细化为一个针对现代文学的解释框架——压迫在先生那里转化为动力，他的研究是更深入，更坚定，更细致，更体系化了。 可以说，先生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 我到先生身边是1995年，我跨校参加提前攻博考试，被先生破格录取，先生给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五四文学审美精神》，先生希望我能从事五四文学审美研究，能补上他五四文学研究做了“主题”而没有做“审美”的缺憾，完成其五四文学研究的整体框架。我知道他非常希望我在这方面有所造就。 但是，我却无法承载这种厚望。 我硕士期间已经开始反思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欠缺，1995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的专著《文学史学》（该书的主要章节当时已经开始发表），在对“进化论”、“反映论”文学史观做出反思之后，我已经形成了对“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的整体质疑，这使我对先生的“五四文学：人的文学”的定位深有疑虑。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他们一代人的成就，过去他们受到来自“上面的”批判，他们是顶住压力继续研究，坚持了这一学术见解，形成了一代人的学术气候，他们解放了现代文学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救了现代文学研究。现在，难道仅仅是在10年后，他们就要受到来自“下面的”——他们自己的学生的批判，这是来自学术界内部的批判，而且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学生，这是一种不同于任何“来自上面的”批判的批判。 他们这么快就培养了自己的“敌人”，他们的继承人成了他们的敌人？难道我要做这个“身为自己人的敌人”？ 难道我真的要反对“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反对“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就等于要宣布一个他们为之奉献了整个学术生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思潮”——这个来之不易的时代——是站不住脚的。 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头版头条，发表了我的《人本主义文学史观反思》一文，批判“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编辑部还为此文加了编者按，呼吁就此展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反思”。后来该刊知名编委在回顾该刊10历程的文章中还提到我的这篇文章。 多年以后，当我也相继接受了两种批判（敌人和自己人）之后，我才体会到受到这种“自己人的”批判对一个学者来说，他所要面对的自我质疑、自我否定有多痛苦，这种痛苦之深，差不多只有自我分裂才能消弭。我在《为20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受到来自“上面的”批判时，一点儿没有后悔，一点儿也没有胆怯，它并不能让我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但是，我在《我们该如何纪念二战》一文受到网友批判时，却体验了深入肺腑的苦痛——我受到的是我所真爱的人的批判，我的信念、信心开始崩溃，支撑我独对世界的那种力量消失了，我开始动摇，这比都可怕，一下子坍塌崩溃的感觉——因为自我怀疑。 可惜，我那个时侯不知道这种打击的力量，它对一个人的毁灭性的破坏力，是我在38岁的时候才体验到的，而我那个时候才28岁。 要不然，我不会那样做。至少，我能做得更委婉一些——我当时自以为聪明地把朱德发先生作为商榷对象，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和先生的直接对话，但是，先生依然把这篇文章理解成了“学术上的背叛”。 实际上，1996年我就已经完成了我的《文学史学》专著，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文学史学学科，完善中国文艺学框架的目标，随着“文学史学”专著的完成，我对文学史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基本原理的阐述、逻辑框架的确立工作基本完成，甘肃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我的专著，但是，我拒绝了。 我知道那还不是时候，事实是此后《文学史学》指导1999年我毕业以后以后才经过删节后出版，2008年重版。 那个时候，我加入了以王干、韩东、朱文、鲁羊等为首的南京“断裂”文学小组活动——这是一个松散的作家、批评家群，没有什么固定的活动模式，但却极有思想魅力，实际上，直到今天，它的影响力和意义依然没有受到文学界应有的重视。我的思想开始转向，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福柯等成为我的重要精神资源，南京断裂文学小组的创作倾向和文学观——小叙事的倾向和观念开始影响我对五四文学的整体判断。我已经不再能接受“文学可以表现一个完整的阶级的声音”，“文学可以表现一种完整的‘人性’的欲求”的观念。在我看来人道主义和阶级论实在是一墙两面，它是同一种思想、同一种观念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文学关乎个人在在世状态和理解，属于日常生活的层面，它是对日常生活的小叙事。 而五四的根本问题是面对儒教和皇权中国人尚未真正找到“抵抗的”话语系统。思想界没有，文学界更没有。其实对于文学来说，系统的抵抗话语是否有也许根本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个个人的体验。 王干那个时候正在推“新状态写作”，他很有见地，看到很多有趣的问题，身边游走着一群年轻的作家，尤其在年轻一代的写作中看到很多“新”问题。他和何锐、宗仁发、田瑛等做“联网四重奏”，每期一个青年作家，这个作家同期在《钟山》、《作家》、《山花》、《花城》上发作品，然后由一个评论家在《作家报》上发评论。他推荐我做这个评论员，我结合这个任务，一口气写了鲁羊、李洱、丁天、朱文等十数人的评论，那个时侯只想多读小说，并不特别在意这些小说的好坏，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对同代人要宽容，而对历史要严格。 我给这些小说很高的评价，并开始使用“身体写作”和“相对主义”批评的概念。“相对主义”批评的概念当年就引起了重大的争鸣，《文论报》、《作家报》、《文艺争鸣》、《广州文艺》等都参与了，而“身体写作”也因为王岳川在《文学自由谈》发文批评我发在《山花》杂志上的《个体性写作与身体型作家》一文是新生代作家“强打精神的理论代言”而开始反倒是引起了一些论者的注意。但是，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几个年轻评论家开始弄新生代、新状态的评论，多数批评家和读者还没有把新生代作家当回事。其实，他们的气氛不是太热闹的。 但是南京的地界，那个时候新生代们正成气候，从上海来、从苏州来、从镇江来、从芜湖来，很多人来南京聚，饮酒和喝茶，南京都散发着一种气场，要革命似的，看到的人都憋着气，就要呼出了。后来，渐渐地，这些人的气也都呼出来了，风声很大。 不过，我当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和作家们的还不一样，一天吴晨骏带了一本杂志来，指着杂志上的文章说，你看这个人在骂你，你得解释解释。 其实我已经看过，也知道，是的我必须面对的是“读者对新生代小说的伦理指责”问题。 我开始写作《纯粹伦理学通论》，思考是否有一种身体伦理的存在。现在回想那篇文章，我在1997年的时候，已经把文学书写中的伦理和日常生活伦理区别了，后来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提出“叙事伦理”概念，他是把叙事伦理放在人民大叙事和个体小叙事的背景上来论述的，不过，我当时主要是从纯粹伦理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在纯粹伦理、规范伦理的框架上，提出了“自体（身体）伦理”的问题。（我把纯粹伦理(或理论伦理)、规范伦理(或实用、实践伦理)区分开来，我认为纯粹伦理是理想的、概念的,它关注终极合理性,并不要求直接的现实性。纯粹伦理由个体的、"身体性"的人出发,也在终点上回到这个"身体性"的个人,"身体"构成它的逻辑起点。纯粹伦理是一种反对传统的身心二分法的以身心一体为基础的新的伦理——自体中心的伦理：它呼唤一种崭新的自体中心的道德,这种道德将依持“人”的感觉而不依靠神的意志,依靠"人"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依靠外在超越主体的威权;它坚持身体的人作为唯一道德主体的地位,坚信善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性存在之中;人不仅是身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自体中心的伦理的中心基点是,人类的道德实体是个人。纯粹伦理要求建构一个后上帝、后圣人的道德精神,强调人在规范伦理道德教条面前的主体地位;强调个人对于公共信念的否定权与认同权的一致;它不否定道德的共通与共同,但对于规范伦理的保守性甚至反人道性具有更强烈的主体自觉和更主动的叛逆意识。） 我试图通过对纯粹理论和规范伦理的区别来解释“身体写作”中的非伦理化倾向。 后来，我又直接写了《论道德批评》一文发表在《南方文坛》，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道德批评》一文中，我把“审美道德”和“日常生活道德”做了区分。“身体叙事”的根本问题是它坚持的是纯粹伦理的尺度。这个尺度是绝对论的尺度，反过来，也是绝对相对论的尺度。所以维特根斯坦“善与恶本质上只属于自我而不属于世界”；“我是幸福的，或是不幸的，如此而已。我们可以说善恶并不存在。”，和尼采“真的，我必须告诉你们永恒的善与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它的一体两面。人类生产力有限发展的条件下，这种纯粹伦理和规范伦理的分置可能会一直存在。而文学写作，就是在这个缝隙里寻求其伦理问题的独特的审美角度的提出。 当然，身体伦理和身体叙事的问题远未得到澄清，直到2003年，我有机会获得新加坡国家教委项目支持，和宋耕先生一起做《身体政治》的项目研究，我才大致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身体政治”研究对我的意义主要在于让我系统地重读了儒家和道家早期经典，用知识考古和词源学的方法厘清了“身体”的始源意义。 写这篇纪念许先生的文章，脑子里满是南京大学校园的景象，所有的思绪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然而语言终究是苍白的，“当我们试图描述自己或者建构体系，其实我们正被语言抄了后路”，德里达对卢梭的解构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言说，可惜，我是在我写完《我的N种生活》之后看到那本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