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春思秋怀忆故人——冯承柏教授纪念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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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10月25日 作者：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黄安年的博客
在我的印象中，凡熟悉冯承柏教授的人，无不深为他出众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和高昂的探索兴致所折服，觉得若天假以年，他必能在许多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其实，冯先生谢世时已年逾七旬，按照前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也算是得享天年了。可是大家都为他的去世而悲痛和惋惜，都觉得他没有完全发挥才华，并未充分施展抱负。冯先生是一个见多识广、精力旺盛、兴趣广泛的人。以往我们每隔一段时间见到他，听他谈起自己近来的工作，总能得到新的信息和新的启迪，不由得由衷地赞叹他锐意求新的精神。他始终活跃在学术的前沿，在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中，保持着一颗永远不老的心。我想，他的离去何以给人一种强烈的“天妒英才”之感，主要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吧。
冯先生不是一个于今大学里常见的那种专家型教授。他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本人却没有念过大学，后来成了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人们难免觉得有一种传奇色彩。也许正是因为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也就没有形成狭隘的专业意识，不受学问门户的局限，只是凭着自己对知识和思想的兴趣，出入于众多的专业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了令人称道的建树。我们可以读到许多缅怀冯先生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大多是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作者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众多的专业领域，而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称颂冯先生的博学、睿智和敏锐。这不正是冯先生治学广博的活见证吗？
与一般学者相比，冯先生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刻意追求著作的数量。他已刊的著作不算太多，也没有什么“鸿篇巨制”。在我看来，以冯先生的聪慧、博学和敏捷，做到“著作等身”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反感那种“以字数论英雄”的学术浮躁之风，不肯草率地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在读研究生时，同学们中间经常传阅冯先生的论文手稿，其材料之丰富，见解之不凡，受到大家一致的推崇，但我始终没有见到这些论文正式刊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开过好几门前沿性的课程，如“西方社会科学与史学”、“西方博物馆”、“美国社会经济史”等；他的讲稿材料翔实，讲解则新意迭出，大家都盼望他将这些讲稿整理出版，以惠及更多的人。当时冯先生笑而不答，此后也没有见到它们公开出版。这体现了冯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他不愿发表自己觉得不够成熟的文字。这样就使他的著述能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别的领域我不敢妄言，在美国史方面，他于80年代中期发表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一文，在当时的口碑中，有“代表近年美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美誉；直到今天，它的学术价值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在学生的眼中，冯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作为学生，在有意无意中所持的“好老师”的标准，大体包括这么几点：既有丰富的学识，又有表达学识的口才，更有让学生分享这些学识的善意和热情。冯先生堪称这种“好老师”的典范。凡听过冯先生课的人，无不叹服他知识广博，见解深刻，应对敏捷，口齿流利而表述严谨。八十年代中期，冯先生正当精力充沛、意气飞扬的盛年，他意识到社会科学在史学变革中的重要性，为历史系学生开设了“西方社会科学与史学”。我们这些研究生和本科生一起，十分踊跃地选修这门课；能容纳六七十人的教室，上课时总是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课后我们意犹未尽，冯先生和他的课仍是谈论的话题。大家除了倾慕、赞叹冯先生的学识和风采，更有一种探求知识、向往高妙学术境界的冲动。一门课能在学生中产生这样强烈的反响，当然是只有杰出的教师才做得到。在课堂以外，同学们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总会想到向冯先生求教；而他在不经意间流露的只言片语，便能给人茅塞顿开之感。
在南开，冯先生是一位知名度很高、受人敬重的教授；在国内的美国学界，他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他的组织工作，他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的业绩，对南开乃至全国的美国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推动。
冯先生是南开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在杨生茂教授的带领下，在美国史研究室苦心经营，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其实，他在美国史领域专门做研究的时间并不长。文革后期美国史研究室逐渐恢复工作，他受“政治问题”的牵累，只能做一些不能署名的资料整理和翻译工作；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前期，他真正着手做研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数篇有分量的论文；可是，正当国内同行惊叹他“势头很猛”的时候，他出于工作需要，把重点转向了博物馆学的研究和教学。此后，他在美国史方面间有新作，而数量已不如从前。但是，他在不长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却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以出众的学术敏感和厚重的文史功力，先后就马汉的海权论、美国的工业化、内战后的南部经济、中美城市史比较等问题进行探讨，所发表的论文都深得学界好评。如果让我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发表的美国史论文中挑选十篇佳作，冯先生的文章无疑是首选。
在学术成就之外，冯先生对美国研究的发展还有多方面的贡献。他在八九十年代主持南开美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把它建成了一个积极活跃而成绩斐然的美国研究重镇。他的英语表达能力极好，与美国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成功地组织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活动。1988年初冬，在美国首次总统就职200周年纪念来临之际，他在南开举办了“美国总统制研讨会”，从美国请来了一批在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颇负盛名的学者，其中有大名鼎鼎的詹姆斯·伯恩斯和托马斯·克罗宁。而在国内一方，冯先生则大胆起用年轻人，给我们这些在读的研究生提供了在会上报告论文的机会。冯先生事后说，当他向美方提出这一方案时，他们的反应似乎是“学生们有什么可报告的呢”；但结果却让美方与会者颇感意外和惊喜。显然，中国美国研究新生代的冲击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年在会上发言的年轻人中，确有不少人成了这个领域的知名学者。
邀请外国学者来南开讲学，也是冯先生用力甚多而收效很大的工作。在冯先生担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有一段时间受中美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影响，邀请美国学者来华讲学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但这期间在南开园仍能时常见到美国学者讲学的海报。在冯先生请来的美国学者中，我记得最有名的是美国宪法史学者斯坦利·卡茨和女性主义运动领导人贝蒂·弗里丹。在外国学者讲学时，冯先生有时用中文做一番概述和评论，以帮助听众了解内容和主旨；有时则向演讲人提出一些有深度的问题，从而引发热烈而精彩的讨论。参加由冯先生主持的学术讲座，总能在活跃的气氛中感受到强烈的思想冲击。
冯先生给南开和国内的美国研究留下的另一份丰厚遗产，乃是图书资料的建设。他在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在图书馆五楼开辟了一个专门的美国史书库，将原来分散的美国研究藏书集中起来，分门别类地排列，派专人负责管理，使用特别方便。而且，由于冯先生与美国使馆文化处和亚洲基金会的有效沟通，有关美国问题的新书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那时我们经常出入这个书库，每次都有一种身临福地的愉悦和畅快；在那些摆得密密麻麻的书架中间缓缓移动，不时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除了南开的学生，还常有外地的研究人员光顾。没有冯先生的努力，南开图书馆决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使各地研究人员都能受益的专门书库。可惜，随着冯先生的离去，这已成了历史。
关于网络资源对新时代学术的影响，冯先生有着超前的敏感。他比年轻人都更热心于学习和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南开教师最初共用一个电子邮件账号，就是冯先生以自己的名义申请的；像“光盘数据库”、“网络在线数据库”和“美国记忆”之类的新鲜名词，我们最早都是从冯先生那里听到的。不仅是在南开，而且在整个国内美国学界，冯先生都是最早重视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尝试的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南开美国史教师和学生在网络资源的利用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国内高校较早开设网络资源与历史研究的专门课程的教师，就出自冯先生的门下。在今天，研究美国史离开了网络资源，几乎是寸步难行的；任何一篇学位论文的参考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必定是来自网络数据库。我们在网络资源利用方面能有今天这种局面，冯先生的先行和开拓之功，是不能忘记的。
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位热情开朗、探索不止的学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们今天纪念冯先生，除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和缅怀之外，更带有对一种特殊的学者风范的向往。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专家主导的时代，而且我们的大学教育还在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专家。专家的长处是在某一点上钻研很深，其不足是偏蔽固陋，甚至缺乏常识。专家的文章富有学识，但可能缺少一点情趣，看不到那种纵横挥洒、汪洋恣肆的气象。我们在纪念冯先生的同时，也热切地盼望在这个专家的时代能多一些像他那样的博学之士。如果我们在专业工作中兴趣广泛一些，力争懂得多一些，努力把学问做得洒脱一些，难道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吗？
2008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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