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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蒋廷黻这个名字对我们是陌生的。1949年前他在学界、政界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的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他是历史学家，以主张史学改革名动一时，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 1987年，岳麓书社重印了他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在前言中指出要“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 蒋廷黻1895 年12月7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薄有田产的农家，从祖父一代起，就兼营铁器铺。他六岁丧母，但受到了继母的善待。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经常为乡里邻居“排难解纷”。对他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二伯父，这位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安排他到教会 1912年，他17岁那年只身赴美，经过三年半的半工半读才读完中学。1914年至1918年在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就读，主修历史学，获 1923年，蒋廷黻学成回国以后先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得到了张伯苓校长的赏识和支持。那时他已开始在教学之余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张伯苓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肯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使他终生难忘。他之所以能在南开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与这种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是第一部不依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编辑的外交史资料，目的是使中国外交史研究学术化，他自述“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说南开六年奠定了他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从17岁到28岁，他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1年之久，比一般留学生受到过更多西方文化的熏陶，属于西潮影响至深的一代知识分子，带回了新的观念和方法。但由于他少年时代就离开中国，连汉字都写得很蹩脚。回国以后，他从读四书五经开始，进而研读《资治通鉴》和古典诗词，中文写作也是在这里速成的，所以他的文字虽然表达清楚，逻辑严密，但文采并不怎么样。 1928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1929年5月，他亲自到南开邀请蒋廷黻来领导清华相当重要的历史系。蒋对南开依依不舍，没有答应去清华，罗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终于答应了。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留美十一年的蒋廷黻吃惊地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胆发掘、起用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 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改变了“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清华学派：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他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到看法之中。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1932年初次见到蒋廷黻时，蒋才36岁，却“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清华六年他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 1934年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这是一部编辑精当、卷轶浩繁的外交史资料集，上、中两卷共收入1822年到1895年间的重要外交文献799篇。他还收购散藏于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五年以下未编成），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看法。他是个惜墨如金、不轻易下笔的人，清华时期恐怕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多的，他的那些出色的专题论文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等，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有的几乎是大翻案。 但他并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比如曾国藩，他感到惋惜的是曾生得太早，对西方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这些观点后来都包容在他的近代史研究中。因此，李敖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言中说“当然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常常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英美留学归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在他的推动下，1932年5月他们创办了著名的《独立评论》周刊。几年间他一共在《独立评论》发表了60篇政论，有些同时还在《大公报》发表，这算是他书生议政的时期。 1933年12月，他发表了《革命与专制》一文。面对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连绵不绝的内乱，国不成国，他从欧洲近代历史演进中，发现了西方现代化的两部曲：第一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第二才是用国来谋幸福。他自称信奉的是“新式专制”，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的独裁，崇拜的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开国领袖凯末尔，他是国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赞成以一人的大专制取消数十人的小专制。胡适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之间围绕着有关独裁与民主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争。 直到在苏联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蒋廷黻对民主和专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194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的《观美国并回观祖国》一文指出，美国人现在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其实是立国之本。自由主义能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更不应废除政治自由。他还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 以1935年12月为界线，蒋廷黻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半。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历史学家，从1923年到1935年，虽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938年写的，但主要观点在这个期间已经形成。他的后半生从1935年弃学从政开始，历任 清华六年，他不仅显示了学术上的实力，行政才干也得到一定展现。作为研究外交史的专家，他发表的有关内政外交的独特见解，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与胡适论战时期发表的主张专制的文章恐怕也甚得君心。这就无怪1933年夏天到1934年6月蒋介石三次约见他。1934年7月，他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德国、英国。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即任命非国民党员的蒋廷黻担任政务处长。 从此他告别清华，踏上了弃学从政的不归路。上任不久他曾写信给美国的费正清，“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一个大学教授，从书生议政到书生从政，即使想重操旧业也几乎没有可能了。好在他认为做官只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罢了。他之弃学从政丝毫也没有装腔作势、半推半就，就如他当初进清华时一样，他进政府也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短短三个月中，他对政府部门的结构作了一番研究，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重叠交叉，互相摩擦。蒋介石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他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官僚、政客的激烈反对。他仿照西方的做法，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实姓名登记财产，但到处游说，竟然无人响应。曾与蒋廷黻在联合国共事过的澳洲外交官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许纪霖在《读书》撰文介绍蒋廷黻即以《瓷器店里的猛牛》为题。难得说人好话的狂人李敖在《蒋廷黻和他走的路》一文中称他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 他曾热烈地鼓吹开明专制，以为民主行不通，没想到正是专制政体，成了他所追求的行政效率的最大障碍。起码到1949年，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年12月他在美国筹组中国自由党，在蒋介石的扼制下，很快就流产了。化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一直是他最大的志愿，这个念头让他一生都魂牵梦萦，已完成的《中国近代史》只是“一个初步报告”，不料却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句号。1965年他告别官场，曾计划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继续研究，不幸当年10月9日就在纽约病逝，终年70岁。 他从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不惑之年步入政坛，追随蒋介石，热切渴望能有所作为。无论是任职行政院，还是驻外使节，虽然他的学养、见识、才能都是合适的人选，但是在风波起伏的时代大潮中，他以书生从政，试图力挽狂澜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在波谲云诡的权力舞台上，书生气十足的他无法做到左右逢源，1946年9月27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说：“廷黻为一有能力而不爱钱之人，但因其夙为孔庸之工作，为子文所不喜。”1960年4月28日的王世杰日记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廷黻在联大十多年，辩论能力诚非中国一般外交人员所能逮，但对中外人士似均无‘人缘’，且虚荣心似亦太重，此其弱点。”其时正炙手可热的政要陈诚也说他“不易合作”。 “人缘”不好也好，“不易合作”也罢，都是说他恃才傲物，这既是他的缺点，也可以说是他的优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他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1]，还发表过许多批评国民党腐败和政策失当的言论，始终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品格。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无论是作为行政干才，还是作为外交家，他的政治生涯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他的政治选择也决定了他将长期被打入另册，无论是在身前，还是身后。当然，“存其文而原其人” ，政治态度并不是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抛开政治的是非，起码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应该有他的学术地位，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他传世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他那些有份量的论文，他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其次是他在清华大学进行的史学改革，树立起全新的范式，培养了一代新人，这些在中国史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80年代以来，随着他的著作、回忆录陆续在大陆出版，史学界也对这位有卓有建树的史学家给予了重新的评价，尽管有些评价还抹上了意识形态的油彩。 注： [1] 据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说，有“考据癖”的胡适晚年怀疑蒋廷黻可能加入过蓝衣社，因为1952年蒋介石曾让他转告蒋廷黻“还是回到革命党里来吧”，但没有证据，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