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名举，长沙人，1907年出生在铜官的一个名门望族之家，祖父皮锡瑞，是清代一位著名的经学大师。皮家家学渊源，人才辈出，皮家子弟有好几位都是名噪一时的学界巨子，如皮宗石、皮名振都是。他们有的还当过湖南大学校长。 1927年，皮名举去美国留学，专攻世界史，先进耶鲁大学，后进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35年学成归国。回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不到一年升为教授，成为该校历史系一位名牌教师。 1937年日寇陷我北平，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在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皮先生一直跟随行动。在北大、联大执教期间，皮先生先后讲授过西洋通史、西洋近世史、西洋十九世纪史和西洋现代史。 在易社强的《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我们可以得知皮名举先生的形象。“他是朗格（William L. Langer）的得意门生，湖南人，又高又瘦，声音洪亮，胡子拉渣。”课堂教学，皮名举在辛辣的讽刺方面，与吴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吴晗不同，他对任何人任何事，从共产主义到基督教的所有意识形态，都毫无顾及，极尽尖酸刻薄嘲讽奚落之能事。他告诉学生，活字印刷的发明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把“God”变成“Dog”，把“Dog”变成“God”。 接下来皮名举月旦联大教授，就令人不安了。他将挖苦、讽刺的话锋对准了校长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他在课堂上这样讲：如果有学生想弄明白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独霸府邸的企图，他会建议他们去观察他们的校长。他声称，“如果你懂得梅贻琦，就能懂得凯撒。”如果说，对温和谦逊的梅的刻画似乎是不恰当的，那么他对独腿教务长潘光旦冷酷的挖苦，就接近刻薄了。他说，“上帝使盲人复明，使体弱者恢复健康，而潘光旦信奉基督这么多年，还是三条腿（一条真腿，一条木制义肢，和一根拐杖）。”这样毫无遮拦地品评同事，何况在讲堂之上，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正是如此，可见联大的自由与海量。皮名举和刘文典一样，有狂狷气质。 汪曾祺不爱上西洋通史。有次上交作业，交了一张自己画的马其顿王国地图。皮名举先生在他的作业上批了两句话：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看来，皮名举对同事品评尖刻，对学生则是鼓励和爱护了。 尽管如此，仍然有不能忍受皮名举的学生，转到另一个班学西洋史。这个班由蔡维藩执教，他为人和善。在学生选课方面，与和蔼体贴的蔡相比，冷漠蛮横的皮名举仍很有竞争力，这是因为蔡还不像是一位学者。虽然上课教室人数爆满，但是蔡（金陵大学学士、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并没有得到教授和学生的认可”，一位以前的同事这样写道，“其实，他的学识与本科毕业生几乎处在同一水平。因此，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教授交流。”另一方面，在同事看来，皮在清华和哈佛受过教育，“学识渊博”。作为一名教师，他极受尊敬。（易社强《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 1942年皮先生离开昆明回到湖南，出任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史地系主任、教务长、代理院长。代理院务期间皮先生对该院复杂的人事关系，觉得难予处理，遂于1948年8月应聘来到湖南大学，执教世界通史、西洋史学史等课程。1949年9月长沙和平解放，皮先生仍留在湖南大学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他就留在新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 1957年春天“大鸣大放”，皮名举真诚地起来响应，不仅自己“鸣”，还鼓励别人“放”。联系到他在西南联大的“狂言”，那种精神气质是“改造”不掉的，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也可以说是独立人格。皮名举在湖南省政协会议上与林兆倧、雷敢、姜运开、解毓才等五位教授联合发言，批评高校工作中的“以党代政”现象，赞同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结果五位教授中的四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只有林兆倧先生一人被“保护过关”。 皮先生本一介书生，身高体并不健壮，而且染有肺结核，经过这一沉重打击，他就病倒了。“右派”帽子戴上不过一年，他竟抱憾而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