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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吴宓的一生，左右他的除了时局，那就是他的性格了。吴宓的性情是孔夫子和贾宝玉的奇妙混合，再加上留美求学的经历，造就了吴宓奇崛多舛的人生。他的性情是古典主义的君子、浪漫主义的诗人与严谨刻苦的学者三位一体。 至于吴宓的感情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者圈中的谈资，而且他也不忌讳。说到底，吴宓对女性的爱是发乎情、止乎礼，有时，隐忍着自己的情感痛苦，成全别人；有时，一厢情愿地为他垂青的女性着想。诚如江勇振所说：“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吴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心灵之中蕴涵着20世纪的风云气象，以及历史的沉重和荒谬。1969年5月9日，在被批斗时，吴宓折断了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1978年1月，吴宓教授弥留之际疾声振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他终究没有迎来一个春天，永远地沉没在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刻，连同他的尊严和哀伤。 时光隔着20年，听一听吴雨僧传来的声音，心有所动，心有所思。这声音分明提醒我们——世间已缺吴雨僧！ 笔者在读《吴宓日记》时，参照了吴宓同时代学者的日记或者著述，勾勒出吴宓70年前的活动轨迹，从他的行旅中一位个性学者的时代剪影。 吴宓在南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日寇步步入侵，清华、北大和南开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文学院设置在南岳，1937年11月1日开学。 1937年12月7日，吴宓到达南岳。吴宓一行在学生食堂吃过午餐后，登384级台阶，终于到“家”了——教授宿舍。吴宓与沈有鼎住一室。每人一木架床，一椅，一煤油灯。教授的饭食也还不错，饭菜是由冯友兰从河南带来的厨师烧的。南岳气候温暖，风光秀美，吴宓一路南行，视野开阔，在南岳登教授宿舍楼极目四望，观日出，眺山景，走出人事琐屑和私人情感的局限，胸中有山岳，欣赏自然之壮美，心情愉悦。 北平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从不同的路径汇聚到南岳，摆脱了沦陷区的阴云笼罩，学者云集，留传不少佳话和逸事。 有一次教授们在饭厅吃饭，菜太咸，有人说，菜咸也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菜。闻一多随即用汉儒解经的套路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大家听后大笑。闻一多还作了一首诗： 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 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嘲笑、戏弄哲学系的教授而作。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着一副眼罩。郑昕喜欢喝酒。第二句是指他两人说的。诗中第三句是指冯友兰，马二代指其姓。当时，吴宓南渡时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此而言。第四句指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蓍草。 冯友兰和闻一多所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腊梅，腊梅正开，站在楼上的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又与冯友兰说起吴宓的那句“红袖”诗，闻一多随口说出一句诗： 每饭不忘“红袖”句， 冯友兰灵机一动，随口接了一句： 凭栏惟见腊梅花。 “相携红袖非春意”句，吴宓自注曰：“至于弭出京（北平）南下，赴津，与（绛珠）相约乃同火车系用作‘掩护’。”会不会给人“掩耳盗铃”的感觉呢？吴宓性格固执，甚至偏执，认真，乃至较真，他对他垂青的女性可谓一腔赤诚。作为单身教授，在南行路上，照顾几个女性，可能引起别人的误解。不知冯友兰和闻一多的打趣，是否传到他的耳朵，是否刺激他敏感的神经。当年，李健吾编写的一部以吴宓为生活原型的三幕剧问世，剧名就叫做《新学究》，吴宓大受精神刺激，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们勤奋用功，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听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笔者按，吴宓日记中有几处记录，看得出，吴宓不喜欢沈有鼎，有时反感，因其不讲卫生，且自私）。吴宓又规定宿舍作息纪律，限十时息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 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生（吴宓字，又作雨僧，所以有人称他为“情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是不是时人对吴宓的误解，有不少人是道听途说的呢？ 1937年吴宓辗转到南岳，刚刚获得心灵之宁静，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一个消息，好比一颗炸弹，将他心灵之宁静炸得粉碎。 南岳临大文学院图书馆开师生新年同乐会。教授、学生沿长案一排排就坐，有简朴的糕点。比起往昔的清华园中的聚会，虽然简陋，但真切地感受到流离之中的欢聚。“有冯（友兰）、钱（穆）诸公的演讲；有自前线工作归来的学生报告；有各种诙谐；有涂文、李劭、傅幼侠等之唱京戏，有浦江清、沈有鼎之唱昆曲。又有奏乐器者。”这个晚会从8点开始，12点结束。师生欢笑在南岳，让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晚会结束后，一个令吴宓震惊的消息传来。贺麟让吴宓看《大公报》电讯，熊希龄于25日在香港病逝，吴宓在震惊之余为自己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吴宓点小灯，写下这首诗，然后再寝。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 这个令吴宓百感交集的消息，意味着吴宓又可以追求毛彦文，此后，吴宓的情感处于希望和绝望的动荡交织中。而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反而加剧了她终生不再嫁人的决心。“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在北平时，吴宓为追求毛彦文而离婚。此时，这个消息对吴宓来说，又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吴宓在去昆明的路上，取道香港，很明显，目的就是想去见毛彦文。 毛彦文是怎样看待吴宓的追求呢？她不承认她和吴宓之间有过什么“爱情”经历。毛彦文认为在吴宓心中有个完美女性的形象，很不幸他把海伦的理想形象投射到她身上。吴毛个性差异太大，吴宓当时的情感状态还不能给毛彦文以安全感，这也是他们无法走到一起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表哥朱君毅和毛彦文多年婚约，被朱君毅毁坏，这对毛彦文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伤害，而她始终忘不掉表哥。而吴宓是朱君毅的好友，她自然无法接受吴宓的爱。 吴宓在毛彦文心中是什么形象呢？毛彦文很清楚吴宓其人的优点：“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吴宓追求毛彦文，弄得世人皆知，以致时人对毛彦文存有误解，比如，刻薄寡情，追逐名利，性冷淡……随着毛彦文的回忆录《往事》的出版，很多加在毛彦文身上的不实之词被一一抖落。 苦恋毛彦文是吴宓一生的感情悲剧，世事如棋，人生是局，而吴宓沉迷其中，无法觉醒。 吴宓在蒙自 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将文、法学院设于蒙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海关、银行，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 在城墙外面，海关区不远处，有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全部用熟铁造的阳台。这栋楼属于一位犹太希腊商人，他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歌胪士”。联大便租用歌胪士洋行作为教师宿舍。联大的校舍都集中在小城东边，来往很方便。从女生宿舍穿过东门到歌胪士洋行步行只需五分钟，从洋行到海关大楼也是五分钟。 蒙自人士对联大前来办学都很欢迎并热心帮助，领事馆等房舍不够用，桂林街王姓，把两进四合院的前院让给潘光旦等教授住；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让给冯友兰等教授住；早街周姓，让出三层楼房给女生住，楼高风大，称它为听风楼。易社强这样描述听风楼的来历：“一栋巨大的带有围墙的公馆是属于周柏斋一家的。周是一位富有的锡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馆的一面租给联大，用作女生宿舍。……担心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思乡的女孩听着呼啸的风声直到远山晨曦初露，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于是，她们管它叫‘听风楼’。 ” 吴宓同南岳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从4月下旬至8月9日。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有课时，晚间住在347。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 吴宓在蒙自，由于住的地方相隔不远，与陈寅恪经常在南湖边散步，共论时局，忧叹国事。 七八月之交，正当武汉撤退、政府机关全迁重庆之时，柳州中央航校拟迁蒙自，占用联大分校校舍，于是布置初妥的分校不得不提前考试放假。文学院、法学院男女学生大队于8月中离蒙自赴昆明参加军训；吴宓则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先生赁居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者，读书、游玩度假，至10月末始离开蒙自，赴昆明。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吴宓与贺麟于4月21日订立租约。月支付租金40元，红楼内有床、桌、椅等家具，厨房有餐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入住“天南精舍”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需要十二三元。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吴宓字雨僧，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吃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分校熟悉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吴宓住在楼上南：“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也。”吴宓有诗《始居天南精舍》。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迁移而来的柳州中央航校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上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尽管室友空前团结，但由于志趣和个性差异，贺麟与吴宓过从甚密。1938年，贺麟离开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云南蒙自，前往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吴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长，以报国家社会，而有《善生》周刊之计划。……主以道德理想，指导批评一切人一切事。麟极以为当办，且自任此去随缘相机，为之游说提倡。于是四日上下午，宓撰成《创办善生周刊计划书》。前半宗旨及内容，后半组织及经费预算。交麟收藏带去。”此时吴宓对贺麟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多年老友汤用彤的感情，当时吴宓与贺麟、汤用彤、钱穆等七人同住天南精舍，贺麟去重庆后，吴宓感叹：“自麟去后，天南精舍中，无可与谈理想志业之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