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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目比较含混，实际是我对在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好友的回忆。当时的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教授，我的老师们许多是名教授、权威学者，比如，顾颉刚、傅斯年、钱穆、孟森、马衡诸先生。在这些先生中最能循循善诱、使青年成材者是颉刚先生。我记得在一年级我就选了他的“尚书研究”课，开始讲《尧典》，在第一堂课，他就发给每个同学一个题目，要我们作读书笔记或者是短小论文，我得到的题目是《共工问题》。共工是尧典四凶之一，也就是那位头触不周山的英雄。我是听老师的话的，回去用了很长时间写出一篇《共工考》，班上没有几个人作题，这篇札记引起先生注意，以后我和先生更熟悉了，在大学四年中我始终选顾先生的课，为我后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建立了基础。 傅孟真（斯年）先生最初开了一门中文、历史两系都可以选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我选了这门课，在学期考试后，先生向全班同学宣布考试成绩时说：“全班考试成绩最好的是徐芳和杨向奎。”徐芳是中文系女同学、诗人，清新的诗句使许多人称道。由于先生这次宣布，我和徐芳同学认识了，成为友人，可惜她以后去了台湾，与显要结婚，再也看不到她的清新诗句了。前几年她的侄女居蜜从美国来，我们见面后知道徐芳已经是儿孙满堂的老太太了。 孟真先生是天才学者，于学无所不窥，后来他讲中国古代史专题，我也选了，在课堂上先生讲他的《夷夏东西说》，主张夷在东方，而夏在西方，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考古学家往往根据这种学说来发掘夷夏的古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当时即写了一篇《夏民族起于东方考》，和先生的说法正好相反。我给先生看，几天后他还给我，未置可否。后来这篇文章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这种说法。在课堂上和老师辩论，是一种最好的学术空气，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发挥青年走向学问的积极性。但这需要先生们的大量与自信心。孟真先生在这方面立下了好榜样。 在同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孙以悌、李荫亭与苏信宸。这三位都是才子型的人物。孙喜欢下围棋，当1933 年中国的吴清源和日本的九段本因坊秀哉下那盘振动全世界一盘棋的时候，他每天去北京图书馆看《读卖新闻》，回来告诉我，吴清源执黑子又下了一手什么棋，当他下出“天元”时，使人们惊呆了，这是一手什么险着啊！因此引起我对围棋的兴趣，经常去宣武门内海丰轩茶馆看下棋，当时国手王云峰还在，吴清源未出国时也来下棋，北大教授陈雪屏、学生下棋高手秦珦也是长客。 李荫亭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喜欢佛学，听熊十力先生课，他也拉我去听。1933年暑假，太虚法师在华北居士林讲《金刚经》，他也拉我去。从他那里，我知道一些有关唯识的知识。李后来学藏文，通藏传佛教，曾在张煦先生的西陲文化院工作。李与孙都是天才学者，二十几岁的年龄他们都去世了。 苏信宸喜听京戏，我也喜欢，初到北京总是他拉我去听戏，多数是到广和楼听富连成的科班戏，盛字辈和我们的年龄相当。裘盛戎初露头角，而在大戏班，最使我们倾倒的是杨小楼，这是一位天才演员，前几年当我和吴小如先生讨论近代京剧史的时候，我以为京剧最辉煌的时代，是20年代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鼎立的时期，而划时代的艺术家是杨小楼，他的“武戏文演”创造了一种新的京剧体系，他的表演之美，空前绝后，他的京剧艺术是“神品”，是别人没法学的来的。 在1933 年我和孙以悌、高去寻、张政烺、胡厚宣、王树民等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组织“潜社”，每星期六晚在我的宿舍开一次座谈会。我们高谈阔论，都是目高于顶。后来这些同学都成了专家学者，只有孙以悌决心不再生活下去，他是“预谋自杀”的。我们是好朋友，当一同吃饭时，他总是说：“我不吃鱼，我怕它吃我。”最初我不理解，有一天他对我说：“等哪一年钱塘潮来，我就跳下去，我不愿意被鱼吃掉。”我以为他是开玩笑，我说：“你死了，我们的《潜社史学论丛》给你出专号。” 1934年他果然跳海，我们也真的出了专号。他是多才而多情的人，但自尊心极强，绝不会对任何女人低头，即使他最爱的女人，矛盾无法解决，只有蹈海以终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