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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1985年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学士学位，1993年获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3年在英国城市大 学社会科学系任田野研究员、博士后，1993年至1994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在北大继续作博士后，同年破格出站，任北大副教授（1995）、教授（1997破格）、博导（2001）。 主要著述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 ——闽台三村五论》（1998）、《逝去的繁荣》（1999）、《人类学是什么？》（2002）、《漂泊的洞察》（2003）、《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2004）、《心与物游》（2006）等。 采访手记 我第一眼注意到他的装束，深蓝的唐装，肥大的个性裤，还有据说是限量发行的鸭舌帽，跟CAVACOFFEE的情调很般配。 他的笑很温婉，有腼腆的味道。他抽烟很厉害，香烟和烟斗并上。他喜欢谈论专业，即使明知我是外行。采访中，他不是很主动，我需要更多地提问和开启话题；他又很敏锐，我的提问如果愚蠢或敷衍，“可以用来问任何一个人”，他能敏感到并且马上有所反应；他不喜欢我的提问时，会锐利地指出并试图转变谈话方向。但他的语气始终是和缓的，措辞谨慎而保守，偶露峥嵘时也带着温绵的笑，有一种隐忍的柔和。 他较多地运用自嘲的语言和语气，对媒体业有较多突然的批评，对于这两点，我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有点难过。 泉州的音乐 厦门的考古 我小时候想搞音乐，那段经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小孩子想法很多，也可以说没什么想法，懵懵懂懂的。幼儿园只上了一天，街上喊打倒工贼，我跟着游行，就回家了。1969年入小学，一直文革得厉害。偶然的机会，有个北京的老师下放到福建，我跟着他学小提琴，想考音乐学院。中学基本都在学音乐，文化课没怎么上，1979年高中毕业，也不想考大学，拖了两年，在乐队里练琴、排练、演出。后来搞音乐没戏了才去复习，1981年入大学的。 当时高考很容易，好考极了，我考了全地区第一名，北大都能上，而我去了厦门大学。家里觉得北京、上海都属于“边疆”，福建才是中心，到北京就属于“发配”。北方生活也确实很辛苦，我1983年到北京，走十几公里路才有一个餐馆，生活不方便。 我的分数高，可以自己选专业，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学管理太严肃了，学法律又总是在跟坏人做斗争，很危险的。考古比较古怪、好玩，可以游山玩水，跟现实也遥远，就选了。那时不知道学术是什么，就是按乐趣选。 一入学老师就讲人类学，看林惠祥的人类学论著，林先生书里有讲“算命”的，我特别感兴趣。同一时期，费孝通先生的书也重版了，也引起我的兴趣。三年级时，厦大建了人类学系，考古系的全部转过去。那时候慢慢的倒是开始有学术的觉悟了。人类学是个新东西，很神秘，我们是第一批年轻的学生，感到很荣幸。老师又热情，对我们影响很大。 后来就一直做人类学了。我公派到英国是可以任意选专业的，同去的很多人都选了别的能挣钱的专业，我就没有换。为什么没换……有的人做一件事要做到绝望的时候才放弃，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当年放弃音乐也是觉得完全没有可能了，才放弃的。就是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再努力试试看。说得负面一点，可能我比较有惰性，不喜欢改变。就像考研究生，完全可以考更好的大学，但考厦大不用复习就会考的很好，这样很简单，就考了厦大。 这种惰性和惯性，我也不是很明白自己。现在国家给我们的条件也不是最好的，可我还是不想去改变，还是继续做人类学，我不是进取主义的。进取主义者每天只要有机会就去争取，就换，有机会就会去钻，我恨那种人，觉得那是机会主义者。 研究生读的是中国民族史方向，在人类学系。因为人类学和民族学是重叠的，老师都是50年代开始搞人类学，那时候政府考虑怎么处理民族关系，学科都是做民族调查。那个时候的学术研究比今天扎实得多。那批民族调查小组的成员，都是中国人类学奠基人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解放后留在国内，虽然有一些观念上的束缚，这个或那个不能做，思想上大的框架不能超出斯大林，但他们的东西，内容很扎实，也有自己的观点。很悲哀的是，现在条件那么好，却没有一本调查报告超过当年。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现在要求个别调查，调查一个村子就不得了了。当时都是一个调查队，规模很大。 这是我比较有感触的一点。我总是希望告诉学生，有这么一段历史，特别是解放前，那时候的调查不得了的，不要小看他们，是费老带出来的，不要轻易说我们超越了前人，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能量是完全比不上他们的。 伦敦的学生 北京的教授 我到英国才算是正式开始学人类学。在伦敦的生活其实很郁闷。伦敦很大，比当时的北京大多了，地铁怎么坐都不知道，从来没坐过，不知道怎么刷卡，出门非常紧张。还有语言。我那时已经翻译了一本教材，阅读能力是不错的，看书勉强跟得上，口语也还够用，但听力有麻烦，英国都讲方言，什么印度话、伦敦东区话、苏格兰话、威尔士话，根本听不懂，到现在还不行。当然，学术语言是没有问题的，说有问题就是过度谦虚。 毕业后，我强烈地感到要回来，一方面中国在高度发展中，提供无数机会，包括学术机会。要在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人类学研究专家，比在英国容易。国内有所谓“无法无天”的特点，其实，这同时也使人感到其乐无穷，所以我随笔、杂文都写一点，在国外这是不可想象的，专家只能写规范的论文。另一方面，当时的确觉得，西方的那种学术框框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在内，太必要了。不经过几十年强化的训练，学术很难有自主性。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叫学术的。我们受了这个训练，会把其他的东西和学术作清晰的区分，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区分并不很浓，学术到今天没有分开，学部委员就是学政不分的表现。 我1994年到北大做博士后，此后留校，头三四年主要是着急建立一种规范的研究方式。中国的社会科学都是西来的，没有一门是规范的。那时人类学一方面是很少人研究，另一方面，有学者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人类学家。从好的角度来看，充满多种声音，从批评和分析的角度看，就是缺乏共同的学术语言。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样的观点。这样的情况到今天还是这样，观点都是一样的，只有语言不一样，互相接不上。应该是用同一种语言在交流，但各人有不同的观点，可现实倒过来了。没有共同的概念，每个人都瞎掰出一些名词概念，然后乱写文章。开始的确很看不起、看不惯。这能算学术吗？这也算人类学论文？所以急于建立学科西学的模式。 我们做的工作，一是多引进一些西方的概念，讲课、写书，介绍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二是介绍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国的东西，第三个方面，（探讨）怎么做调查研究，怎么客观，做独立学者，而不是被政治安排的工作对象。现在政策性的文章太多，缺少深度的学术分析，当然也要允许多种类型的研究存在。这一点如果不宽容不尊重，就不对了。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问题还存在。当然我说没有规范化也是一种过激的说法，现在是另一个极端，有些文章装模作样像八股文似的，以制造缺乏内容的形式为己任，这也是问题。 我们当时想做这样的工作，（探索）中国人类学的自尊来自何处，规范化和自己的道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做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我渐渐有自己的想法，但还不成熟，不能乱表达。 人类学有英、法、德不同传统，这是我提出的观点。这三个国家各自基于他们在近代化产生过程中的经历和传统，形成各自不同的人类学思想和风格。西方并不是铁板一块，跟各自民族近代经验相关。中国这门学科也有自己的近代经验，这个当地传统能塑造一种独特的眼光。“和国际接轨”现在成了一种宗教，不小心就成了异教徒。我们生活在其中蛮累的，比如你写的很多文章不算数，我也不想算数，可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不怎么样的文章却算。搞核心期刊名录，若是荷兰有一个什么小刊物，都可能排在《中国社会科学》前面，因为是“国际的”，而其实荷兰是小国。港台的学术很强，结果都列在省级。这样容易丧失学术自尊心。再说接哪个的轨？英美还是日本？ 我以为，民族化和全球化有矛盾，一方面要开放地接受世界，一方面不能丧失自己。不少人误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史，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历史资源。我不以为然。我以前介绍和解释西方理论，也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创立一套自己的学术语言。现在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性，西方的学术语言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以近代民族国家的经验来思考。这是不够的。普遍理论要能解释任何时代，不能只解释近代资本主义。我的这个探讨余地还很大。以后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局限于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的那一套。 这样的努力，要国内承认更难，半桶水乱晃的人，你一说他就烦。西方反而容易认同，据我了解，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而是正在期待中国文明能出现自己近代的思想，中国的古代思想、古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三个他们已经承认，但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他们基本上不承认，因为没有独特的贡献。驾驭中国社会科学能奠定在自己的文明史和近代经验的基础上，在前辈的基础上研究，就会有自己的贡献，会得到国际认可。 谈这个就可能要涉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按西方的传统分类，社会学研究本国，人类学研究国外。你把社会学理解为研究现在，人类学研究古代，也有道理，这里的空间是有时间意义的，他们认为自己国家是现代，非欧美的就是古代。当然现在被证明这是不对的，不能说现在生活在非洲的人是古代人。我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在批判这个，因为这对中国的影响太大，到今天还在影响。批判这个区分，要回归于过去，在历史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浅薄分类。这个任务与上面所说的，是一致的。 年轻的辉煌 年轻的波折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写，因为关于我的报道其实很不好写，我讲话比较乱，这是一个，第二，你要是太夸奖我，人家会骂你。我不是要否定什么，只是已经形成一种公正形象，你就是某种代表的符号，突然看到你报道的不是那么回事，好像还蛮好的，他们会不能接受，你要是不骂我几句，别人会说你怎么这样，但你老骂我吧，又不公道。我只是要提醒你，我并不是很好写，不小心把我写成好人就糟了。 总之，回来是一种很大的震撼。世界（指国内提供的学术空间）当然很大，志向也很宏大。你想啊，整个欧洲也就跟中国一样大，英国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世界很大，规矩又比较少，草莽英雄就会比较多一些。我的产量在世界恐怕都位居榜首，但质量就不是了，有的人一本书就写得很好，可能比我写上十本还好。我的产量跟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悲剧性地吻合，当然也尽量想做好，但能力有限。 至于这是否浮躁，我看很难说，你不必问得太绝对，学术激情和浮躁不是那么绝对的，很多东西是中立的。我敢公开说我是有学术激情的。要承认，激情一旦跟你说的社会浮躁结合，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会变得运动化，不动就难受，而学术是冷板凳。但事实上我还是坐得了冷板凳，还是坐得住的。我们需要一种多元的状态，各种人，只要为时代创造了东西，就应该对他的价值给与肯定，不是全面肯定，不是树英雄，而是要给他一定的生存空间。当然，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确实也给了这个空间。 我还是正面一点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没有激情的话，这个行当是最不好玩的，管理学讲一堂课几千，我们出去讲课还要倒贴，要请别人吃饭。你可以去问，我还算好的，有北大的牌子，别人请去讲课还给一两百块钱，要是中央民大的出去，恐怕难得有什么“待遇”。我是幸运儿，大多数人都比较艰难。我1995年第一个月的工资五六百，交了工会费、房租、水电，剩下的整整250元。现在我每月收入加起来充其量不超过四五千。我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不是要开脱自己，但那样的状况下，每个人必然这样。 我不是优秀的，因为我们没有稳定的学术积累的过程。中国的优秀学者，一方面容易被误解，一方面容易被利用。费先生1948年的东西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从建树上完全够不上。自己也做一点努力，到底还是做下来了。但没有做过哪一件让自己肯定的事情。 但我也没有想过放弃。要不我（放弃人类学）去卖红薯？在我看来卖红薯和搞人类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不都是活着吗？有些话我只会在课堂上说，不会对你们媒体说，因为说出来会让人觉得我志向太高。比如我为什么坚持做人类学，我在课堂上说，对中国当今社会的改良，最关键的就是这门人类学。当然我跟你说不通，你是外行，讲课要两个小时，这需要专业的向心力才能理解，一个媒体的人觉得人类学是边缘，但我是真心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两个说的只能是表面的话，采访总是这样的。 我不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企图，就是你说的，借助媒体表明我还是一个好蛋，没有都坏掉，肯定还是有这个企图。可有时候我也冷静地告诉自己，这样一种评论、一种形象，都是无法扭转的。有的事情可以为之就为之，不可为之就算了。你觉得我有什么可为呢？我只能在我的范围内可为，不是我范围内的我能做什么呢？那是别人的事情。当然你们媒体不同，你们是专门讲别人的。 那样的一部媒体机器（能量巨大），当时每天同时有50多家媒体，包括各省的小报都说那件事，内容都一样的，你怎么跟他对话？不管公正不公正，这也是可遇不可求。不公正的事情就是父亲对儿子都会有啦。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好了，以前一张白纸留下一个脚印，这个人就算完了，现在能提供空间，这就值得高兴的啦，我还是蛮欣慰的。 我这个人比较杂乱，科研也作一点。我前一段出了《心与物游》……这个你也知道啊？我还以为你无知呢。我的努力是想把传统中国的流动性研究出一些例子来，在流动的文化、文化的基础中看中国文化的实质，要在继承中寻找新结合的因素。 今天的澹定 明天的希望 我现在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上课。中央民大有个比较大的985课题让我兼着做点事，难得他们那么信任。至于新作，广西师大的《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是新出的。我还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一期刚出来。中国人类学一直没有自己的刊物，（《评论》）每年三四期，让新老学者有共同出现的机会。事情很多，忙忙叨叨的。 学术就是这样，有一大群人在研究，总要从他们当中结晶出几个特别有影响的、能超越其他人的，这个过程是慢慢的，在中国会比较艰难，因为（我们）是养老的体制，北大这一点就很明显，2000名教师，有6000名后勤。年轻学者的生存条件比较差。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现在三十几岁的学者，他们也都很重要，有的当系主任，但是好位置被我们这些人占着了。他们目前已经做到一定的程度，只要给他们鼓鼓劲，给更好的条件，比如出版机会，让他们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我们的汉文学术团队和象征性人物就会慢慢形成。 说我是什么领军人物，我连这个欲望都没有，我一直告诫自己要以平常心对待自己，不把自己当“英雄”。我现在愿意领的是自己的学生，这话里有很多话，你可以自己体会。 学界有一个风气，就是以求稳为主。而在学术界，培养年轻一代要冒高度危险。帮学生会被认为是立门派，更不能帮别人的学生。我总的意思是，学术本来要结晶出重要的人，但这个过程比较难。 我们这代人是不行的，我还算幸运儿，因为出了事，现在被北大撂在一边，排斥在外，自己的时间会多一点，能做自己的事，别人的时间可能更少，他们经费也多，要想办法用掉，用经费比做学问要难的时代来了。我们这代人还有另一个缺憾：知识上的残废，完整地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不多，像我这样从小学到博士，算是佼佼者啦，有很多人没有完整的基础教育。我也是残废的，没有国学的基础，我们读书的时候批林批孔，传统的就不让学。 你还没有问我的学术观点，今天我们谈的都是枝节的问题。你刚才问的很多问题，都还是学科内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不关心的，不值得考虑，不在我的思考之内。我的很多朋友不是一个行当内的，有很多共同话题。有的问题跟本学科的人反而没法谈。我不认为自己只是个人类学家，我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学科建设是出于不得已，真想做的不是这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内部的陌生人。一般人的地位和角色是固定的，包括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是唯一流动于各个阶层之间的，不是说人在流动，是文字和思想在流动。我总的抱负，是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流动。我们的学术之所以这么差，就是因为学科国家化，知识分子成了脑力劳动者，被职业化、体制化。谢泳写文章说30到40年代，中国曾经孕育过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但很快就没有了。 我觉得很悲哀，现在也有知识分子，但都很个别，没有群。学术对话沦为非学术对话。非学术圈对学术的支配，包括你们对我们的支配，就非常可观。你们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力量，还有别的力量，当官的、做买卖的，不得了。西方有法律这双眼睛在监视政府，另外一个监控力量是宗教。 你为什么要问个人爱好这样的小问题，读书报不是很专业的吗？又不是谈恋爱，干嘛谈这个？小提琴我现在不拉了。听点音乐，收集烟斗，收得不多，因为钱不多。最高的境界就是把学问当成生活方式，我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还是有一点乐在其中。业余爱好不是没有，和朋友撮一顿，瞎掰，喝喝咖啡。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做学问，那变成野兽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