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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师大附中读书时极其喜爱人文学科，“文革”后期，先下乡务农，后被选拔进工厂当工人，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工人不能选择文科志愿，违心地进入吉林工业大学工业电子专业。1977年毕业后到当时国内少有的计算机运用单位第一汽车制造厂财务处电子计算站做硬件技术员，业余时间仍然大量阅读历史书籍。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制，我打算报考北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但心里无底。一次偶然路过东北师大校园北门广告牌，看到历史系招收世界古代史专业2名研究生的通告，想到这个专业后面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历史的传奇故事，立刻感到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学习专业。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历史系文凭的工科毕业生，如何通过艰难的考试？虽然我信心很足，别人却暗笑我不自量力，父亲说我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考试的结果是我英文和世界史较好，总分第二，可是中国史40多分，要按现在每科都有录取平均线的标准，我可能就被淘汰，或只能破格录取了，好在当时是学校自主录取。复试前，通过工大的英语老师介绍（林夫人的同事），我战战兢兢地拜访了林志纯先生那堆满图书的狭窄的住宅。老师给我印象是和蔼可亲，要求严格，问了我的自然情况后，他让我翻译一段英文《北京周报》，我觉得老师比较满意我的英文，离开时信心增加了一些。复试后，林老师不但录取了我们前两名，还力争扩大名额，把郝际陶师妹和令狐师兄也录取了。我们这4名学生中有两名有历史本科文凭，一名英语本科文凭，我至今感谢林老师不拘一格录取了我这位工科文凭学生。 入学后，我面对的第一个难关是选择专业。开学第一天林老师告诉我们，他把世界古代史分为四个专业方向：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和罗马，征求我们4位的选择意愿。西方的古代史研究都以研究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古典学为正宗，研究两河流域文明和楔形文字的亚述学和研究埃及文明和象形文字的埃及学，与中国学、犹太学、阿拉伯学、印度学、波斯学一起，被算作“东方学”。受西方正统史学影响，同时也因为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艰涩难懂，国内学界懂古典学有几位先生而且介绍古典学的书籍较多，介绍埃及文明也有几本，而除了教科书的概况介绍外，没有专门介绍或研究两河流域流域文明的中文书，研究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献的亚述学和埃及学更是空白。于是，我们这些新研究学生们都希望选择有亚历山大和凯撒这样家喻户晓历史故事的西方古代史或古典学专业了。王乃新大师哥立即说他喜爱罗马史，随后际陶师妹连忙抢去了希腊史，令狐要走了剩下的两个东方学科中的“较好”的有金字塔奇迹的古埃及史，给我留下的是教科书定义为“以血腥屠杀著名”的亚述国王们。我刚想说什么，林老师期待的目光阻止了我，从此我走上了亚述学研究这条艰难之旅。现在我认为是老师可能是把最难的语言和专业交给我，让我为祖国学术界攻克难关，至今我感谢老师对我的信任。 以后的事实证明，老师是最希望看到亚述学和埃及学两个空白学科在中国建立起来的。81年毕业时，老师留我和际陶留东北师大任他的助教，后又招收我们两人为国内首批博士生，希望我的亚述学攻关任务继续进行。在我们之后，81年唯一的硕士生拱玉书（因政治分低，未能成为出国生）被指定为亚述学专业，毕业后他同样被留校任职并读博士，后被老师派往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北大任亚述学教授，成为林老师学生中的佼佼者。82年唯一的学生沈志嘉被老师推荐为赴美公费研究生学习亚述学，但她留美后放弃了亚述学。86年以后，我校德语教师、林老师的硕士生黄瑞芳被公费派往德国学埃及学，学法语的柴晓颖公费派往法国学亚述学，她们都没有完成学位。林老师希望能研究巴比伦数学的由数学系考入历史的马丽自费去荷兰，后在瑞典获得了博士学位，留在哥德堡大学教授纯数学专业。古典所培养的北大本科生、北大东语系教师薛晓枚被派往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学习亚述学，但也放弃了这一偏冷专业。上海外院阿拉伯语专业来古典所学获亚述学的两位硕士赴美留学后回归了阿拉伯语专业，留在美国。这些例子表明，林老师千方百计选拔青年学子攻读国内空白的亚述学学科，希望攻克这一坚固的科学堡垒。虽然这些学生出于各种原因，没能攻下这一难关，老师对她们的培养和帮助是所有受过他谆谆教导的学子们永远感激的。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坚持完成亚述学位的主要原因是她们实际上并不喜欢这一科学，之所以报考研究生是为了学位或为了出国或为了找到一个报酬好的工作。我的一个女硕士考GRE，在我推荐下，获得了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也是不真心喜爱亚述学，又要定居美国，于是就换了计算机专业，后在美国地铁工作。我由工科改文科，她由文科改工科，师生完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人各有志，不能人尽为学者，转向改行无可非议。可是，林老师那种忘我和痴迷于学术、舍弃安逸和名利，不畏艰险和嘲讽、一心前进而百折不回和甘当后继者前进的铺路石的献身精神和高尚风范永远使我们这些他的学生和后学诸生们高山仰止，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 专业选定后，林老师千方百计地提高我们学术水平，争分夺秒地充实我们知识饥渴的大脑。我们学习的方法可以是“拼命学习法”：学外语要到外语系英语本科当一年的旁听生，听所有的外语专业课，专请外语系黄龙教授给我们开英语课。每年暑假和寒假包括春节不能在家休息，记得有一个寒假和春节就是白天在北京社科院图书馆看书，晚上在世界史所的一个办公室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讲英语口语。一次暑假是在北京听北师大马香雪老师的法语课。外语是世界史的工具，除英文外，德文、法文也必须学。专业科则请国内一流学者来长春开课：通辽师院刘文鹏（林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讲埃及史，辽宁大学崔连仲讲印度史，世界史所廖学盛讲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访学时到杭州大学听毛昭析讲原始社会或史前史。博士期间，在美国学习亚述学的杨炽回国休暑假，林老师安排我去北京到她家学阿卡德语。 我觉得林老师好像希望我们和学问结成终身伴侣，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哲人（我在伯明翰大学的博士导师兰伯特教授就是至今未婚，献身学术）。复试时，林老师问我结婚没，我说结了，他有点责怪地说；入学前说没结婚，怎么现在又结婚了，是不是骗我。我只得解释说：考试前的确没结婚，考完后结的婚。据说，拱玉书的结婚也被老师认为过早。为了不因家庭影响学习，除了假期去北京学习或外地查资料不回家外，6年硕士和博士学习期，我基本上每周住在学校晚上看书，只有周六晚上回家休一日，有了孩子也没有时间照顾，三个月时送到个人家，长托喂养，三岁入幼儿园长托，基本没有在家照顾他。 1982年以后，国家开始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林老师先后有两个推荐出国考生名额（沈志嘉获得批准）。81年8月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杨炽获美国奖学金自费，将去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林老师还在北京西餐厅请周老师、廖老师、我们学生为她送行。杨炽1987年成功地获得亚述学博士学位，林老师代表学校聘请她和丈夫（David Jacobson,中文）夫妻来东北师大工作，她本人任古典所常务副所长，她夫妻对古典所的发展，特别是亚述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郝际陶1983年公费去希腊留学一年，林老师到机场送行、迎接。看到同届和晚届的同学都出了国，我心里很着急，听到84年又有一个指标去希腊，便向林老师提出希望去希腊学习古典学的要求。林老师在家里和我恳谈了三个小时，教导我不能急功近利，为出国而出国，要坚持填补亚述学的重任，国家重视教育和科学，你一定有机会出国学习亚述学的。听了林老师的谆谆教导，心情豁然开朗。当他最后问:：“如果你还想去，还可以去”，我的答案当然是否了，于是去希腊的名额给了中世纪史的青年教师。正如他所说，1984年我通过了教育部的英语考试，1985年被派往英国牛津大学以进修生身份学习亚述学。 到了牛津后，由于我学习努力，我的导师同意，使馆批准我由进修转入亚述学的哲学硕士课程。2年后获得学位后，我向导师提出自费继续攻读博士的申请，她同意了，我也成功申请到一个资助博士的部分奖学金。然而，求学之路出现了一个挫折。这一年，牛津大学中断多年的亚述学终身教职获得资助得以恢复，在伊拉克英国考古学院的J. Black回来参加竞聘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教职，而我的导师没有成功，继续作为临时教师。因此她通知东方学院取消了我的录取。收到东方学院院长的通知后，心里十分失望，但是我并不退却。我立刻给英国也是世界最著名亚述学家之一的伯明翰大学兰伯特教授写信要求去伯明翰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他读了我捎去的硕士论文后，同意接受我。国内方面，林老师收到我写给他和学校的延期回国并希望学校资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后，立即找学校请求批准，郝水校长同意从学校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一定的款项资助我完成博士学位。不久学校换届，新校长考虑到经费困难，希望我按时回国，因此学校的资助一度成了问题。后经林老师和各方面的努力，学校同意资助一年的生活费，再一次解决了难关。然而，在伯明翰，我无法在一年中拿下学位，一读就是六年，于是生活又成了一个大问题。依靠妻子打工和自己周末和夜间打工，我逐渐地克服了生活和经济困难。6年中克服种种困难的主要力量来自我下定的不能辜负国家和林老师对我的期望的决心。1991年下半年，杨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古典所和亚述学到北京工作，国内的亚述学再度空白，林老师写信问我是否可以早些归国，我回信说论文没有完，还需一两年，于是学习更加努力了。在93年我终于完成了导师和考官都十分满意的500页的博士论文，成功地获得学位。想到国家交给自己填补空白的历史使命和林老师多次催我回校挑起重任，尽管当时多数学子毕业后滞留国外，我义无反顾地立即归国任教。 与林老师分离8年后重逢，又是校历史学科第一个归国的洋博士，林老师当然十分高兴，十分信任我，1993到1995年中几乎每隔几天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他家讨论古典所的学科发展和建设问题。1995-1997年，虽然拼命工作学习，我的成长又遇到了挫折。由于长期受到国外竞争意识的影响，回国后在升职为正教授的问题上，和所内的国内所培养的博士展开了激烈竞争。然而，由于我出国时间长，副教授时间短，属于破格提拔，因此，连续三年申请提职，均不能通过，都输给了比自己岁数小的同事。同时，关于古典所学科结构和专业定位的问题在所里展开了大辩论，我由于坚决同意林老师提出的以古代文明领域各学科作为古典所的全部学科的重大提案，和一些不同意这一提案的同事产生了矛盾，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这一时期，在双重打击下，心情十分暗淡，产生了离开东北师范大学的想法了。也曾多次和林老师多次谈到提职失败和调离的问题，林老师总是说：“这和学术事业比，都是小事。我在东北师大几十年，从来没要求过正教授，改革开放后，系里一定要我上，我只好上了。等几年，你会评上的。”我当时并不理解林老师的境界，但是想到如果离开古典所，就离开了林老师、杨炽和自己多少年努力创造下的中国最好的亚述学科基础，别的学校不会有东北师大这样好的亚述学基础了，而且学校王校长和周书记都表示学校要努力解决我的职称问题，于是，我决定在东北师大坚持下去。1997年，所里全体教师都认识到继续摩擦没有好处，都同意了林老师提出的两个专业领域分家的建议，于是学校顺势做出了正确决定。同年底，我的教授职称也终于通过了。第二年，应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参加跨世纪的《苏美尔词典工程》编写工作，我去美国工作了2年。这期间，林老师曾来信希望我早日回国，正好原所长因个人原因调离了东北师大，学校和林老师聘任我担任所长，我理解这是他正式把手中的学术接力棒传给了我。我以加倍的努力工作，公正地协调好三个学科的关系，并培养出一些有能力开展学科建设的优秀青年教师，没有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教导和信任。如，我校培养的博士、瑞典留学生Widell现在是英国利物浦大学亚述学讲师，曲天夫、李海峰等几位博士在厦门大学、西南大学和陕西师大开始了亚述学课程或硕士培养。在学术继承方面，对于林老师晚年反复强调的重大的突破性历史理论：中国历史发展的各阶段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但没有欧洲类型的封建社会，我給予了进一步发展，认为中国历史长期存在一个国民是皇权的奴隶、家人是父权的奴隶，女人是男权的奴隶，人人都可蓄奴的奴隶制、半奴隶制历史阶段（《东北师大学报》2005，3，2006，6）。 现在，林老师高寿离开了我们，大家都万分悲痛。不知为何，我心中常常浮现出他晚年常在的笑容，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总是在为国家发达和学术繁荣而高兴，为自己终身奋斗的填述学、埃及学空白和强化古典学的目标得到实现而自豪。小诗一首，送给老师——照亮我人生的指路明灯： 老师，当我是一匹瘦弱但有志向的马，你是伯乐大师，从平庸马群中选中了我，训练了我，然后，为我指出天边远古的亚洲有着如彩虹一样的美丽楔形文字宝藏，让我不畏艰险、不怕挫折，义无反顾地奔驰骋向千里之外的伟大目标。 老师，当我是一艘在大海中行驶的航船，你是照亮我前进方向的灯塔，在黑暗中为我指明正确方向，在风浪中将我引导到平安的港湾。 老师，当我是一个迷惘在红尘中的俗人，你是智慧的高僧和哲人，教导我看淡名利、忘却恩怨，放弃小我世界，在读书写作中发现人生之快乐，在祖国的事业中寻求个人之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