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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者按：近得一私印本，为史学家赵俪生夫人高昭一女士回忆录《回首忆当年》。该书无版权页，文末署“1990年，三月”。据兰州大学退休处《高昭一同志生平简介》，高昭一女士“于2006年9月1日凌晨在兰州溘然辞世，享年93岁。”赵俪生写于1993年的《序》称“把目前这部回忆录稿，自家庭储蓄中支出一部分充当印刷费，印成一本书，留给子孙和教过的弟子们，做个纪念。旧时代这样做的例子很多，他们刻成木版，藏之家塾或者家祠，留给后裔。反正，它是不向社会扩散的”（此序编入《赵俪生文集》第5卷）。由此观之，此书大有“所南心史”意味。然赵、高二位均为史学界中人，应知书稿一经刊行，已化身千百，欲“藏之名山”，岂可得乎？ 作者夫妇一生坎坷，不平则鸣，到老仍不谙“为人处世”之道，行文中常有偏激之处，请阅者留意。原书格式是用大写数字标出各大段落，每段有小标题，现摘录原书第三十七段“研究生论文答辩风潮”，供参考。文中偶有标点不当、文理欠通之处，想必是年老精力不济所致或手民之误，原样照录，未加改正。个别地方，摘录者加了按语，用方括号标出。] （叁拾柒）研究生论文答辩风潮 时间如流水，消失得那样快。几个冬去春来，交织着人们的忙忙碌碌，七七级大学生、七八级研究生都面临毕业了。他们的毕业论文一叠叠、一叠叠，堆到俪生书房里，这是同学们劳动辛勤的结晶，同时也凝聚着导师的点滴血汗。我们站在这些智慧的创造物跟前，俪生心怀喜悦，他直感地觉得这是一次丰收，同时幻想着美好的未来。研究生毕业论文，规定要到社会上其它院校聘请名流专家进行论文答辩，合格方能毕业得到学位。这次是恢复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大家都在摸索前进。俪生为此发了给专家们的数封请柬，但都因有事缠身没有空闲时间阅读论文、有的则谦逊说资历不够，谢绝了。[学术界也讲人缘的；请不来人，中国人谓之“面子不够”] 最后请来请去，冒请了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的田昌五其人，他很痛快地回了信，答应了当本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导师。最出人意外，俪生没有接到通知，田昌五本人已经驾临兰州。俪生同他素无来往，只是在有关历史科学的各种杂志上读到过他的作品，感到他理论基础还好，且是同行，他对《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均有研究，从业务上说，请他来当答辩导师，是很自然的。 没想到答辩导师来得这样突兀，历史系招待他在专家招待所住下。闲着没事，人来人往尽是交际活动。田本人是活动家，又接触到历史系的不少活动家们。这些人很容易在感情或什么看法上很快渗透，且能相互配合默契行事。另外的答辩副导师们由系主任或任课导师从本系教师中选定。这次张代经系主任又聘请了华东师大的谢天佑副教授和谢的助手王家范组成了一个不小的答辩组织。当时人选计有：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田昌五、西北师院历史系教授金宝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谢天佑、助手王某、兰大历史系副教授杜经国、刘光华、李蔚……等。 首场答辩的是研究生白文固，甘肃榆中人，论文题目：《唐代寺院经济》一文，由金宝祥教授当主任导师，金教授是唐史专家，他说话有权威性，可以控制会场。他高度赞扬论文写的有水平，是目前至少是甘肃地区各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们所不及的，这一评价，使在场的人可能有不少的心理复杂活动。从现象上看，一致通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顺利地通过学位和毕业了。一下午只评议了了这一个研究生。金先生年龄老了，身体不好，他声明只评这一个有关唐代的。底下，就由其他先生们评议了。[后面提到霍俊江的论文也是有关唐代的，难道金先生搞错了？] 散会后，议论纷纷，研究处的一位副处长说：“这学位拿的太容易了，我看，应严紧把关……。”他的话得到了与会者的部分人的支持，尤其是一些副教授们心底不服，觉得研究生科研水平超过他们，金教授有些过分了。那么，走着瞧吧？！第二天下午轮到霍俊江答辩，他是河北保定人，论文题目《论唐代均田制》，可能事先有什么风声，大学生的信息比我们灵通，因此那次到会场旁听的学生很多，挤满了教室。空气十分紧张。金先生请假未出席，参与评议的兰大副教授、讲师们，显然都有较充分的准备，一上来就摆开阵势，会场上这里、那里接连发出了排炮一般的指问，霍俊江粗心大意了，没有意识到先生们会如此的刻意找茬儿，他愣了，慌了手脚，大脑不听使唤了，对应接不暇的提问招架不住，最后都气哭了。评议的先生们可得意了。在布置会议时，田昌五主任导师宣布纪律，首要的一条，任课导师在会上无发言权（不知根据什么法规定的）[这要请熟悉当时研究生答辩制度的人士来释疑]，俪生坐旁听席。很明显，此后要封住导师的口。俪生亲眼目睹了这一场的局面。他在想，霍俊江是这一届班上学习最好、人品最端正的一个好学生，却遭到如此对待，他感觉到这不是论文答辩，而是变相整人，整学生，同时给任课导师以下不来台。他心中憋下了气。事后，霍俊江给班上留下了一纸条子，当晚他搭车回保定老家了。 第三位答辩的研究生是杨善群，它是上海历史学家杨宽的儿子，也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位学生。他是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经过，偏重于对领导人物朱元璋的评价。杨善群为人大大冽冽的，遇事不过火儿，可能年岁大的关系，在科研、处事、为人他都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他的史学观点和导师差距也大。为了尊重学术自由，俪生对他总是客气的持保留态度。话说回来。他为什么年岁这样大了，还要读研究生？他是想通过研究生毕业重新再分配回上海与妻儿团聚。他预先活动好了，毕业后回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工作。谁知这次答辩冤家路窄，偏偏遇到了他的两位同学当答辩副导师——谢天佑、王某呢？！[为何同学当答辩副导师是祸非福？局外人实在难以理解] 这次答辩比霍俊江答辩时就更加奇特了，质疑导师们将桌子拍得啪啪作响，认为论文从头至尾均无是处，抹杀了阶级斗争，观点反动！可杨善群本人是受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人，对斗争他太习惯了，因此，毫不在乎（他比霍俊江有经验），他坚持巩固自己的看法。最后谢天佑也毫无掩饰的说：“考虑你的前途”！言外之意，就是你毕业之后休想回上海，更不能进华东师大历史系了。真是一付十足“左”倾恶霸的派头儿！评议结果，准他毕业，不给学位。华东师大他是回不去了，但上海社科院还是开着门的，几年来他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尚好，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受到了社会上的认可，目前他已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了。 戏越演越热闹。第四位答辩研究生轮到了葛金芳，他目睹了前两场的情况。凡是观光[sight-seeing？应以“旁听”为妥] 过前两场答辩的群众，所有文科研究生和大学生都很气愤。他们私下里给葛金芳打气儿，大家公认这些狐假虎威的答辩导师们，既无水平又乏修养“你葛金芳那点儿不如他们，要沉着应战，杀杀这些人的气焰……。”答辩开始了，教室内外挤的人满满的，都在贯注地旁听。这些人又施展故技，用排炮的办法向研究生发问。葛金芳很冷静，反应机灵，临时把这一些一连串的炮弹分门别类，给以理性的迎头痛击，巩固自己论文的观点和看法。有时还用嘲讽的口气反问。会场鸦雀无声，静听葛金芳陈词辩解，最后答辩导师们，换了另一副面孔，以赞扬的口气通过了论文，得到了学位、毕业。看来，斗争还是最有效的手段。 接连两三天的闷气，俪生实在忍不住了，在导师会议上他发了火，他认为除了第一场答辩外，底下这三场实际上是刁难学生，给研究生导师闹难堪！要不然根据什么，先封住本导师的口呢？！是谁定的规矩？“真是，青天大爷冤枉、冤屈！……”说罢，站起身来，离开会场。答辩主任田昌五认为赵俪生给他挠了莫大的难堪，第二天清早田昌五给历史系递了辞呈，停止答辩，不干了。[自己请的客人，自己先得罪了，赵先生似乎没有反省一下自己]历史系总支兼系主任张代经又一次捞得了好机会。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北京来的客人是好惹的吗？将这件事，他汇报给校长聂大江，聂大江不调查研究，指令赵俪生在会议上给田昌五赔礼道歉。[从惯例来说，聂校长这个决定中规中矩] 他们还拿镇压右派的手法，叫赵俪生受委屈。俪生最初拒绝参加会议，田坚持开会解决，因为他们是多数，且有校、系两方做后盾。张代经不辞辛苦一昼夜跑我家四五躺，说服强制赵俪生开会，并说；“这个会，聂校长也参加。”他们是绝对优势，最后，俪生无奈，只好与会。 果然，田昌五当主席开会，聂大江根本没来。俪生很机警，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把连日来答辩经过，和请导师的经过，约略讲了一遍，接着很沉痛的说：“目前有骑虎难下之感！认为导师们对待学生、不是出于实事求是、护才、爱才提拔后进之心，而是明显的使用政治压力，来压服学生，和学生站在对立面。忌贤妒能，是当师表的最大忌讳。……”在座的副教授们显然没有料到赵某会如此发言，互相观望，看谁接茬儿发言。之后副教授杜经国站起来发言，说“我们评议研究生是外紧内松。我们刚升副教授，都是经过赵先生评定的，我们很清楚，先生对我们是爱护、宽容的，可我们对研究生并非不爱护，而是外紧内松……”好一个“外紧内松”！霍俊江不是气跑了吗？杜经国这一表态，别的人不好说什么了。俪生接着向会议请假，要进医院看眼病。很明显、即抗议田昌五继续当主任，继续答辩下去。系总支张代经无视任课导师请假，叫田昌五继续执行答辩。之后，由管科研、教学的副校长徐躬耦教授批示：“任课导师不在场，答辩无效。”这才中止了田昌五的继续答辩。这件事，在学术界闹的纷纷扬扬，带研究生的导师们都吸取了教训。此后，请答辩导师，关系不够的不请，“左”派唱高调的不请。田昌五此人恐怕不会再有如赵俪生这样的请家了[无论是谁，都不太可能再碰到赵俪生这样的请家了；赵俪生此后要请人当答辩导师也难了]。临届合格的毕业研究生五名，田昌五答辩了四名，剩下秦晖一名，后来由金宝祥当主任导师，另行组织班子答辩，顺利通过学位，毕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