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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学术批评网） 作者：齐小玉（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 《云梦学刊》编者按：齐思和，1907年生，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燕京大学，193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英国史、美国史、史学理论、先秦史等研究。2007年6月7日，“纪念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刊特为发表研讨会纪要。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我们纪念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是非常有意义的。齐先生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先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哈佛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学习或工作，最后在北京大学任教。齐先生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学术成就非常高，今天我们开会纪念，应该说非常必要的。首先，我们请张芝联先生发言。张先生已经快九十岁了。 张芝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对齐先生我是非常尊敬的，本来给我打电话，我也考虑该来不该来，因为我这脚啊腿啊都有毛病，老人的毛病都来了，但是我想今天一定要来，而且我一定要讲话，讲得就短一点，题目是《向齐先生学习》。大家都知道我在燕京大学念书，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三进三出》，我到燕京来是1935年，我的学号是35009，然后，出去了，抗日战争了，到1937年，我又出去了，没能够回来，家在南方，这是一进一出。1941年，我想还是进燕京读书，安静点，尽管有日本人在，但还有美国人在，所以又考了那个研究生，到这来念研究院，1941年3月，日本进来了，占领了，我又出去了。然后，第三次，那就感谢齐先生了，那时候我还在上海光华大学的附属中学，我是校长，解放以后学校被国立了，我想我还是离开好，到了北京了。我那时候接到齐先生一封信，说我们希望你回燕京来教书，那时候还是燕京大学，刚刚改成公立燕京大学。向齐先生应该学什么？能够学什么？齐先生的学问是非常之丰富的，中外古今，所以要向齐先生学的学问，一时半点是学不了的，还有一个品质更不容易学，齐先生忠厚，厚道。齐先生从来不怪别人，这么多年，学生也好，同事也好，没有一个责备的，特别是后来，各种各样的运动以后，齐先生更加这样。总而言之，他的原则就是忠实厚道，第二个特点就是从来不对人刻薄，齐先生从来不说人这个说人那个，这就很不容易，这就非常难。齐先生做事情也好，待人也好，从来也不刻薄，刻薄待人最后没有好处。齐先生的学问是非常之厚实，又厚又实在，他正是念通了，能够教中国史，能够教外国史，能够教古代史，能够教现代史，我们到了燕京以后，人家都跟我们说，说齐先生会说笑话，我倒没听到过他说笑话，因为我没上过他的课。人家说齐先生讲现代史的课，好极了，讲二次大战、邱吉尔、斯大林，很多都能说出笑话，这不是他的特点。你把他看成一个只会说笑话的、讲故事的历史老师，这是错的，他的学问是非常之深厚的，他可以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比方说中西交通史，那是一门很难的课，齐先生能教这门课，而且能写文章，写郑和下西洋，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他可以，谁可以研究拜占庭啊，没人可以，他能，他能如数家珍一样的，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所以在学问上的厚实，经史子集，中外交通史，没有人能够。你现在找一个人，让他讲这几门课，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底子非常厚。 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前校长）：齐先生是我的老师，1946年我到燕京大学上二年级，受到齐先生的教导。刚才张芝联先生说了，齐先生的学问是非常渊博的，我个人的体会就是齐先生对于中西的学问，可以说是中西汇通，贯穿古今。我当时听过齐先生两门课，一是战国史，这是中国古代先秦那一段，另外一门是西洋现代史。中国人教外国现代史，这个鼻祖是谁，我要借这个机会说一下，是齐思和先生。有的人以为现代史是学习苏联以后有的，其实不是，是齐思和先生第一个，当时在全国，外国现代史是各个学校都没有，中国教的只是近代史，现代史是受气的小媳妇，没有人重视，外国现代史更没人重视，也没人能教，惟一的就是齐思和先生。在燕京，当时他用英文编的，叫《西洋现代史》，一个大纲，还有一个资料。这两门课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战国史是齐先生拿手的，齐先生对先秦史、西周、春秋战国很有研究的，当时我很爱听这课，齐先生讲课跟有些老先生不一样，他学贯中西了，所以讲战国史，同时也介绍很多西方汉学家，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史书，比如当时他给我们介绍民族学的经典著作《金枝》。西洋现代史课当时在燕京特别轰动，听的人不光是文学院历史系，还有法学院，我记得是一个很大的教室，一百多人，大家特别爱听，齐先生讲课的时候很幽默，每次，比如讲到希特勒什么的，齐先生穿一件蓝布长袍，肚子很大，把那个手放在肚子上，到时候微微一笑，他不能大笑，课堂非常活跃，法学院听西洋现代史的最多，现在我觉得很难找到这样的老师了。讲中国古代，可以开先秦史，外国史可以开现代史，现在几乎不大可能了，说明老一代学者的功底之深厚。我们应当向齐先生学习，研究历史要汇通中西，要达到他们的标准很难，但应当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才能够达到一流水平。最后我希望北大历史系，把齐先生有些著作整理发表。齐先生还有好多著作，现在出版的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个建议，把齐先生在哈佛时的博士论文，还有他们一代人，还有比齐先生岁数更大的一批人的在国外读书的博士论文搜集到一块儿，用原文出版。如果没有出版社出，北大就自己影印一下，送给研究外国史的同仁，这很有意义。 廖学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原所长）：今天我很激动，因为被邀请来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会议，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认识齐先生是在1961年，那时候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齐先生当时在主持编世界通史教材，我那时候就去参加了，认识了齐先生。我那时候也就25岁吧，齐先生已经是很有名望的老先生了，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非常之谦和。齐先生本来还希望我到北大来工作，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分配到哪里就上哪里，后来就没有来这里，所以经常在齐先生身边学习的机会就不是太多，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所以跟齐先生的接触不是太多，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齐先生对中国的世界史所的成长非常关心，后来世界史所成立学术委员会了，齐先生是学术委员，对我们所的建设也提了很宝贵的意见。齐先生学贯中西，中外兼通。我觉得我国的世界史要发展，就要出一批这种中西能贯通的、上下能贯通的人，现在非常需要这样一批人，因为只有这一批人才能真正从理论层面上把中国的世界史推向前进。中国的史学前辈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现在应该大力宣传这些。 郝 斌（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我接触齐先生最多的场合是在教室里，今天纪念齐先生百年冥诞，我谈谈课堂上的齐先生。我是1953年入系，当时学制改成了五年，我们两门基础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教学三个学年。世界通史就是齐先生讲，当时齐先生不足五十岁，已经是一位名教授了，在燕大做过历史系主任，做过文学院长。但是他给我们讲基础课，那基础课讲的绝对的严谨、规范。怎么严谨，怎么规范，我想我在这数一数齐先生抓的这个教学环节，大概就可以有一点了解。第一，就是要编讲义，那个时候没有教科书。讲基础课，先要编讲义，讲义是现编现印现发，发一堂讲一课，所以说基础课，也是科研，而且是分量很重的科研。齐先生的讲义，绝大部分都是讲课之前发下来的，拖到课后发的很少，拖了，那是印刷厂没印出来，齐先生都会给我们做一个说明。第二就是讲课，自己编的讲义，自己再去讲，这基础课本来就难，这种情况之下就更难了，你自己编的又不能照念，完全另外来一套，也不可能。可是，这个课齐先生讲起来条分缕析，深入浅出，非常好，而且不时还有一些生动的语言，很吸引我们。第三就是参观，参观西什库教堂、王府井教堂，参观时还要讲讲中世纪的神学，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讲讲哥特式的建筑，都很吸引我们。第四就是课堂讨论，有时候还指定我们看一些小说，如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还有参考书，每一讲之后啊，都列出参考书目来，有必读的参考书、一般的参考书，哪一本第几页到第几页，这不是把学生管得过死，讲基础课就用基础课的办法，可能好处还是很大。我毕业以后就很少看世界史的书了，仅有的一点中古史的知识都是齐先生教的。今天怀念齐先生，我们历史系的老先生尚（鸿逵）先生、郑（天挺）先生、齐先生，三位都生于1907年。今年是连续三次给这三位老先生开了纪念会，这三个会开起来，真好。过去我们历史系相爱相助，有如一家，闲事是非很少，现在又能够尊重前辈，注重传统。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原所长）：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好好老先生，对学生是非常和蔼，好像就是对子女一样的，在他面前就是随随便便，一点都不害怕，给学生的印象是非常之好的，当然学问那不必说了。今天是齐先生诞辰百年，刚才郝斌同志讲，今年开了三个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看来现在要注重我们的学术传统。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从现代学术发展史上来看，只有一条路，就是以自己的深厚的旧学为基础，然后引进欧美的思想和方法，回过头来解决中国自己的学术问题，这非常重要。我们整理现代学术的发展的过程，特别是一些代表人物的治学、研究方向，统统都是这一条路走下来。我们现在要继承的就是这批人的学术传统。我们现在确实是应该整理一下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的路途、经验、教训，然后才能够清楚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子。学术跟政治不一样，和社会发展也有些不一样，学术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违背这个规律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开会纪念齐先生，我们应当好好体会一下齐先生这批我们的先辈，他们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前进，这样才能走出现在学术界的迷茫的状态。 寿纪瑜（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今天参加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我回想起了好多往事。我在齐先生门下求学，已经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齐先生学问的渊博、深厚、扎实，还有他做学问的悟性，还有齐先生的修养，温良敦厚，与人为善，待人接物的谦和，还有齐先生对后学的培养和关怀，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回想起来了，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最近我们得到了新出版的齐先生的《史学概论讲义》，这本书是齐先生从1935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执教时的教材，齐先生把中西史学糅和在一起，内容非常丰富，结构也很新颖，这部著作正好展现了齐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力、史学造诣和运用古文的能力，这本书是用文言文写的，但读起来确是行云流水，这本书集中体现了齐先生的才华，这点感受比以前加深了。戚国淦因为行动不便，他今天没有来，也让我替他表达几句，他见到这本书以后，也就像当年作学生的时候一样，每天都要抽出一段时间来阅读，阅读完了以后，他对齐先生那么年轻就达到这样的成就，感到很惊奇，也联想到过去在写纪念齐先生的文章的时候，虽然也是努力地收集材料，尽量想写得全面一点，但这本书当时还没有出版，也没有看到，所以也不可能写进去，他觉得这是一个遗憾，今天他看到这本书，读了以后就写了一副对联，作为对文章的补充，也作为对齐先生的纪念：读齐思和先生《史学概论讲义》后：“谠论叙真知，融汇古今，早岁先生留巨著；纵横卷博览，贯通中外，暮年子弟亦良师”。 赵 虹（《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社长兼主编）：非常高兴来参加齐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齐先生在学问、治学和做人上让我们晚生们由衷的敬仰。通过纪念齐先生，听各位老师的讲话，我们怎么办好个学术杂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大有意义，特别是怎样坚守学术正道，怎样抵制不良学风，弘扬传统，发扬光大，对我们来说确是帮助非常大。 郑福庆（山东省宁津县文化局局长）：今天是齐思和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我和宁津县档案局局长王学英同志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很荣幸。我们今天带着全县45万人民对齐思和先生的怀念来参加这个活动的。齐先生是宁津县人，他的一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家乡人民争了光，是宁津人民的骄傲。我们作为齐先生的家乡人，向齐思和先生纪念活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如果各位老师方便的话，下次到我们宁津去搞齐先生纪念活动，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办好。 马克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原主任）：今天借这个机会缅怀齐先生给我的教导，我的心情一方面激动，一方面有点惶恐。我是1952年到北京大学，第二学期上齐先生的课，毕业以后就留校，从1959年开始，就到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一直跟着齐先生，跟他学中古史，比较中古史，一直到他去世，应该说这个时间不是很短。很惶恐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没有把齐先生那么深厚的学问学到手。后来，我很想写写文章，弘扬先生的学术，但总是觉得自己写不全，因为这一半不了解，所以非常惭愧。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讲一讲齐先生的会通之学。齐先生确是博古通今，什么都懂得，什么都知道，而且什么都非常深入，这确是非常不容易。齐先生的会通之学是有理论有体系的，他不是一般的讲会通，我觉得他的会通之学两点非常重要，首先，他强调具体研究，强调专史的研究，有了专史的研究，有了专题的研究，然后才能通，不做专史，不做专题，通不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要讲会通，找规律，齐先生讲过这样一句话，可能大家知道，“人类文化与发展，虽然迟速不同（就是快慢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他讲了这样一条道理，人类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找出它的规律来的，这是他的通，他的思想的会通，一般是很难做到的。齐先生在哈佛的毕业论文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封建制度》。他说中国和西方封建制不同，在宗教方面有很大的差别。齐先生的会通之学还充分体现在那本《史学概论讲义》，把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历史哲学和史学史融合到一块儿。他说中国的二十四史包罗万象，是知识的海洋，是文化的总汇，欧洲史学一直到十八世纪不过主要是政治史，到了十九世纪这种状况才改变。没有齐先生就没有完全的会通之学。他晚年卧床，他给我说，他说人生就像跑长跑，后几圈非常重要，他说你别看后几圈，你要是保持了体力，就能冲刺，他还讲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不锻炼，后几圈跑得不好，后来得了糖尿病，心脏也坏了，后几圈跑得不好。但是我认为，在学识上齐先生的后几圈跑得还是很好的，因为他很多工作都是病榻上做的，关于西方人介绍《尔雅》的著作都是他在病床上完成的，还有英国中世纪史的研究。 王春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齐先生学贯中西，中西兼通，而且博古通今，他的治学领域非常的宽广，他的成果很丰硕，而且非常的精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优秀的治学传统，还有一批学术成果，他一生对史学的贡献，对培养人才的贡献，是他个人、包括他家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历史学系的光荣，也是我们历史学系的骄傲，那么我们今天来纪念齐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学习他治学的传统，感悟他的精神的魅力，对我们今天在相对浮躁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做学问，特别是要做出精深的学问，要写出高水平的成果很有激励意义。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研讨会第二阶段由我来主持，刚才大勇说没有资格来做这个主持人，那我就更没有了。既然受委托，就掌握发言的次序和时间。那么首先请郭小凌教授发言。 郭小凌（首都博物馆馆长）：我是读齐思和先生的书进入历史学科的。廖学盛先生是我的导师，人应该有感恩之心，所以我是怀着感恩之心参加这个纪念会的。在纪念雷海宗先生去世4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生不逢时的雷海宗先生》，齐思和先生和雷先生都是一代人，也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为什么说生不逢时呢？齐先生、雷先生都属于他们那个时代最聪明、最有才学，而且是受到国内国外最好的教育的一批人，可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使他们没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比方说，齐先生1935年回国，很快就是抗日战争，然后就是四年的解放战争，再然后是二十七年的运动，差不多四十多年，使他们的才华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虽然他们都写了很多的著述，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遗憾的地方，就是以他们那样的学识、教养，写一部令晚生后辈绕不过去的巨著是很有可能的。这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说生不逢时的那个“时”，就是历史条件吧，或者用我们平常的话说是命的原因，就是命是这样。中西史学当中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历史观叫命运观，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命的制约，人的出生和死亡是完全不能自主的，那么在生和死这很短暂的时间，人有很少量的自由，也就是说创造的自由，或者个人的自由，但这个自由也看你碰到什么时代，比方说现在碰上改革开放这样的时代，可能你的才华、治学的潜力可以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出来，但是当你遇到了比方说“文革”、抗日战争，兵荒马乱，不能放一个平静的书桌，因此人就受到了制约。所以说，像我这个年龄还有往后的，像在座的很多年轻的学人，应该珍惜现在大好的时代，潜心治学，争取能做出一些史学佳作来。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齐思和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所讲的除了《史学概论》外，1936年还讲授过美国史，他是当时讲授美国史的专家。我想谈齐先生《史学概论讲义》及其出版给我们的启示。第一，抢救老一代历史学者的学术遗产是我们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像齐先生这样的教学讲义在我们的高等学校还有一些，都应该加以整理保存，这是我们学术遗产的一部分。像齐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师大不同的讲义，现在还没有找到，北大和北师大的有关人士应该做好工作，否则上无从告慰先师，下无从配合教学，这是我们的失策，也是我们的失责。第二，齐先生《史学概论》的出版丰富了史学课程的研究和教学，这份讲义写在70年前，虽然它出版在2007年，但它的确是70年前的教学实践和学术成果，我们不能以公开出版来认定它的学术价值，我以为凡是那些未公开的出版物、讲义、手稿等，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三，和一般的讲义不同，齐先生的讲义总共才七万字，但它的含金量很高，言简意赅，画龙点睛，可以称为课程讲义的典范，很值得我们的教学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先生能够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讲义，是和先生本人具备兼具深厚的中外史学修养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高素质的教师，没有高素质的讲义和教材，没有学贯中西的教师，就不可能写出这么高水平的讲义。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他的著作包括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先秦史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有其杰出的贡献。 杨立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齐先生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我研究美国黑人问题，齐先生早年是在美国研究美国史的，写了关于美国黑人的论文并且发表了，所以那几年里齐先生给了我很多的教导。齐先生是史学奇才，大学阶段是范文澜先生的学生，精通英法德俄多种外语，在学术上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特别是先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拜占庭史等领域造诣尤深，著述很多。他所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每一种在美国和西方都不止培养了一百位以上的博士。他对拜占庭史的研究，五十代曾经轰动苏联史学界，齐先生当年在课堂上曾经给我们讲研究拜占庭史的经验，他说他在三十多年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一遇到拜占庭史的材料，就做一张卡片，他的卡片积累到很多，然后1956年写文章发表了，在苏联史学界引起轰动。美国有一个学者来我们系讲学，他研究拜占庭，还向我们要那本书，我也复印了一本给他，齐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十分丰富，也十分宝贵，在他的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林被甸（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我的世界古代史，一开始就是齐先生教的。齐先生授课留下的印象，慈祥，博学。历史系博学的老师很多，我们进来感觉到教授的学问都是很大的，跟他们相处多少有点紧张，问题都不敢问。但在齐先生的课上，大家比较放松，讲课又风趣，他讲到生动的地方往往是细节，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画龙点睛，很受启发。齐先生的博学，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记得有一年系里请来了一个埃及专家讲学，他讲的是埃及古代史，内容比较深奥，专家非常有学问，讲完后，翻译特费劲，因为他涉及到的内容既是埃及古代史，又是讲英文，所以翻译很着急，后来就请齐先生接着来译，齐先生一译，情况就倒过来了，那个专家讲了好多，齐先生一句话就给他译完了，专家老看他，似乎是说我说了那么多话，你都给我译完了？就是非常轻松给他驾驭了。我觉得有学问的人就是这么轻松自如的来对待这样一个场合。 纪念齐先生，我想了一个世界史人才该怎么培养的问题。我们的世界史队伍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就是齐先生那样的，这一拨是我们中国世界史的创始人，他们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北大讲世界史的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都有很好的国学基础，他们是在国学的基础上再去搞西学。他们这一代人的又一个贡献就是培养了第二代人，这一代基本没有出过国，但他们做学问的功夫基本上是传承了第一代的，既有国学的功底，又有西学的功底。因此，第一代不仅开创了世界史研究，而且还培养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客观情况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成长的，是在既批判国学又批判西学的环境下培养的。第三代是因人而异，从总体上来说，学术上残疾，尽管自身也努力，但受到了时代的局限。第四代是现在全新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应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条件，从学术传统角度来考虑，这一代人和第一第二代人相比，他们又可以到西方去，但又缺少国学的基础，这样我们就该想想，新的世纪的人才应该怎样培养。 郭 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很遗憾，我没有亲眼见过齐思和先生，但我觉得我受到齐思和先生的恩惠，是非常多的。我是“文革” 后北大世界史专业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之所以三十岁考到历史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看了齐先生的书，包括《世界中世纪史讲义》、《中外历史年表》等。当时很多人对历史有点反感了，那时候历史搞政治化。我进了历史系，马克垚先生教世界中世纪史。在当时我想考中国史研究生的，有一个老师跟我说，齐先生虽然卧病在家，但非常愿意辅导学生，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向齐先生请教。终生遗憾啊，我当时胆小，齐先生卧病在家，不敢去，但是先生给别人讲的，我手抄，我们同学中间传听课记录，还有齐思和先生传出来的手稿，对我后来搞世界史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我现在就有很多感触，虽然我没有见到齐思和先生，从我开始见到马克垚先生，后来见到戚国淦先生，还有师母寿纪瑜寿先生，我有一个感觉，老一辈的学风真是春风化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到戚先生他们家，非常简朴，待人亲切、谦和、周到。现在回想起来，受齐思和先生间接的恩惠也是一辈子受用不完的。我还要提一条，后来我才知道，齐思和先生和梁启超先生、蔡元培先生、马寅初先生、鲁迅先生、周作人先生，不是世亲就是至交，但人家一辈子低调，老老实实做学问，靠自己的学问，比起现在的炒作、张狂，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后来我知道齐思和先生的家里，不论他们的后代还是学生，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学问，从来没有张扬过，他的学问惠及了多少人，但生活朴素、低调。关于历史学者的家系、学派与渊源风范，我认为齐思和先生的家系是风范，应该有人写本书，好好把齐思和先生的家系、师承渊源的风范写一写。 余三定（《云梦学刊》主编，书面发言）：本人是《云梦学刊》主编，并兼任《云梦学刊》重要特色栏目“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责任编辑（本人十多年来也致力于当代学术史研究）。仅从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责编的角度来看，我以为纪念和研讨齐思和先生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齐思和先生作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当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治学历程、学术成就、治学精神、人生境界自应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应该将他置于宏观的学术史背景下来开展具体、深入地研究。就是说，研究齐思和先生是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齐思和先生学贯中西，不仅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而且在史学史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史学史作为一种学科史即是整个学术史的组成部分，齐思和先生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的研究方法、视野，他的观点、范式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进行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仲伟民（《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我1981年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在图书馆里瞎摸，有一本书爱不释手，就是齐先生翻译的《新史学》。当时我从图书馆里借出来读了两遍，可是有些情节呢我还是想继续读，那怎么办呢，每天去看，后来去得太多了，觉得还是不过瘾，就复印了一本书，那是我在大学复印的第一本书，当时复印费非常贵，为了复印这本书，好几天都得吃青菜，老先生那么有眼光，那么早就把这么好的书翻译过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尤其是在那种社会环境下。齐先生做了那么多的资料工作，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齐先生是中西兼通，古今兼通，我今天拿到了这本书，我粗粗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多资料性的书都是齐先生编的，而且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9世纪的，这里面的好多书都是齐先生亲自编的。我没有见过齐先生，但对齐先生的感激之情无以表达，我在这向齐先生鞠一躬。 杨令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我首先在这里表达我父亲杨生茂先生的的三个意思：第一，他特别感谢北大历史系和筹备组的同志们，能够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觉得这个会议意义非常重大。第二，他对齐思和先生的家人，尤其是齐文颖老师，让我转达对他们的敬意和问候。他说他1938-1941年曾在燕京大学就读，在中外史学方面，他说齐先生是他的恩师，先生循循善诱的教导方式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令他终生难忘，通过这次会议，这位一代鸿儒的贯通中外史学的渊博宏大的业绩，一定能够得到完整的总结。第三，他行动不便，因为今年他90周岁了，基本上不下楼了，未能到会，歉憾殊深，请多见谅，最后他恭祝会议成功。我作为个人呢，参加这次研讨会，觉得非常荣幸。听了各位的发言后，很受感动，收获也很多。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作为后生晚辈，对齐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是非常的佩服。齐先生的学问是渊博，他的这种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道的多，懂得多，而是他在很多的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的这种博在今天很难有人做得到，因为现在学术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而且前人研究积累越来越多，后学所要越的山头是越来越多，你根本就不可能超越前人，所以只找一个非常小的点去深入的钻研下去，做一个小小的专家。在学术专业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专家无常识，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知道的东西太少。在这种状况下纪念齐思和先生，来回顾来温习他的博大精深的学问和他治学的路，这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说做任何学问，都要涉及到一个博和专的关系，尽管只能做一个小小的专家，但还是要做一个有常识的专家，要在专业领域之外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更多的知识作为铺垫。昨天晚上就有两位研究生到我那去聊天，就问我，我们现在做学问是不是空间越来越小，因为过去老前辈要做外国史啊一上来都是空白，随便一个就是填补空白，现在我们要填补的空白越来越少，要看的东西越来越多啦，想出来一个题目，上数据库一查，别人写啦，觉得就没有办法做了，是不是空间越来越小。我就说我的想法，绝对的空间肯定是越来越小，前人的东西越来越多，前人所做的工作在不断的积累，文献数量上的增加都是难以估量的，所以说绝对的空间是在缩小，所以是后学要超越前人的难度越来越大；但同时，可能相对空间也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今天所能掌握的信息，所能利用的条件已远远超过前人了，前人他们可能留学的时候条件好，回国之后，可能就面临文献匮乏啊，面临条件种种的不足啊，我们今天相对还是要好一点。不管空间是大还是小，你要有新的创造，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一小步，那都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首先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比较深厚的学养。我说这个通，是两种意义上的，大通，像齐思和先生那样的，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咱们“大通”做不到，尽量做个“中通”、“小通”，能做到“小通”，其实也很不简单，要努力做一个有常识的专家，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能够把前人开创的外国史研究的事业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缅怀齐思和先生这样的大师，又激动又骄傲。今天是齐先生百年诞辰，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实际上是没有世界历史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可是经过了像齐思和先生以及他的同时代很多的前辈的努力，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努力，坚持不懈，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非常像样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我们缅怀像齐思和先生这样的第一代世界史学者，没有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今天的世界史学科是不存在的。第一代的学者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他们是在中国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而且他们在开始他们学术的学习和研究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从中国史介入的，解放以后，因为时代的需要，转到了世界史研究。像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齐思和先生一个人经历过，而且其他的第一代乃至第二代的中国世界史的学者都经历过，开创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新局面。我在读齐先生196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英国封建制度的形成》的时候，我是的的确确能够体会得到的，当时1964年已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而且很快的就要爆发动荡，这篇文章是扎扎实实的，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应该好好做人，好好做世界史这门学问。 徐 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20世纪70年代到北大读书以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见到了齐思和先生，因为当时在机关里面工作，军事科学院的一些同志要到齐思和先生家里请教一些关于战争史的问题，当时70年代的时候正是儒法斗争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陪他们去，齐先生就世界的战争给他提了些意见。记得当时有一位同志提到如何来看待儒法斗争的问题，齐先生当时没有怎么说话，因为当时在那样的环境下，齐先生不能有他自己的看法，在那样一个条件下不太好发表意见，从齐先生那个表情来看有很多难言的地方，现在回过头来看，齐先生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自己的看法。齐先生的《中国史探研》把宽阔的视野和史料结合起来，从宏观到微观，博大精深，治学的严谨，对我启发非常大，所以我们年轻的学者应该继承齐先生优良的治学传统，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做出自己的一点努力和贡献。 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我没有机会见过齐先生，但对齐先生的了解还是很早的。最早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是把齐先生当作世界史专家来看，尤其是他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和关于英国史的论文。80年代最能体现他的学术的《中国史探研》出版，当时觉得先生学问确实是博大。后来又读到先生关于中国和拜占庭关系的研究，对我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深，现在还是一读再读，我自己真正系统的研究拜占庭是从齐先生这本书开始的，这书对中国的史料的分析是超越以前的，它的系统性也不是以前的著作可以相比的。再有是他对匈奴和西羌的研究，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我们现在纪念齐先生，认识他的学术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认识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些学者，都能做到中学西学会通，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从先生发表的书目上可以看得出来。我感到这个现象还不只是齐先生一个人，这一代人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大风景，一个大现象，这一代人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么大的学问，值得研究。我们常常讲，存在决定意识，他们这一代人在50年代末以后，基本上都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的学问基本上是在50代以前做出来的，50年代以后，叫回光返照也好，叫惯性也好，反正是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一方面要考虑他们的学术本身，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这一代经历的生活轨迹。现在有一些人想一拍脑袋就想出一个问题，实际上从学术规范上讲是不应该的。我们做学问是接着讲，看一下前辈们都做了什么，我们后辈人应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重要的是对50年代以前的文化遗产做一个整理，50年代以后，我们看不到外国学者的研究，我们了解外国学者的研究是从前辈那里学到的，50年代以后是我们看不到什么，那么我现在对国外学术的借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两个前提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就是对前辈学术的整理，再一个就是对西方的借鉴。 陈 杰（留美学人）：说起来已是三十年前了，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三十年前，我就见过齐先生了，据说我是最后一个接受齐先生教育的学生了，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齐先生躺在床上，我们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我当时刚进入历史系，刚开始学历史，我完全不懂，一头雾水，就跟齐先生聊，按照回忆呢，都把它记下来了，在北大当时传抄。齐先生讲得非常完整，他仔细的讲了怎么学中国历史，怎么学世界史，怎么学古文，怎么学英语，怎么学写作，一样一样的逐一的谈，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具体。他说学历史，一定要中外两个历史都要好，搞通了再在两者之间比较，特别强调两个中间做比较，比如说1640年，英国在做什么，中国在做什么，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第一句话就说学历史很好，在社会生活领域你要是不懂得历史，无异于盲人瞎马。他这句话在我的脑袋里转了三十年，到现在，我知道是千真万确的。每当我碰到一个现实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起齐先生说的话，我觉得谋生也好谋心也好，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杨大力（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教授）：我1953年在北大历史系入学，1958年毕业，我受齐先生的恩惠非常深。早就想要纪念齐先生，想多少年。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在学术上受齐先生的恩惠多深没法叙述，除了课堂之外，我去看齐先生，请他给我指教历史的方法，讲了非常多，受益匪浅。第一点就是齐先生是继承乾嘉学派的学者，他的文章是非常见功力的，也是非常有用的。第二，齐先生告诉我，学中国历史要知道怎么查书，会查书。学中国史，最头痛的就是这么多书，要不懂方法，就没法学，这是齐先生告诉我的，这就一辈子受用无穷。还有就是齐先生的学习劲头太令我感动了，“文革”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还借了一本英文书，他看不到了，叫我给念，我给他念了好长时间，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为什么，因为先生那么大岁数了，躺在床上，眼睛也看不见了。他的那种精神永远鼓励着我。齐先生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像齐先生中西兼备的，反正我碰到的很少。 齐文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今天是我父亲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他1907年5月7日生人，在今天纪念他老人家，我觉得意义深远。正如同志们所说，我父亲的学问是博大精深，学贯中西，要让我来总结，我只能讲一点感想。第一，今天所有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对我教育也很大，使我对我父亲的学术思想、为人道德以及他对史学界的贡献等等方面，加深了我对父亲的认识。第二，父亲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他受的教育，他是一个20世纪的人，生于20世纪，逝世于20世纪，他受的整个的教育都是20世纪的，他的小学和中学，就是当时西学东渐以后兴起的学堂，他的中小学是学堂教育，到大学以后就是专业教育，他进的学校，严格的来说都是私立学校，这是20世纪学校制度的一个特点。私立学校和学堂教育是一种方式，他念的是天津第一私立小学，是当时有名的学校，第二个是天津南开中学，第三个就是到了北京的燕京大学，第四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这些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他是20世纪的私立学校的学堂教育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些私立学校，一是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一个是受到了良好的国学教育，一个是受到了良好的西学教育，加上他本人对历史的爱好，天资的领悟，就造就了他研究历史这条道路。既是他中学老师、又是他大学老师的范文澜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正是范先生的教育，使他对中国的学问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又是由于范先生的引导，1928年考入了燕京大学，当时燕京大学也是国学大师们荟萃的地方，像顾颉刚先生、邓之诚先生等等，在这些老师的教育下，他对中国学问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更深了一步。另外，他是特别喜欢念书，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但学习历史，还学习了哲学，当时冯友兰先生就在燕京大学讲中国哲学，他从冯先生那里受益不浅，至今还有我父亲在冯先生课堂上的作业，当时全是用毛笔写的，他的评分都是极好的。在这些老师的直接教育下，他学习了国学的精髓。同时燕京大学又是一个西学研究的地方，他在那里又学习了西洋的文化、语言等等，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中西兼通的学者，当然通谈不到，但他是两方面都喜欢，就是在《中国史探研》的“前言”里头，他写了一句话，当时他是病得很重了，是我妹妹帮助整理的，他说他喜欢中国历史，也喜欢世界历史，所以这两个东西他都挺喜欢的。在燕京大学，他特别受到顾颉刚先生的青睐，在顾先生的指导下，他写了《黄帝的故事的传说》，论文后受到李约瑟先生的注意，把一个青年人的毕业论文列入到他的科学技术史专著上，这在学术界上也是少见的。大学毕业后，他又有机会到哈佛大学，哈佛是30年代美国历史学的重镇，大师云集，他在哈佛受到了西方历史的教育。哈佛一毕业，他马上就回国了，他说，恨不得马上回来，用他的历史为国家服务。他回来就首先在师范大学教书，开了两门课，《史学概论讲义》这本书就是在师范大学开设的。同时还开设了美国史，因为他在美国是学的美国史。与此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任专职讲师，讲授史学概论和美国历史，在清华大学讲的是战后国际关系史，在燕京大学讲的是中国上古史，还有西洋现代史。他回国一投入就把他的所学的东西马上交给祖国，为祖国做贡献，这就是他学术成长的道路。从那以后，他在中国史和世界史方面都进行了教学，他一生开的课程大概有二十门左右，有中国史也有外国史。他的研究的特点就是和教学紧密结合，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他在教学过程中提出来的问题，放到他的科研里面去，再把科研研究的成果贯彻到教学中间去，从他的论文来看，他的教学跟科研是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他教学的课程是中西的，他的科学研究在早期阶段是教世界史，教中国史，做科研是做中国史的。在晚期阶段，也就是1949年以后，他也教外国历史，做的科研集中在世界史上。他的科研的特点，一是他受过去传统学术的影响，又有西方学术的影响，所以在他的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推陈出新，要向传统的史学挑战，要为新的史学做贡献，所以他在学术上经常有新的突破，比如在先秦史特别是战国史的研究，他就把传统对战国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把战国史列为中国历史的重要阶段，他还用物质文化史的方法来分析，研究出了毛诗古文考，研究了农业科学。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特别有贡献的就是关于魏源晚清学风的影响。关于英国史的研究，也很有成绩。还应该提到的是，他是一个爱国主义人士，他就想随时随地学习，他热爱历史，同时随时随地都想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做出贡献，所以他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以后，马上就回到国内。还有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拒绝到日伪学校工作，坚持在北京燕京大学教书，后来又到了中国大学。1947年时，英国牛津大学请他去做教授，他觉得他应该在中国做贡献，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在解放战争前夕，有老友请他到台湾去办学，叫他主持台大历史系，就我记得这位刘老先生三次到我家里去，跟我父亲谈，让他一块去办台大历史系，我父亲坚决拒绝了，他说我应该留在北京，应该留在大陆来做历史的研究。还有就是在1948年的时候，哈佛大学请他去任教，而且当时给他订了8张机票，他也坚决拒绝了，他说他要留在祖国。所以，我说我父亲不仅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同时他也是爱国主义人士。我们今天时代变化了，可以说遇到了空前的发展学术的一个好机会，那么在今天纪念我父亲，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今天的机会，来共同开展我们历史研究的事业。 满运龙（美国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是齐文颖老师带的第一个研究生，我就从一个齐老师的弟子的角度说几句。我们这一代，在经历了“文革”后进大学，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里面，能重新对历史学开始细致的研究，应该说是最幸运的一代。没有齐老师对我们的栽培、关注，不会有今天的我们，因此我们每个人的成就都是与师长的栽培分不开的。我是1985年离开北大到美国留学的，虽然学的是美国史，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回到历史学界，没能再回到中国来工作，这是我22年以后第一次回到历史系，见到我们的师长，心情非常激动，以学生的名义对齐老先生和马老师、杨老师等的栽培，表示敬意和谢意。现在我们的学术越来越开放，好的环境能够使新一代的学人实现像齐思和老先生那一代人所秉承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从历史上看，导致一个人的名誉受损的往往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坏事，而是他本来做的是一件好事，但是选择的却是不适当的时间或场合。例如，我在这个研讨会上的这个时间讲话。如果我在法学院的课堂上给我们的学生们讲一下齐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当然是非常恰当的，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历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和知名专家，在大家发言结束后，却让我在这个时候作一个特邀发言，想必你们和我一样都对此感到困惑——这个场合让一个法学院的教师讲，能讲什么？况且在我们这所校园里，一般文史界的学者在内心也许对于像我们法学这样的俗学都有些复杂的感觉吧，北大历史上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者也的确以文史哲这样的学科为多。现在，一个法学院的学者居然贸然闯入在历史系召开的研讨会上，还要特邀发言，岂不是有“公牛闯进瓷器店”的嫌疑？ 我跟今天纪念的主人公倒是有一点联系，那就是刚才主持人杨玉圣教授所说的，我跟齐老都是山东人。不过，这点联系也很脆弱——宁津县过去还曾经属于河北省。所以，这也不足以成为我讲话正当性的借口。如果往专业一点的角度说，我虽然一路都是学法律过来的，但是早在大学时代就读过齐思和先生的著作。70年代末，法学刚刚恢复，其知识还是相当贫乏的，因此，我们那一代的法科学生中不少人都保持着对于文史的爱好。大三的时候，我曾经在图书馆里借出一本厚厚的英文版著作，Sidney  ainter的《中世纪史》，尽管读起来十分困难，但是慢慢地也受到一些字里行间知识的熏染，又把图书馆里的一些世界史尤其是中世纪史的作品借来读，于是自然地就读到了齐思和先生的著作和译作，例如《世界通史》、《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等。这种阅读逐渐把我带向了法学与欧洲史的接合地带，即外国法制史。自己的本科论文以及后来的硕士论文主题都是关于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法的历史，直到今天，我教学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外国法制史。所以，齐思和先生等前辈学人对于我这个行外之人也是有引路之功的。 刚才马克垚老师总结齐老学术思想，主要表彰了他会通的追求，这种会通体现在中西历史的会通，体现在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史的会通，我想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即由于他的历史写作建立在许多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因此，那些成果就有了一种打通不同学科的特点。历史学家在不同的知识领域里开疆拓土、攻城拔寨，不仅仅扩展了历史学本身的疆域，而且也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有益的知识和思想基础。马老师本人关于英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其中就包含着不少对于英国普通法历史的探讨，我从中就受到过很多教益。实际上，同样是中世纪史研究，法律问题的研究之于欧洲就比中国要重要得多，例如，梅特兰就直接说12世纪是欧洲的一个法律的世纪。所以，从齐老那一代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许多作者，都十分注重对欧洲史上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研究，不是偶然的。但是，历史学家研究法律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也许部分地来源于法律是一个专业化的学科，法律职业者所使用的一套所谓的法言法语对于行外人而言简直可以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例如英国中世纪土地制度，其中那些复杂繁琐、意义差异微妙的术语就已经令人头疼不已了，整体性的行业话语就更是如同一套密码，而要学会这套密码，非要经历数年的法律专门训练不可。另一个困难是法学和史学的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历史学注重特定对象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关联，而法学恰好为了维护体系内部逻辑的自恰而必须牺牲这种关联。记得梅特兰曾经有个著名演讲，“为什么英国法律史迄今没有写出”，就讲过这个道理。近年来，在法律史学界，有关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性质也有过颇多的激烈争议，在我看来，其中就蕴含着两种方法论之间分歧所导致的冲突。但是，无论如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历史学和法学两个领域之间更多的对话、更多的合作研究可能产生的知识创新还是值得期待的。 今天的不少发言者都提到，我们需要对于齐老所留下的史学遗产做更多的梳理和研究，有人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我只想再补充一点大家没有提到的一个也许是很细微的问题。我刚刚拿到了齐文颖老师题赠的《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信手翻到附录里的《论史学之价值》一文。齐老在文章中主张历史写作的目的并非为了提供文章学的教材，说一个史家如果考证功夫好，文采倒是次要的；反之，假如史家过多地追求文采，反而会因文害义，损害历史本身的严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齐先生本人的写作却有着特别的修辞学特点，他的文笔清澈而优雅，既措辞谨严又富于感染力。你看这一段，“既是过去了，为什么说他还活着？这就是为马文Marvin看清楚了：过去从时间上讲固然是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人物或者已经死掉了，但是他们的努力，依然存在，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他们的支配。慈禧和那般守旧党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罪恶，他们的昏庸，并没有同他们俱死。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增加了无法偿清的担负，因为他们的缘故，中国闹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仔细看，你会发现齐老的最后这几句话既是排比，又有明显的押韵倾向。这篇文章发表在1930年，在知识界的写作方面，正是自文言向白话过渡的时期，齐老的这种白话文实在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其实，就个人粗浅的阅读经验看，伟大的历史学家从来都是很好的文章家。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自不必说，西方的大史家也大多如此。记得汪荣祖教授专门分析过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笔之美，甚至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对仗句式，读起来真正是琅琅上口。德国著名的罗马史学家蒙森以其《罗马史》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史学家文史双馨的典型例证。瑞典学院的颁奖辞说：《罗马史》“既有完整而广泛的学术价值，又有生动有力的文学风格……他的直觉能力与创作能力，沟通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齐老的文章风格当然也可以说是对于这种历史写作传统的延续。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齐思和先生，对于齐老本人而言，自然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了。不过，通过这样的纪念会，我们愈发意识到“死而不亡者寿”的道理。通过今天在座的齐老的儿女后人，通过各位发言人所告诉我们的一切，我们看得到齐老学术思想在今天依旧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他分明还活在我们的心中。昔日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演讲中说：伟大人物的纪念物不是墓碑，是地球；他们的精神不是刻在石头上，却是铭刻在后人的心中。虽然修昔底德明言他书中的演讲辞并非逐字照录，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证演讲里的这个说法不是文章家的向壁虚构，而是历史家的卓识远见。 齐文同（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学院教授）：今天是先父齐思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先父齐思和教授潜心史学五十馀载，辛勤耕耘，卓有建树，今天有这么多位各级领导、重要媒体、知名专家学者和贵宾光临，举行盛大的学术研讨会，一起缅怀先父齐思和教授，研讨他的治学方法，历数他的学术成就，给予先父很高的赞誉，这是先父的荣幸，我们家人非常感谢。光临这次学术盛会和做报告的既有北京大学郝斌校长，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齐世荣校长、刘新成校长等，多所高等学校研究所、出版社、博物馆等等各个单位的领导，重要媒体和新闻记者，又有多位知名的专家教授，先父的老同事、老朋友，还有许多风华正茂、崭露头角的莘莘学子。我谨代表全体家人，衷心感谢各位贵宾在百忙之中光临这次盛会，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对先父的高度赞誉，感谢北大历史系牛大勇主任和王春梅书记等的大力支持，感谢杨玉圣和满运龙老师对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组织筹备，我们全家更要感谢北京大学和历史系的各位领导多年来给予先父的大力帮助，在家父病重期间的殷切关怀，我们都清楚记得郝斌书记等领导多次来家探望。在这次学术盛会上，多位领导和学者盛赞先父齐思和教授，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研究领域都有诸多创建和丰硕研究成果，可谓学贯中西，他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历史学家，作为齐思和教授的后人，我们还要感谢他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我们不会忘记父亲在书房中挑灯夜读，笔耕不辍的身影，我们也不会忘记父亲病卧在床手不释卷的执着精神，我们姐弟生在燕园，长在北大，大姐齐文颖和二姐齐文心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有专长，大哥齐文虎由北大毕业，在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三弟齐文彬由北京石油大学毕业，历任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现任辽宁省政协常委，四弟齐文路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曾经从事计算机应用开发。我曾在北大地质系学习，在地球与空间学院任教。我的二姐夫李宗一北大历史系毕业，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研究员、副所长，英年早逝。我们的子女中，齐小玉和李维也在兢兢业业从事历史研究事业。如果说我们能不负先父的期望，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我们都要感谢北大的优良学风，感谢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各大媒体、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贵宾光临这次学术研讨会，我们全家衷心祝愿各位领导和贵宾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万事如意。缅怀先父，继往开来，衷心祝愿先父毕生热爱的历史学兴旺发达，再创辉煌。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今天，除了缅怀齐思和老先生外，我们还要特别感谢齐老先生，就是因为老先生，沾老先生的仙气，100周岁，今天正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史学界少长咸集，四世同堂：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张芝联先生（89岁）、齐世荣先生（82岁）算是第一代的话，马克垚教授、齐文颖教授、黄安年教授、林被甸教授等算是第二代，刘新成、牛大勇、李剑鸣、贺卫方等教授算是第三代，那么更年轻的一代学子可以算是第四代，今天能够坐在一块儿，重温齐老先生的辉煌人生，学习齐老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是让人无限感慨，特别美好。 说实话，关于齐老爷子的故事，讲得再多也是我们愿意听的。老先生过世之后，齐文颖老师、齐文心老师以及戚国淦先生、马克垚先生都写了非常好的文章，就像黄安年教授讲的，齐先生曾经任教过的北师大有一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应该把齐先生的学术事业作为一个学术史来研究，这也应该是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义不容辞的，所以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的学生井建斌，在认真拜读老先生论著的基础上，赶写了两篇关于齐老先生道德文章的评论，学术生命之树常青。 我特别理解运龙师兄，他有一肚子感激的话语，不知从何说起，似乎永远也说不完。运龙有一个愿望，等他再挣点钱，就回来搞美国史。 托齐老先生的福，我们在座的，四代同堂，不仅仅是史学学科的，而且还是一个跨学科的研讨会。会议最后的发言嘉宾贺卫方教授，非常谦虚，说他只是在地缘上和齐老先生有一点勾联，其实不只如此。比如，卫方和齐老先生都是这所这么漂亮的燕园的教授。卫方谦虚地说他是外行，就狭义的史学来讲，他不是我们“史坑”的，然而他搞法律史，广义上讲，也和我们是一行的。而且除了看热闹，也能看门道，比如提炼出齐老史书的修辞美来，令人高兴。 最后，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河南大学出版社已经答应尽快出版老先生的名著《中国史探研》的姊妹篇——《世界史探研》文集。齐老先生，作为20世纪第一代中国的优秀学者的代表，不仅仅属于北大历史系，而且属于整个的史学界。对齐老先生的学术遗产的挖掘、整理、出版，还有很多工作可做。除了已经出版的《中国史探研》、《史学概论讲义》外，正在整理编辑《世界史探研》。建议条件成熟的时候，编辑出版《齐思和文集》。 齐老先生不仅是我们中国20世纪第一代的优秀史学家，而且是我们20世纪第一代留美学生的优秀代表。齐老先生28岁就拿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且是拿到学位就回国服务，为祖国的史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我觉得齐老先生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父亲，他把六个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至少有四个是教授（一个中科院的，三个北大的教授），还有一个高级公务员。齐文颖老师继承了老先生的世界史学术事业，齐文心老师传承的是老先生的先秦史，可谓双璧，非常了不起。就像齐文同教授说的，齐家第三代里面还有齐小玉、李维，小玉做的是妇女史（性别研究），李维做的是欧洲史。单从齐家来讲，史学也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象征吧。 最后，我要代表会议筹备组，特别感谢德高望重的张芝联先生、陈致宽先生，这两位老人都是带病来与会的，还要特别感谢来自山东宁津老家的郑局长和王馆长，我们也期待有机会在齐老先生的故乡宁津，开会纪念齐老先生。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与参与。 （《云梦学刊》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