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手记：“不为一时之名利，不争一日之短长”，这是徐蓝教授的治学态度，也是她的人生格言。徐蓝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累累，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读者可有选择地去阅读，但采访录中有关“学术规范”的论述，是值得历史教师认真思考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中，总结治史者应具备“才、学、识”三长。“才”，指历史学者驾驭编纂史书的能力，即其才智；“学”，指占有史料的多寡，即历史学者掌握的知识、学问；“识”，指史家的思想方法，即见解，史观，这是编写史书的灵魂。读读徐蓝教授访谈录的相关内容，也有助于读者对刘知己三长理论的理解。 问：徐老师，您是怎样选择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作为您的终生事业的?您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但听说您在高分的情况下进入大学校门还经历了一番坎坷，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答：最初在恢复高考报志愿时，我选择学习历史专业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受家庭的影响，我非常喜欢学习，爱好比较广泛，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各门功课都学得不错，初中毕业时曾获得北京市中学生金质奖章而被保送到高中学习。那时我什么书都喜欢看，中外的古典名著读了许多，但更喜欢数理化的学习，喜欢理性的逻辑思维推理。那时我最想上的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而且也有能力考上。但文革改变了一切。准备了很长时间的高考被取消，我们这些高三的学生在学校参加文革两年多，然后上山下乡，各奔南北东西了。当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30岁，我知道这早就过了学习数理化的最佳年龄，只好选择文科，我第一、二志愿报了历史，第三志愿报了经济，结果被历史系录取。所以，与其说是我选择了历史，不如说是历史造成了我的选择。你可以看到，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个人的最初愿望和实际的结果之间的阴错阳差是很明显的。 当我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十分激动和兴奋，因为党和国家终于给了我与其他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得以圆我自文革以来就不再敢想的大学之梦。当时我在北京某县(请原谅不说具体的名字了)参加考试，考得不错，是该县的文科第一名。但是我却没有被录取，后来了解到是该县负责教育的官员以政审不合格为理由而扣下了我的档案 (他们后来解释说是为了把我调到该县的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为该县的教育起飞做贡献)，其理由是我爸爸曾被划为右派。我认为这对我十分不公平，但我绝不放弃，于是先后找到北京市和教育部的招生办公室，要求解决我的问题。经过20多天的反复争取，终于在当时教育部领导的批示下，该县将我的档案送到北京市招办，使我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所以，我始终感谢邓小平，感谢党的好政策，也感谢当年那些帮助过我的老师们和领导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从我的经历也可以看到，个人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的。 整体上说，1977级的学生是很刻苦的，可以用“如饥似渴地学习”来形容。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上大学的机会实在是来之不易。我自己也一样，以致常常为自己没有很好地尽到一个女儿、母亲和妻子的责任而感到内疚，对我的父母、女儿和先生对我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而心存感激。 大学期间，正是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随着国人再一次开眼看世界，我对世界史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尤其对世界近现代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感兴趣。我还订阅了《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和《外国史知识》(后两种杂志后来都停刊了)。现在回想起来，在大学期间的收获之一，是通过一些老师的教学，对历史研究有了一点儿感觉。例如，齐世荣先生讲授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宁可先生讲授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步感觉到对历史的研究不仅要勾勒通史的发展，还要有对许多重要问题的个案深入探讨，而后者正是前者的重要基础和支柱；同时对实证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了解，“历史研究要用第一手资料说话”这句话可以说是铭记在心了。但是真正开始世界史的研究，还是在留校任教之后。 留校后，我先后讲授过世界近代史，世界通史、美英法德俄(苏)日意等大国的历史，世界现代史、当代史、国际关系史，等等。可以说教学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我喜欢教学工作的那种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享受教学相长的喜悦。直到现在，我从未离开本科教学的课堂。另外，这些教学工作，给我的研究工作也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问：您对30年代英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进行过系统研究，集中探讨的是英国在二战前对日本实行的绥靖政策。您能跟我们谈谈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吗? 答：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起步很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革结束后才真正开始的。而有关英国在30年代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所实行的绥靖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国内世界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本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绥靖政策，主要包括：具体叙述绥靖政策的实行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进行各案探讨，分析该政策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产生的恶劣影响。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引起我关注的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研究基本上涉及的是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实行的绥靖政策，而没有涉及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但是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已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关30年代英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的专著和论文，不少研究认为英国对日本也实行了绥靖政策。中国的研究显然缺少这一部分内容。因此很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第二，对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分析，已经从最初的“祸水东引、避战求和”这八个字的结论向更深层发展，特别是齐世荣先生的几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已经将该政策形成原因的分析涉猎到政治、军事、经济、英帝国等方面。但是仍有探讨的空间，例如绥靖政策的形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对英国社会及政府决策层的影响，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研究现状，在齐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作为我博土论文的选题。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所实行的政策进行考察，揭示英国对日绥靖政策的整个过程。《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 1941》一书，就是在我的博土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 问：通过您的研究，您认为英国在东西方实行的绥靖政策有区别吗? 答：有区别。目前，对绥靖政策的基本内涵已经没有什么争论，最简洁的定义是：绥靖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英法(有时也包括美国)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和挑战，实行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手段，换取与法西斯妥协，从而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在东西方都得到了实行，但又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英国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的顶点是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在东方，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的顶点是“有田—克莱琪协定”。但后者没有达到把中国的领土出卖给日本的程度，还够不上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英国在东西方所处的形势不同。英国在西方处于主动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地位，在东方则处于相对被动地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的地位。其二，英国想要牺牲的对象不同。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但是其政府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放弃民族自卫斗争，而是依赖英法等国解决问题，终于使自己走上了不战而降、任人宰割的道路。但中国则不同。中国虽然贫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决定了中国决不会走投降主义的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阻止了中国沦为第二个捷克斯洛伐克。 问：那么，您认为绥靖政策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答：绥靖政策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而且英国、法国和美国也并不完全相同。对此我们可以概括地给以说明。 对英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残酷性所引起的战后和平主义的盛行；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意义上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在保住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修正“凡尔赛条约”以平复德国的不满，从而通过英德协调形成英德法意四大国主宰欧洲的局面并恢复欧洲的均势；世界经济萧条和各国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英国经济的虚弱，以及当权者无视国际形势的日益恶化而一味削减国防开支；还有不可忽视的英国所面临的全球战略困境，都是绥靖政策在英国形成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英国的全球战略困境，主要指两个方面：其一是英国受到其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有力牵制，前者拒绝为任何欧洲的问题而冒战争的风险，后者则以其方兴未艾的民族独立运动而分散了英国的精力并使之难以招架；其二是英国(包括它的庞大帝国)在东西方同时面对德、意、日三个敌人，形成了英国的战略选择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英国的军事力量。 对法国来说，世界性萧条对其经济所产生的恶性影响；政坛斗争的异常激烈而使国家的政治无稳定可言；右翼对左翼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敌意而导致亲纳粹势力的发展；消极防御战略以及对英国的一味依赖所造成的战略瘫痪，则是法国之所以选择绥靖政策的重要原因。这里所说的法国的战略瘫痪，主要表现在洛迦诺公约签订后不久，法国就开始修筑马其诺防线，这一行动不仅强烈地体现了法国在自己的边界内坐等战争到来的消极防御战略，而且使德国可以大举东进而无需顾虑两线作战之险；与此同时法国所依赖的英国却并不可靠。 对美国来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凡尔赛条约为代表的战后和平安排的强烈不满而导致的普遍的孤立主义情绪；战后国内的和平主义与反战运动的高涨；经济大危机使政府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经济恢复和社会救济以缓和国内局势；以及担心过于介入欧洲的政治而将美国再次拖入战火，是30年代中立法被提出并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中立法是美国式的绥靖，这一点是当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其国务卿赫尔都承认的。 问：我们知道，今天在国际关系领域，妥协是主权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那么，“绥靖政策”作为一种妥协政策，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您能概括地谈一谈吗? 答：通过外交手段实行必要的妥协，是处理国际争端的一种既古老而又全新的方法，中国古代的所谓“人臣私见诸侯”就包含这个意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欧洲列强各自怀着极大的野心，追求自己的绝对利益，并使用极端的手段，毫不妥协，最终使大战爆发。一战以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训，使通向二战的道路曲折得多。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英法等战胜国，既处于衰落之中，又担心再来一次大战将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毁灭，因此他们的政治家们愿意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作出一定调整，以求妥协。但是他们犯了两个极大的错误：第一，他们是在向具有无限侵略扩张本性的法西斯国家做出的让步；第二，他们是在拿其他国家的主权利益不断填进法西斯的无休止要求的胃口之中。这就是绥靖政策的最大问题。然而，这种所谓的妥协与让步虽能牵制法西斯国家于一时，但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后者的欲望，最终未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 实际上，我们也已经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更多地接受了历史的教训，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危机时表现出更多的谨慎，不仅冲突的双方都给对方留有余地，而且伴随着冷战的发展、缓和与结束，妥协方式也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纠纷的常规手段。今天，妥协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意味着参加谈判的国家在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同时，必须承认和照顾谈判对手的合理利益，意味着谈判双方在各自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之间实现某种有取有予的平衡，意味着反对和抵制国际关系中的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妥协是斗争结果的另一种形式。二战后的60年来，这种妥协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联合国的大多数决议，欧洲联合的进程，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美日、美欧、乃至美中之间一次次“贸易战”的化解，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武装冲突的政治解决……这是人类社会在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巨大代价之后，进一步走向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 问：我们看到您发表过一系列有关二战之前美英军事同盟发展的文章，感到您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已经不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向其他领域发展，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吗? 答：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领域本来就是十分广泛的，不仅有政治、外交，还包括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国际组织等各个方面。今天，军事外交和经济外交就是国际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以往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外交领域，对其他方面的涉及不多，而国际学术界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 实际上，在我写作《英国与中日战争》时，就已经涉及了军事外交的问题，如有关美、英和美、英、中的军事合作的章节。但是，那时的研究还是很初步的。不过也正是这个初步的研究，不仅使我对军事外交领域产生了兴趣，而且感到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在1991年我完成了《英国与中日战争》一书之后，就开始了二战前到美国参战的这段时期内的美英同盟关系的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军事同盟建立的过程，而这也是一个军事外交问题。随后我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包括《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历史研究》)、《从“ADB”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世界历史》)、《评1938年初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历史研究》)、《评1939年汉普顿的华盛顿之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历史研究》)、《关于1940年“驱逐舰换基地”协定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等。通过对这些个案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家们关于军事战略的合作与争论，实际上是从军人的角度出发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为此而与别国进行的合作与争论。在美国参战之前，无论是美英之间的“驱逐舰换基地”的协定，还是通过ABC—1会谈而确立的“先欧后亚”大战略，都是如此。正如当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在他为美国国防政策制定的“猎犬计划”(Plan Dog，或称为“D计划”，Plan D)中所说，在回答“美国应当在哪儿打这场战争?美国为什么打这场战争?”的问题时，美国应当努力决定“外交与军事方面相互支持的国家政策”，以确保美国可能对任何战争的卷入都将最终“最大地增加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 我的这个研究课题，很快就得到专家的肯定，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的资助项目。不过后来由于参加“九五”重大课题《20世纪的历史巨变》的研究工作和国家级教材《世界史》的修订写作，不得不一度停止了这个已经结题的研究工作。目前我正在继续从事这个研究，希望不久能够完成。 问：我们期待着您的这个成果早日面世。从您的其他研究成果看，您除了对国际关系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之外，还把研究的领域扩大到对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宏观探讨和论述，能谈谈您是怎样考虑的吗? 答：我刚才说过，对重大事件的基于第一手资料的个案微观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于我们对宏观的更准确的把握，没有这种实证研究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宏观考察；但是如果你只有微观研究，而缺少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进行宏观的考察，那么你就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也就会影响你的微观个案研究的深度。因此，只有把微观研究和宏观考察联系起来，一幅完整的历史画面才会比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对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宏观考察就是这样的过程，而参加《20世纪的历史巨变》的研究给我提供了这个研究平台。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你会看到，20世纪的前半期，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存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和一些局部热战，但是直到今天，人类在整体上一直维持了世界的大和平状态。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进步，也引起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仅相隔20年，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人类控制战争方面有了那些进步?这就又使我们的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了。 问：您能不能谈谈在世界现当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困难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答：我觉得主要有三点。 第一，材料太多，史家穷一生之力也难达到“竭泽而渔”的高标准。今天关于现当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原始资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举个例子：英国出版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1919—1939》(DBFP)，是经过挑选的仅20年的英国外交文件，现已出版三辑，每辑若干卷，已出版100多卷，还在继续出版。近年来美国出版的《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BDFA)已出595卷，仅1919—1939年的欧洲和欧美部分就有90卷之多!已经翻译出版的前苏联解密档案也有34卷。资料如此之多，史学家即使选择一个范围相当窄的题目，要把有关这个题目的史料看完，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第二，史家离论述的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太近，事件尚未结束，正在演变，或结束不久，史家所贵的“历史眼光”不易表现出来，对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意义影响都难以做出充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我记得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而言，时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当代史的研究者对时代精神和具体的人物、事件有较深的体会，写出的东西可能更符合历史真相。实际上，许多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有当代史的内容，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当时的历史；我国的《春秋》、《史记》等，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当时的历史。 第三，史家与所论述的问题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或涉及国家、民族、集团，或甚至涉及个人的荣辱利害，因而要做到公正客观，不存偏见，殊非易事。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的。 问：那么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 答：其实对任何范畴的历史的研究，都有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只要认识到局限性，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具有选择最有价值的史料的能力，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便能写出接近客观实在的历史著作。就拿对世界现当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来说，我想有这样一些基本要求： 第一，要不断积累书目知识，这一点非常重要。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人。”“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科学研究具有连续性。任何人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都必须利用和借鉴前人和当代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研究现当代史，史料浩如烟海，著作和论文也不计其数，看什么，不看什么，先看什么，后看什么，什么书要精读，什么书要粗读，需要目录学的指引。 第二，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大量原始资料，这就需要及时了解目前国内都有哪些已经出版的资料。例如，刚才我所说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美国外交事务文件集》(FRUS)，《德国外交文件集》(BGFP)，《日本外务省档案》，《日本外交文书》，《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等等。因为你主要是在国内研究世界史，所以国内所藏档案就很重要。如果有出国的机会，首先也是要到各档案馆、图书馆收集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由于各国的档案一般30年解密，有些国家的档案10年以后就可以有选择地解密(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解密的)，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档案资料了。只有掌握原始资料，我们才有米下锅，才可以研究原来许多我们由于缺少档案材料而不能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冷战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研究了。要注意的是，对大量的史料，要进行考证工作。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强调的“孤证不立”，在世界史的研究中同样重要。 第三，要学习史学理论。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史料少，而是史料多得看不过来。要找出最有价值的史料，要正确地驾驭史料，除了要多读史料之外，还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有他的历史观，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有历史观不等于有完整的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应当具有系统的理论训练和理论修养，首先要具备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包括吸收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成果，还要学习和吸收其他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合理部分。 第四，要掌握外语工具。研究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不仅要掌握英语这个工具，还应该掌握第二、第三门外语。我们这一代人，由于“文革”而失去了十多年的时间，这是无论如何努力也补不回来的，所以掌握的外语工具少。但现在的年轻人已不一样，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因此掌握2—3门、甚至更多的外语是可能的。 问：说到历史观，我们注意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学术界对全球化研究的开展，对“全球史观”的讨论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与此相联系，对“世界历史体系”的讨论也很热烈。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6卷，简称吴齐本)，就力图以“全球史观”来撰写世界通史。当年您基本上从头至尾参与了这套教材的讨论并撰写了它的部分内容，现在又参与它的修订。那么，您能谈谈我国在世界通史的编纂方面有那些发展吗?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先谈谈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情况。 19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因此在19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写作中，充满着“西欧中心论”，或可称之为“西欧中心史观”。其代表作品便是由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也译为朗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根据其遗稿补足的、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7卷本《世界历史》，而“西欧中心史观”也借着兰克的权威广泛地扩散影响。 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也开始动摇“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一些历史学家对“西欧中心论”提出质疑，并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于是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为其奠基者和代表作品的比较文化形态学，以及其后英国史学家A·J·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所确立的“文明形态史观”的历史哲学体系。尽管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们都是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进行比较，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而且他们的文明／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他们的宏观视野，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全球史观早有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由于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历史研究不断进步，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编纂学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文明史或整体历史的时代。 在20世纪的诸多西方历史学家中，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美国历史学家W·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L· 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美国社会学教授I·沃伦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学者对他们的著作是比较熟悉的。无论上述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但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史观在现代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的撰写中已经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现在来谈谈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以其一人之力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开拓价值。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该书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比较系统地分时期按国别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它的缺点是受历史条件所限，较严重地受到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的影响，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以及世界通史的编纂实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其代表便是吴齐本《世界史》。吴于廑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但是，目前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并不只是以全球史观为指导的一种体系，而是有几种体系。例如：2004年出版的马克尧先生主编的3卷本《世界文明史》，以文明作为研究单位，根据各文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情况，通过全球的视角将各文明的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进行勾勒，从而展示了七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历史画卷。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的回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并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 开拓者。钱乘旦先生在《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发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把世界近现代史分为现代化的准备、起动、在西方的成熟和发展、向全球扩张和转型迹象等五个阶段，从而成为现代化史学中的又一个新的体系。 总之，在世界通史的编纂中，并没有单一的史观、体系和方法，我所讲的是挂一漏万。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体系和框架撰写世界历史，都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的视野，具有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具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钻研精神，不为一时之名利，不争一日之短长。只有这样，我们撰写的世界历史才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 问：在您的研究中，您很强调学者对现实的关怀，能给我们谈谈您的研究实践和体会吗? 答：首先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学术有它的自身特性，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不能人为地、牵强附会地去与现实挂钩，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教训。但是，在世界现当代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又应该具有“问题意识”，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一些现实问题给以回答。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十分重要，是拓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创新研究的重要方面。 例如，我们一直强调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什么是“旧秩序”？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的问题在哪里?中国在旧秩序中处于什么地位?如果不搞清这些问题，我们所说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一句空话：正是出于这种“问题意识”，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写了一篇文章《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发表在《世界历史》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结构在政治上的外在表现，就是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建立的、作为雅尔塔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国，而它在经济上的体现，则可视为由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联合国的建立，反映了战后世界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对战后60年来的世界和平和消灭殖民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责任，因此，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强调通过联合国的改革赋予它更大的活力，从而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反对强权政 治、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加深了各国的经济联系，为日后的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一固定”(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上下浮动不得超过1％)的运行机制被彻底取消，并实行浮动汇率制之后，被称之为“经 济联合国”的这三大国际经济机构仍然存在。而且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更多地面向发展中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虽然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为西方大国所主导，其运行规则也更多地由发达国家所制定，但是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的确继续需要这些高于国家层次之上的国际组织来系统管理、规范和控制世界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广泛参加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并参与其规则及政策的制定，也必将会使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化，并向着更有利于全球的方向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这些组织不仅将促进自身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并加快融人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而且表明中国将从自己的实情出发，着眼于国家利益的维护，通过遵守现有规则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修改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这是中国政府正确的战略选择。 总之，遵守学术规范的正确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能够深化我们的学术研究。 问：您一直把“学术规范和史学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和入门训练，您能谈谈为什么坚持这样做吗? 答：学术规范本来是学术研究的入门要求，是研究者在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时就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学术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现代学术的诞生也已经有百年历史。因此，当年我们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这个问题好像并不成为问题，但是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不良学风出现在各个研究领域，在历史学中也有反映，这引起了我 的思考；我发现，一些学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并不了解什么是学术规范，因此，如果把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行为仅仅说成是学术道德问题，也不够客观。学术规范不仅包括学术道德，还包括从业者对学术研究的涵义的理解。也就是说，你要从事学术研究，是要做什么。一个农民，知道他要种植小麦，收获粮食；那么一个学术工作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就涉及对学术研究的涵义的理解。这更多的是认识问题。作为老师，应当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学术规范。在这方面，至少要让学生知道：(1)学术研究的涵义是继承与创新，使人类的知识获得有效的积累，使整个人类文化获得不断进步。这对每一个学科都是如此。继承是从事学术活动的开始，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没有创新的继承，属于学习，不属于学术研究。(2)就史学研究的创新来说，至少包括：①发现新问题；②运用新史料；③利用新方法；④做出新解释。(3)在开始研究一个问题之前，必须了解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史学史，并向读者交代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还要从中找到以往研究的不足和自己研究的切入点，从而开始自己的创造性研究。(4)在研究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要能够科学地运用史料收集，考证和鉴别的方法。(5)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确立知识产权的观念，必须以注释(脚注或尾注)的形式说明自己的史料、观点等的研究依据。(6)通过让学生了解正确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技术上的规定，使学生能够自觉遵守学术规范。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做，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问：多年来，您一直为北京市中学教师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上课，也参加过根据《新课程标准》撰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世界史部分的一些讨论。您能谈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看法吗? 答：作为师范院校的老师，我给北京市的中学历史教师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上课大约已有十年了，现在还在继续。我也曾为教育部举办的“中学历史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班”(“园丁班”)上过课，也曾多次给北京市的中学教师做过讲座。中学教师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但是我对他／她们对知识的渴望和继续学习的积极性有真切的感性认识，并且令我十分感动。 中学阶段对形成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中学期间的历史教育对一个人的人格塑造有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人类历史的发展尽管曲折，但最终是一个走向光明，走向进步的过程，通过学习历史，可以使人眼界开阔，乐观豁达，不怕暂时的困难和挫折，从而形成积极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历史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学历史教师的使命是很神圣的，也是很艰巨的。同时这也给中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他／她们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的根本目的。 目前许多学校的历史教学采用了根据《新课程标准》撰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新的课程体系，但是如何在应试教育的大框架下解决历史知识的传授、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成功应试的问题，似乎还是任重而道远。另外，由于教材的相对稳定性，中学教材如何及时反映学术界的新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从这样的现实出发，我认为大学和中学之间“请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互动是相当重要的。有能力的大学应当通过各种形式、包括历史教育硕士、硕士课程进修班、短期培训班(“园丁班”)等形式，解决中学教师的再教育问题；同时中学也可以不定期地邀请一些大学教师介绍学术前沿和新的研究成果。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中学的世界史教学问题。听到一些中学教师的反映，由于现在的中学把世界史定为选修课，因此世界史的教学在中学有“弱化”的倾向。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处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历史大潮当中，应当让我们的中学生不仅更多地了解中国，也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因此，世界史的教学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应当与中国史拥有同等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