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风是各类学术研究领域健康发展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指有关学术领域研究的基本风格和态度。总体说来，其核心要求是刻苦勤奋、诚实严谨、求真创新，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学术成果。显然，学风包涵着怎样做人及怎样为文两方面的丰富内涵。这又延伸到学术道德问题。我们提倡坚持优良学风，追求史学真理，而不追求个人名利，做人、治学必须力求真诚、求实、创新三者相统一，这应是学风和学术道德要求的最高境界。据此，治史者一定要具有淡泊、宁静、诚实、寂寞的纯真品格，以及执着、严谨、求真、创新的奋进精神。前者属于一种思想境界，后者乃是一种实干精神。 当前，在史学研究领域，这种风格和精神较为缺乏，因而有所谓“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甚至学术腐败的现象发生。京沪两地著名大学的教授著作也出现了剽窃行为，这说明科学这块神圣的殿堂也受到社会腐败现象的玷污。学界同仁常为此议论和忧虑。而反映在学术成果的发表与出版上，各类史学著作虽然数量猛增，但存在着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以及低水平重复现象，且剽窃制假等伪劣学术产品也时有出现，突破了学术道德的基本底限。现在，史学论著真正具有求真创新价值的较少。在史学领域中，由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发展为学风不正、史德不纯的现象，在任何时期都有可能出现，但今天这种倾向却具有特殊的时代因素。当今社会为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形态，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根本点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利润竞争。而市场经济环境恰好给学术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机遇。少数学人在低风险成本和高利润收益的诱惑下，选择了迎合市场非正常竞争的投机行为，从而出现了学者商人化的现象，除直接“下海”外，同时出现了上述学风不正及学术失范等伪劣行为。因此，我们对当前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存在的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近年来，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促进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的规范化，这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但我认为，有关部门还应当为学风建设制定基本的奖惩政策，要有领导地加强史学队伍建设，将其与学术道德自觉性教育结合起来，同时应重视开展善意的学术批评，这样才能使历史研究领域朝着优良学风的道路迈进，从而促进史学研究的蓬勃兴旺发展。 优良学风的培养和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在全社会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优良学风建设和学术正常发展的良好环境。在这里，史学研究队伍加强自身建设，学者本人对树立优良学风和学术道德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有一种高度自觉性和自律精神，显得最为重要。我国古典史家对学风和史德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才、学、识”，即所谓“史学三长”说。元代文坛“四杰”的史家揭傒斯任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时，针对当时学者争正统而互相攻讦，提出了“修史之德”的“心术”主张。他认为，修史“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 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上述优良学风和学术德道精神。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在《科学发现纵横谈》中，也强调“德、才、学、识”四者对自然科学家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还用生动贴切的比喻说：才如战斗队，学为后勤部，识是指挥员，并论述了三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沿此比喻，我认为“德”乃是军队的军风军纪，以及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和精神，可以视为军魂。应当说，“德、才、学、识”乃是对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史学）基本素质的全面要求，其中“德”，应是史家的灵魂。所以，清代章学诚在《史德》篇中反复强调，如果史家没有“史德”，即便再有“才、学、识”，也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 被中科院院士席泽宗极为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研究方法的精华《大学·经传》的部分提出八个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讲的做人、为学、治国的大道理。席氏认为，“前五个皆属于自我修养部分，为本；后三个属于推己及人部分，为末”。这八个目标的关系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经传》本来讲的是做人、为学、治国的社会科学，朱熹补写的《释格物、致知》作了极为精彩的解释，从而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了。《庄子·德充符》篇有云：“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我想，在时下不可回避地市场利润竞争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中，对治学者来说，此所谓“有德”，应当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奉献的气质。 这里，首先要认识史学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在史学研究中，无论继承创新或原始创新，都必须有个前提，即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1000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从而掌握准确可靠的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见。这项基础工作，不要说宋以后，就是先秦至唐末五代，也要花去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有了这个基础工作，才能进一步探索历史社会各领域的真实内容和客观规律。关于揭示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这一步最困难，因为这是真正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就响亮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今天，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不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突飞猛进，而且各个历史研究领域大为拓宽，才真正有可能做到科学地阐述历史现象的内在实质，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知道，即便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历史，要精审地解决历史上和文献中的一切疑难之点，也要求对全部有关资料作汰伪存真的清理，作精辟入微的考证，才能求得可靠的结论。实际上，在历史研究中考证与论述，微观与宏观二者是紧密结合的。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奠定基础，而宏观研究又可以带动和提升微观研究。初治史者，尤其要重视考证和微观研究，因为史学实证性极强，历史研究的正确结论是要靠充分掌握和准确解释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经过理论分析而最后抽象升华出来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毕生没有脱离历史研究，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这一总目的出发，或是用宏观理论分析的方法（或称逻辑思维的方法），或是用实证的方法，或把两者结合运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描述了人类历史社会形态的发展趋势，以后在其他著述中，则详尽地阐述了历史发展社会形态更迭的普遍规律，大多表现为主要是理论形态的论述。但马克思在前后共作的7部编年史摘录中，则主要采用的是实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如，近年来引起东西方学者热烈讨论的马克思晚年所作的最后一部《历史学笔记》，就是宏观理论分析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典范历史论著。他从具体历史实际出发，其中共引用了8部欧洲及其相关的当时著名历史学论著，对欧洲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论述，并订正或补充了某些被遗漏的重要史实，“通过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论证”，从而为唯物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无论专著和论文，上乘之作总是严谨史实考证、精审理论分析、抽象升华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三者的完美结合。史学论著的反复修订，也极端重要，因为准确的史料或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常常是在修改的缜密深思中领悟出来的。这里用得着前辈学者的名言：“半字百推敲，一义千反复。”可以断言，如果不具备实证功底，以及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和思辨能力，绝不可能成为一位有成就的杰出的历史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