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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N-US">2003年ANG="EN-US">6月ANG="EN-US">25日上午ANG="EN-US">11点ANG="EN-US">45分，我最后一次进入急救病房，与一名医护人员把先生抬到推车上，然后护送到太平间。我还清楚记得，ANG="EN-US">4月ANG="EN-US">7日上午，我与两名护工把他放在这张病床上，当时先生还努力地微笑，我坚信他会从这里走出去。因为在入院前的晚上，他还告诉我，“根据我的病情，估计把你送毕业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今，先生住在北医三院的呼吸重症病室里整整ANG="EN-US">80天后，仍然离我们而去。 我是先生在校惟一的博士生。在近两年的学习时间里，聆听先生教诲，品味先生的道德文章，感悟先生的人格魅力。先生去世已经三个月了，在这段撰写学位论文的紧张日子里，经常打开两年的学习日志，近二十万字的文字把我拉回到逝去的每一个日日夜夜，泪水竟不能自抑。 一、做学问先学会做人，真理比面子更重要 先生要求他的学生要做到最基本的两点，一是诚实，二是用功。随先生学习，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汇报学习，他会利用不同的话题，反复强调要诚实做人。入学不久，学界爆出北京大学某青年学者抄袭事件。先生平淡地说，抄袭问题，看似学风问题，其实是做人问题，做人最其码的品德是诚实，要尊重别人的劳动，引用别人的东西，就是明确定表示出来。学习过程中，先生只要发现我的言谈举止间稍有偏差，就会严肃正告。 先生本人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在《南明史·凡例》中他说，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书中引用史料“虽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他郑重地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良心的体现。”（《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ANG="EN-US">1997年版，第八页）先生还给我讲过《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文章发表后的一则故事。该文《前言》说，“沈万三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ANG="EN-US">……近年来，更掀起了一股沈万三热，他住家的地方周庄-----今属太仓市，成为旅游圣地。”（（《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76页）文章发表后，一位读者来信说：周庄并不属于太仓市，而是属于苏州昆山（县级）市下辖的一个镇，他就是当地人。先生说，当时他也很吃惊，那是自己查过地图以后写上去的，怎么会出错呢？经校对回忆：当时，打开一本地图集去翻看周庄资料时，看完周庄那一页（昆山市），又在另一页（太仓市）上多看了几眼，然后合上地图就写上了太仓市。先生那就给那位读者回封信表示感谢。先生说，“真理比脸子更重要，错了就要承认”。在学生面前讲到自己的错误，先生是那样的坦诚，让我深受教育。 2002年春，师大历史系为纪念建校一百周年出版了论文集《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30页），先生的论文《明帝国的疆土管理制度》收录其中。自己较对一遍后，让我帮助再校对一遍。其中，一条引自实录的材料有误， “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在田土总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九十二亩零”，稿子注释为《明孝宗实录》卷八。根据上下文，应当改为“《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四，《明武宗实录》卷八”。其实，这处错误的原因应当是：最初发表在《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排版打印时、漏掉了中间的“一九四，《明武宗实录》卷”几个字。先生接到我的电话后，略微停顿，说“那肯定是错了，改过来”。先生后来告诉我，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自己错了，就要承认并一定改正过来，尽可能地避免犯错误。 二．板凳需坐十年冷，奈得寂寞方得真 先生招收研究生必讲坐冷板凳的功夫，做学问非刻苦不行。考查的方法是定期到家里汇报学习。先生听完，看似随意地问几个问题，就能发现是否偷懒。一次，我谈及自己来自河南，对明清时期本地的材料比较熟。先生随口问，“你家在商丘，商丘在明代是彰德府吧？”，我说“是归德，彰德在豫北”；先生接着说“明代河南都司卫所旗军的份地是多少亩？”，我说“五十亩”。先生马上语言严峻起来“你从哪里看的？”我说是从现代人写的一本专著上。先生严肃地指出，“研究明代河南的卫所，不看当地的方志，只看现代人的著作是不行的。成化《河南总志》看了没有？嘉靖本和顺治本《河南通志》看没有？你去看一看这三个版本的志书，再看一看河南卫所的卫所份地是多少！”先生就此事接着说，研究历史问题，前提是对材料的挖掘与利用，读书一定要多看原始材料。他说，明清史料浩如烟海，有待于挖掘的新材料还多的是，不要认为没有了新材料，像他在写《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时是深有体会的。先生说，做他的学生，如果不去研读大量原始材料，想用一些所谓“理论”做框架，填充一些二、三手的材料就想毕业，那是不可能的。 先生强调，做学问非甘于寂寞，肯下苦功不可。先生喜欢晚上看书，每天早上五点多钟才在安眠药的辅助下入睡，下午一点多钟起床，吃些点心，然后开始看书。去年冬天,癌细胞转移到腿上,走路已经很困难了,他还在学校库本阅览室看书，下午2：00入馆，一直到晚上7：30分左右回家（库本室是从早8：00至晚上10：00通开的），吃过晚饭，与家人一起看一会电视，然后接着看书。 先生常说，自己老了，跑不动了，年轻时看书条件差，为看一些珍贵的史料颇费周折。如看《后湖志》是在“文革”末期，专程跑到南京。那时图书馆还不对外开放，他托了熟人，说了许多好话，才让看抄本。抄录完后，担心出错，央求人半天才看到原件，而现在国家图书馆就有影印本。当年北图善本部规定，一天只能看三种书，而且分季节看，明清史料本来就杂，翻一翻没有价值，只好还了，大半天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了。为研究南明史，先生在昆明住了一个月，春城的奇山秀水难以撼动先生对知识的渴求，天天就是从招待所到图书馆，两点一线。先生喜欢用大十六开方格稿纸摘录史料。先生故去后，在整理遗稿时，数尺高的手稿和几大箱摘抄材料昭示着先生曾经付出的劳动。听说我在看书时，基本上是把材料输入笔记本电脑里，先生很羡慕。他说，用电脑写文章，修改起来确实方便，像他的《南明史》前后改动誊抄多少遍，每抄一遍要好几个月的功夫。他很认真地说：治学永远不变的是坐冷板凳的精神。 先生安贫乐道为人熟知。他说，“我不是不会挣钱，只是有些钱是不能拿的”。以先生的名望，许多出版单位向他约稿，一些文化单位请他撰稿、顾问、访谈。如《明末农民战争史》出版后，一家出版社数次约写一部《李自成传》，出版社说，只需要把原书稍加改动，通俗一些就可以了。但先生认为新作必须在原作的基本上有所创新。他慎重考虑后，还是拒绝了出版社。一些要拍明代战争题材电视剧的单位，请先生做顾问，报酬丰厚。先生听了听情况后说，“让我当顾问，你们的电视剧就没有办法拍了，这钱我不能拿”。一些杂志社来信约稿子说“ 顾先生，就给我们写一篇稿子吧，您总不能要求自己的文章篇篇都是精品吧？”先生淡然一笑，谢绝好意。就在2003年的寒假，先生还让家在吉林的学生帮助查找一本《佟氏家谱》。先生对这个题课的研究已进行好几年了，复印和抄录的材料也非常多，虽然草稿已成，但认为创建并不大，就把稿子放起来了。先生说，“发表文章是好，既有名，又有利。但发表文章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要总想着发文章，要多看书，先掌握有大量的材料，再去思考整理。” 顾先生心无旁系，潜心治学，一生仅有两部专著，三十余篇学术论文，足见其下笔之慎重。 三．严师良友自有度，师道尊严后人仰 先生自1983年开始招收硕士，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所有研究生加起来也不过15人。不了解的人，普遍地说法是顾先生要求学生严格，近乎苛刻，因此许多人不敢报考。先生常常问我，“我要求严吗？”作为顾先生的学生，我自有亲身的体验。他说，“我仅仅要求学生达到基本的要求”，“能做到基本合格也就可以了”。生活中的顾先生不乏亲情、友情，不乏慈祥与关心，只是在原则性问题上，是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的。本来是一些基本的要求和校系的规章制度，但当“不正常”默视为“惯例”时，先生的循规蹈矩，自然也就显得“严酷”或“怪异”了。 先生常说，当老师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值得学生去尊重。先生给学生讲课不多，在社会上没有兼职教学。先生不止一次说，身体不好，生活方式特殊，不想再延聘，但只要延聘，就要讲课，带学生。先生近年只给历史系古代史研究生开设专题课，每学年三次，每次三小时。尽管所讲内容都是最熟知的研究成果，但也要提前一周备课------从所讲重点到史料的取舍，都要反复斟酌。2002年春，先生给我所在的2001级上课，这也是他给学生最后一次集中授课。第一次讲《卫所制度与明帝国的疆土管理制度》，下午2：00开始，一直到5：00过了才下课。下课后，让问一问同学们有何意见？大家要求休息一次。第二讲是《卫所制度与明代耕地问题》，中间休息了一次。这一讲结束，让同学们准备一些问题，下一次解答。第三讲，先生首先谈治学与学风，他说“历史是门很硬的学问，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要端正学风，不要把历史学看得太容易了”；“端正学风，不是老生常谈，对年轻一代要反复强调”。接下来，先生讲了如何查阅史料，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如何选题等。这一次先生又没有休息，带的水一口也没有喝，一直到五点半过了，还被学生围着。后来，我说中间又忘记休息了，先生说，“没有忘记，内容实在太多了”。 先生带一个日本留学生，这个学生的汉语水平很差。每次讲课都要写厚厚一沓便条，往往四、五个小时还不行，经常留在家里吃完晚饭，再接着讲。 跟顾先生当学生，真的非常幸运，只要想见他，周一到周五的下午或晚上，只需要打一个电话。每次通电话不超过十几秒钟时间，所说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我想过去谈一谈这一段学习情况，您现在方便吗？”，先生十有八九的问答是“好，过来吧”，就这么简单。如果有事，他会说“如果你的事不急，等两天过来”，或者会说，“你到下周再给我联系吧”。到下一次去的时候，先生一定会解释为什么当时没有让到家里。这种情况也只有三次：一次是因为要备课；一次是他作为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带头人准备申报国家重点学科材料，第三次是正急着给一位申报副教授的年青老师写评语。作为一名学生，能真真切切感受到他对学生的真心相待和足够的尊重。 先生要求一般三、四周汇报一次学习。每次汇报大致的程序：我先谈这一段时间的看书情况，这些书有哪些特点，有哪些心得体会，然后再提出几个问题。这时，先生会拿出专用笔记本，低着头边听边记录，然后解答问题。大致一个小时左右。 剩下的一、二个小时先生会结合所汇报的内容，讲一些他的体会或治学之道，讲到高兴时，白白的、长长的眉毛一动一动的，神采飞扬，瘦瘦的脸上堆满了陶醉的笑，一只手在桌子上不由自由的轻轻点击（另一只手夹着烟），或两只手合在一起摩擦揉搓（不抽烟的时候），或舞在空中，或交叉于胸前，还时不时地双手交叉做出一个翻手腕的动作，这是先生心情最舒畅的时候。讲着讲着，会突然停下来提一个问题，如果回答对了，先生会说，“你还是看了一些书的”，如果问答错了，特别是基本的史实错误，先生会很生气地说“你搞错了”；有的时候根本不给你纠正，到下一次来时，会被提出来。有一次，先生在聊明代的火器技术时，说清朝相当一部分火器技术尚不如明代，我当时脱口而出“似乎从发展的角度看，应当超过明代吧？”先生没有问答，只是盯了我一眼。下一次汇报学习时，先生问我，“上次你问我的一个问题，我没有回答，现在理解了吗？”其实，我当时已经从先生的眼神时看到了不满，下去以后就去查资料，并试着进行了解释。先生笑着说“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就是因为在技术的研究与火器的管理上，清代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 先生不高兴时，一脸的严峻，他会用犀利地目光盯着你，这个时候，你不能低头，必须在先生的近乎惩罚的目光里承认错误；他也会气愤地抖动着手、大声训斥“你又搞错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1年腊月二十六那一天傍晚，先生对我入学后第一学期的学习颇不满意。正在发火的时候，想抽烟，发现烟盒里已经空了，对我说了一句：“不给你说了，我得买烟去”，把我一个人扔在书房里，自己往门口走。我关上了门，低着头一直跟在他的后面，下了楼，一直跟到师大小北门东边的天桥上。他长叹一口气说，“回家过年吧！不要瞎想，当导师的总要为学生着想”。先生的恨铁不成钢的训斥和发自肺腑的关爱，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每次汇报，去之前两天就开始紧张，如赴刑场般痛苦；一旦置身先生的书房，聆听先生的教诲，恰似沐浴春风般畅快。二、三个小时的时间悄然在先生苍老的、一字一句、合着深浅不一的咳嗽声中流逝。每次都聊很晚很晚，直到师母做好了晚饭，或者到深夜近十一点，先生才说，“太晚了，你该回去了。”每次从先生家里出来，总有点儿恋恋不舍。有了这种感觉，害怕因记录打断先生的思路，我基本不做笔记，只是在不知道的书名或人名时，才记下来。从先生家里一出来，回到宿舍，马上打开电脑，再花上一、二个小时，把与先生的谈话内容全部记下来。近两年里，我记录了约二十万字的学习记录。如今，打开文件夹，先生的音容笑貌跃然屏幕…… 今生不幸，学业未就而导师已逝；今生有福，而立人生幸得先生一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