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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潜（常熟理工学院副教授） 窗外是寒风萧瑟的冷，心里是悲伤难言的痛。又一次遥隔千里的哀婉送别，送别一位可敬的长者，一位久久感动着我，又深刻改变了我的学界老人。 惊悉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不幸去世的噩耗，心底蓦然间再现了20多年前的那次远行，更有20多年来的那段忘年交谊。 要说我与先生的相识，始于大学毕业的1985年，缘自家乡先贤、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媒介牵引。 那年初春，向学的我被先生发表在《书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吸引。这篇以《我为什么总在写顾炎武的传》揭题的文章，表达了作者对顾炎武其“学”其“行”的“崇拜”，认为学界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学行关系，应该补足这个缺陷。因为心同所感，我便冒昧地给先生写信求教。未料先生一周后就有回信。信中热情洋溢地说：“我一直高兴了好几天，因为我感到我又遇到一个忘年之交，一个志趣相投的少年朋友了。……假如你寒暑假有空暇，我可以在我家中接待你半个月，住吃免费；我可以把我收藏的亭林西北友人的诗文集统统让你读过，做出笔记。我们还可以充分交谈一些学术问题。”先生还告诉我曾先后两次来过常熟，第一次参观了曾家花园和赵家花园，其中对曾园碑刻长廊内伊秉绶所题“古之遗爱”四字印象最深；第二次则在游文书院读了三天书，又去城外看了王石谷、柳如是、钱牧斋、曾朴、翁氏父子、黄大痴（公望）的墓。捧读先生称许有加的来信，莫名的感动可想而知。随后我把自己的情况并附两篇拙文寄与先生，先生接阅五分钟后即刻回复，并特意写道：“现在只告诉我，毕业后干什么？我很关心这一点。” 当年盛夏，21岁的我第一次去了西北。记得车次抵达兰州，已是凌晨。在候车室歇至天亮时分，我便循着先生事先手绘的方位示意图，来到了毗邻兰州大学的先生寓所。 敲响先生所在22楼209室的家门，迎面而来的是先生长女赵绛老师。知我来意，赵老师热情地招呼入座，并随即通报先生。据知先生当晚迟至凌晨休息。但不多一会儿，年近古稀的先生就从卧室朗声健步地走了出来…… 当天上午，先生陪我就近兰大校园转了一圈。在其中的一栋教学楼前，先生止步抬望，不无感叹地说起自己当年因站在楼道靠窗擦玻璃，而不知情者还误以为他自寻短见的往事，那神情里透着沧桑过后依旧从容的坚毅和泰然。午间，先生领我走进他们夫妇的卧室，指着靠墙的一张书桌，打趣地告诉我，这就是他们治学的“手工作坊”。午后，先生安排助手左书谔老师陪同我参观了兰州黄河大桥、西北师范学院和东方红广场等；还给我介绍了兰大历史系的汪受宽老师。 那几天，因为我的到来，先生家人特意为我腾出了一个靠北的小房间。居室里同样书橱相拥，其中一个满是堆叠的线装古籍，那是先生累积数十年，几经风雨波折的收藏。书桌上，有先生老伴高昭一先生撰写中的一大叠回忆录书稿。更为注目的，是先生所写悼念其二女赵纪的现代自由体长诗。当时我曾贸然地翻看了其中的几页，重重叠叠，行行复行行，浸透着先生对女儿早逝的无限悲念之情。 随后几天，在先生客厅兼书房的宽敞居室里，我们的话题基本上一直围绕顾炎武说开去。先生与我谈此前参观顾炎武家乡老宅的观感，谈顾炎武的北上交游踪迹，谈顾炎武的“关中三友”，也谈顾炎武晚年的“菟裘之计”……。先生将正待付梓的《顾亭林与王山史》（包括《顾亭林新传》和《王山史年谱》二种）新著手稿出示于我，要我阅后提出意见；又取出王山史的《砥斋集》《山志》、李因笃的《受祺堂诗集》《续集》、傅青主的《霜红龛集》等珍贵的线装刻本，建议我好好一读。每次交谈，但见仪态伟岸的先生兴致高昂，朗朗笑谈，高先生热情端茶，然后默然静坐一边，有时也说上几句，温润可亲。面对敬畏的学界前辈，童蒙年少的我虽难免多有拘谨，但在感受了他们的平易亲和中，也由最初的聆听，转而自在地讨论起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虽说兰州之行只是短短的十多天，但有此后先生一次次的关心和瞩望，既使我比同龄人更早地熏染了一份学术的志趣和理念，更推促着我在局处一隅的为学路上不以自限地坚定走去。 1986年秋我去武汉华中师大历史所助教班进修，不久承蒙先生意外地把我推荐给张舜徽先生，助成了我一度沉潜于历史文献学的兴致。当时兰大也设了助教班，先生告知开讲了《中国综合文化史》，为此悉心投入，并感慨“精力、体力大不如前”，“每上二节即不能进餐，须休息半小时方能吃东西。何为老？此即老矣。”但在随后的一封信上说：“活是一回事，干活又是另一回事！”1988年春，先生来信，“尝试着将顾炎武与钱谦益、吴梅村比，与黄宗羲、王夫之比，……这一比，可能三、五年收不了场”。在此前后十年间，先生以非凡毅力潜心学术，新著频频面世，从而迎来了他拨乱反正后的事业新天地。 先生每有大作出版，总要寄我留存。从1987年的《顾亭林与王山史》，到1996年的《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赵俪生先生80寿辰纪念论文集》，先生每次自署“忘年交”或“友生”。在我1992年结婚后，先生每次赠书，又无一例外地写上了我们夫妇俩的名字。想起当年先生欣然以苏东坡《洞仙歌》为题书赠长卷条幅以示庆贺，更有“敬希互持忠贞，不作薄倖之侣，至嘱至祷！”的勉语。此后，我每年会给先生写一二封信去，先生也照例会给我回信，只是随了年迈体弱，信越写越短。先生与我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00年的初秋。那时先生刚从医院回家静养，自叹耳聋眼花，“此已臻于风雨飘摇之时矣。”不过，看了我附寄的小女照片，先生“感到格外高兴，顿然似有病减七分之感。”也附上了几张先生伉俪的居室合影。先生告知，上海古籍出版了他的《篱槿堂自叙》，因被友人拿去，“一时无可奉寄”，建议我就近购置。正是这本书，先生以“春秋笔法”臧否当世著名文化人，成为当年学界争相传阅的读本。 近年来，唯恐惊扰先生的起居清静，除每年春节给先生报问平安，我已很少笺候致意。2005年春节过后，接赵绛老师来信并附先生近影数帖，得知先生年来一直靠放大镜坚持读书，带助听器枯坐电视机前赏京剧、听音乐，精神不错，但心情颇感孤寂。同时承寄先生刊印的《师友书画集》及其书法艺术专辑。据悉从当年起，先生决意把自己“泛览群书”的体会写入“一揽子日记”。2006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的《从读书中历练自己对人物的评议和品味》，即是其中的一篇，耄耋之年思路依然清晰，笔底下更洋溢时代气息。此后欣悉先生九秩华诞前夕，又为兰大历史文化学院题写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院训。舍下有先生1991年书赠联语一幅，录顾炎武“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之句，证诸其笔耕不辍的心志，正可谓先生老骥伏枥的真实写照。 今年春节前夕，我照例寄去贺卡，不意接到了先生三女赵絪老师来电。赵老师要我唤她“三姐”，三姐与我既谈先生近况，也叙先生家教、叙学界现状，还说起我们一家的照片一直保存在先生家的相册里，每次一小时以上的通话，言谈间别是一份至亲暖人的馨香。电话里惊悉先生相濡以沫70多年的夫人以93岁高龄仙逝，怅然之下，不免更为先生的健康担忧。不久承三姐赐寄一套盖了先生印章的6卷本《赵俪生文集》。国庆期间，三姐又热情地邀约我们全家去兰州，希望能安排我在先生有生之年再见上一面。可我因事所扰，不克成行。未曾想近日接先生病危通知，直至今晨与世长辞。 寒夜温遗泽，泪眼已模糊。22年前的陇上一别，老少就此永诀！ 我常拷问自己，因顾炎武而与先生结缘的20多年来，竟然从未像像样样地写过一篇有关的文字，自感愧疚之余，却亦不无宽慰。就如我在一则随笔里感言，因为这似乎并非至关重要。透彻地说，我所沐泽到的，不仅有先生谆谆教诲的话语，扶携后进的品格，更有先生卓然特立的个性魅力、至情至性的人文关怀。这份难得的际遇，让我明白了一些事，读懂了一些人，也领悟了该坚守或放弃的一些人生道理，进而培植了我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收获，滋补生命营养的收获。与先生的结缘，注定成了我一生中最值得感念的际遇。如今，先生以顾炎武、钱谦益等诗句书赠的对联和条幅悬诸壁间，依旧朝夕相对；更有珍存的近20封先生惠函和多种题签专著，滋润着我继续前行的人生旅路。 世纪更替，硕果凋零。随着先生的离去，也是意味着20世纪中国史学的终结。但是，先生在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富有开创性的成就必将写入中国现代史学史；先生以板书、文献、外语、理论、博通“五绝”而驰骋教坛的讲课风格也理应写进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更有先生屡经磨难，却从不趋炎附势的独特心路历程，以其厚重的意蕴，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现代知识分子史的典型标本。 斯人已驾黄鹤去，独留风骨启后人。 谨此短文，遥祭先生在天之灵。 2007年11月27-28日于清欢轩 （感谢沈潜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