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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陈仲丹教授惠寄大作！） 记得张中行老先生曾评说：有人身外之名远大于实际学问，而更多的人是名声与学养相当，但也有些人则是名声要远远小于其学问。他对最后一种人举的实例是研究佛学的顾随先生，此公曾长期在河北师范学院任教。据识货的张先生说是学问大得很，不过却很少为人知，真应了“大音希声”的说法。前些年顾先生交了好运，他有个叫叶嘉莹的老学生在加拿大教书，出名后被国内邀请讲学。叶教授不忘老师，为顾先生出文集，有机会也时时介绍。不过依我看宣传的效果有限，顾先生仍是名微而实显的一辈。 我在此要介绍的张竹明先生也属于顾先生一类，身怀绝学满腹经纶而不为人所知，至多在同行中为少数人了解。出现这种情况张先生也有责任，从外表看他显得有点木讷，在公众场合很少说话，遇事后退、谦让。当然他也有不谦让的地方，比如读书、治学，可那是在书房中干的事，没必要对外人道，就这样年复一年直到退休。 最近，张先生有了一声“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响动。他来电话告诉我，由他主译的《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刚刚在译林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八卷，300余万字，由他独立翻译的有六卷，其余两卷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焕生研究员译出。接着的好消息是他分到三套作者样书，可以送我一套。我急急得令赶到他府上，看到了这一凝聚了他十年心血的成果。这套书可算是开了国内图书设计的先河，外壳为精美皮面包装，封面上烫出古希腊演剧场景，典雅庄重。这只是外表，而内里就更了不得。该套书包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悲剧以及阿里斯托芬和米南德的喜剧，涵盖了古希腊所有存世悲剧作品32部和所有存世喜剧、新喜剧作品18部，最为齐全周详。尤为难得的是，全部译作都是从古希腊原文直接译出，不经其他外国文转译，以求最大限度地忠实原作，让国内读者享受原汁原味的西洋古典文化之美。 鲁迅曾称自己“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我想张先生恐怕也具有这种奶牛的品质，所得不多，所产巨丰，值得介绍。加之我对张先生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先当他的学生，后为他的同事，就是在他退休后也偶尔会登门拜访，因而有责任将自己了解的有关他的一些事记录下来，以示天道酬勤之公，同时也让大家知道茫茫人海中竟还有这一族。 张竹明教授是南通人，说起来他与西洋古典文化结缘还起自他的中学时代。在学校中，教他英语的一个老教师很有点来头，此人曾在四川与来华的著名传教士文幼章共事，英文不错。他在年老后回到家乡，自愿在中学任教。而学校里的教师很多都曾是他的学生，乐得让老师发挥余热。张先生幸运地成为这位老师的学生。在英语教到一定程度后，老师告诉学生他还会点别的本事，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如果有人愿意学，他也愿意教。就这样张竹明独自一人在课外向老师学起了西洋古文字，学的程度大约不会深，处于开蒙阶段。 中学阶段结束后，他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南京大学俄语专业。在当时中苏两国关系的蜜月时代这是个热门专业。在大学阶段，张竹明遇到了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老师郭斌龢。据沈卫威教授著的《“学衡派”谱系》书中介绍，郭斌龢是曾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很大影响的“学衡派”的后起之秀。与其他“学衡派”学人的学术旨趣不同，他关注的是欧洲古典哲学、历史，尤其擅长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之学。1922年，郭斌龢从香港大学毕业。毕业时，教授欧洲古典学的副校长沃姆告诫他：“中国白话文源于古文，西方文化也由希腊、罗马文化而来。学会英语并非难事，但要精通西学，则必须学习拉丁、希腊语文，才能寻根溯源、融会贯通。”于是郭斌龢向沃姆提出留香港一年，随他学习古文字。后来，郭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深造，继续学习希腊文、拉丁文。他作为“学衡派”的干将在《学衡》杂志上发表都是些与古希腊有关的著译。等到张竹明拜他为师时他已过着位居边缘的隐居生活，原因是郭斌龢历史上有些麻烦。据《“学衡派”谱系》书中披露：1939年他在浙江大学由陈布雷介绍加入国民党，为特别党员，后又出任浙江大学训导长，这就有了“历史问题”。能够理解，当时许多老师和学生对他会敬而远之。而张竹明则主动向他请教，拜他为师，在当时这肯定不合潮流。由于勤苦学习，张竹明的古希腊文水平有很大提高，他尝试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当郭斌龢看到自己学生的译作手稿，高兴地说：“你已经超过我了！”20年后这部手稿被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他们的师生缘还有了具体的成果，两人合作翻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被商务印书馆出版。 尽管张竹明表现不显山露水，但学校里还是有赏识他的人。1956年，他毕业留在外文系当教师。据他自己说，在他留校的事上有些老先生起了作用。据《“学衡派”谱系》一书介绍：1927年7月，吴宓在清华主持“庚款”留学美国考试，西洋文学门考生入选的两人是郭斌龢和范存忠。两人一起去美国留学，这时又同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而范先生不处在边缘而在中心，当过学校的副校长，应该是有发言权的。留校后，张竹明只有一个要求，希望有个单人房间，住房条件不拘，再小再差都可以，目的是避免与人合住相互影响。 在与张先生闲聊时听他说：他读书时有两段时间进步最大，一是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另一是十年文革。听起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到听他解释了才弄明白。他开始工作后不久就遇到57年反右和58年大跃进，集体活动多，他的感觉是身忙心闲，浪费了不少时间。等到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肚子吃不饱，活动自然就少了。而他单身一人，本来就活动量不大，饭量小，虽然也饿，但无大妨碍，自己找事做，沉浸在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品味古典书香之雅，过得倒也充实。到文革时期，天下大乱，看来谁也无法逃脱，但张先生自有应对之道。首先是不参与也不附和整人，省了不少脑力、心力。本事更大的是还不被人整，这要费点心思，比如轻易不说话，一定要说语速尽量慢，免得言多必失；表情看起来喜怒不形于色，听人说话若似懂非懂，待人神色也似笑非笑。这种神情我觉得与希腊古风时代雕像上的微笑酷似，修养不到一定功夫恐怕扮不出来。估计在文革中出风头的各派也不会把这样一个人当作对手，他就乐得逍遥，将这十年当作在世外修炼的大好时机。 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学术大发展的时代也随之来临。张先生这时从外文系调到历史系工作，先在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后在世界史教研室工作。在前者做的多是案头工作，而后者则要面对学生口讲指画。我就在这时成为他面授的学生中的一人。平心而论，他开设的那些专业性较强的课感兴趣的学生不多。他也抱着随缘的心，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认真地传授知识。比如开拉丁文课，一二十人欢迎，三五人也没关系，至于以后以此为业的学生有多少就更说不清了。在这期间，东北师大的林志纯先生请他去给研究生开设古典语言课。学习结束时他与学生们合译了一本拉丁名著《罗马十二帝王传》，后正式出版，算是对这段客居生活的一个纪念。 在与他共事的几年中，我发现他确有自己特立独行之处。比如，无论是他名义的专业俄语，还是实际的专业古希腊罗马文化，都与外国有关，最好能有去国外考察、访学的机会，最好是讲学。但时至今日他已70多岁仍是未出国门一步，似乎他也没有觉得这有多大遗憾。这一两年本来有一次出国的机会，与他俄语专业的几个老同学参加自费的俄罗斯几日游，后又因忙于译稿校对而放弃。再说科研经费，严格的说他从未得到分毫，即使申报也会因报的是古典文献某方面研究与指定课题不合而被淘汰。但有一次例外，他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希望得到资助，竟得到几千元不知算是经费还是补贴的钱。至于报奖以及其他荣誉就更与他无缘。 尽管如此，南京大学历来就有宽容的学术氛围，为他的治学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特殊环境。虽然系里的同事并不都明白他心驰神往的学问是什么，但大家对他还是很尊重的。比如，当他在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工作时，按规定要坐班，就连身为研究室主任的王绳祖先生也不例外，但对他的要求就可放松。另外，他的科研成果译作多著作少，这对评定职称不利，但在当时学校领导的关心下，他的教授职称也顺利得到解决。对学校各级的关心他也是心知肚明。在欢送他退休的茶会上，他诚恳地说：自来历史系工作我就对系里有很深的感情，无论出什么书，在前言或后记中我都要在最后写上“张某某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退休后同事们对他的记忆主要就是每年过年前的全系聚餐，大家有一次见面的机会。 但在退休后，张先生却显得比以前更忙了。在保持原生态不装修的书房里，他终日伏案读写，终于有全部的时间可以悠闲地做点什么事。但这样的悠闲没能持续太久。有一天，江苏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登门拜访，说是慕名而来，想请张先生承担翻译全部古希腊戏剧作品的重任。据说这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好几个出版社竞争，但当译林出版社提出计划的译者将从古希腊原文翻译时，这一项目就自然地落入译林的旗下。承担这样大部头的外国古典原典作品翻译不是件容易的事。过去朱生豪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历时十多年，耗尽了全部的精力，结果是书成而人亡。而张先生此时还有两个不利条件，一是年老，二是体衰。他的身体年青时就称不上强健，一直有点病，平时走路是踽踽慢行，动作也以舒缓轻慢为主。但将古希腊罗马原典介绍到国内是张先生毕生的志向，人生能有几回搏？衰年一搏又何干！结果张先生就答应了出版社的约稿，约定以五年为期交稿。 答应容易，真正做起来就发现难处不少。估计全部的译文字数在300万字以上，后来印出来有八大卷之多，工作量很大。张先生跟不上潮流的还有一个具体表现是他不会用电脑，全要靠手写笔录，这也增添了不便。没有经费对搜集资料也不方便，尤其是他需要参考各种原文的详注本，好在他平时注意保存这方面资料，以前在旧书店淘了不少各种版本的原著。然后是繁复的案头译事，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足不出户，日复一日，在行行对话、诗句中斟酌传言。未想到这一工作不像他当初想得那样顺利，五年时间过去，进程才完成三分之一，需请人加盟。他邀请北京的王焕生研究员加盟，承担约四分之一工作。以前罗念生和周作人都曾译过部分古希腊戏剧剧本，主要是些影响较大的剧作。对这些译作当然可以参考，但在具体表述上不同译者就有不同的理解，要在贴近原意上用心思。出版社也很有耐心，不催不逼，译稿完成一个剧本就编定一个，然后再耐心地等。就这样等到十年之后，全书才终于编定问世。该书一出版，就被江苏新华发行集团独立包销，同时被包销的还有北京三联书店出的《钱钟书集》。 值得庆幸的是，经此十年之役，张先生的精神却比以前更好了。大约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也变得善言健谈，愿意谈点感想了。他先说自己崇尚的是人们熟知的一句老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确实，张先生有着淡然、静默的外表，但也有着坚毅、决然的恒定之心。他又谈到自己处事上受道家和佛家影响较深，清静无为，守身谦退。是的，他既有佛家谦让的外表，也有佛家勇猛精进的内里。至于道家则让我想起了庄子。《庄子》书中提到最好的斗鸡“望之似木鸡”，所谓“木鸡”是指它上场后一心争斗，不受外界影响，可见木鸡的“木”也只是外表。张先生又谈到，他最为念念不忘的是要将古希腊的文化瑰宝取来为我国人所用。这让我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勇者愿不畏艰难，将古希腊的文明天火取来，照亮我们民族文化建设的征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