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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名师(20071015)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一)徐中舒
    徐中舒似乎是王国维最出色的学生,在现代中国史学界是有很大名声的学者。在北京的学者中每每可以听到赞扬徐的话。可是我在川大读书期间,我不仅听到老师说过对徐不那么佩服的话,就是在学生中也听到有颇不以徐为然的话。记得那是1984年夏天,成都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说文解字段注》,书名是请徐题的。那字是不算佳的,间架都未摆好,笔道也生疏,看后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学生中有人就因为那字,大大的奚落徐。这种奚落是有参照的。那参照就是缪钺为成都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经籍纂诂》一书题的书名。缪字典雅秀丽,一般人写不出。就因这缘故,学生中颇有人欣赏缪而嘲笑徐。看来,书法小道,有时,所关不小。
    在川大我没有见过徐,因为他似乎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徐的名声很大,地位很高,据说四川省省长每年都要给徐拜年,老师们说到徐时,都一例称“徐老”,外校来川大讲课的老师——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韦庆远——说到徐时都显示出很崇敬的神色,因此,在不少人眼里,徐大有“川大一人”“中国半壁”的声势。之所以说“中国半壁”,是因为川大不只一位老师明白表示过在中国川大仅次于北大,甚至和北大差不多。我多次听到这样的话:“北大啥子嘛!不就有一个王力嘛。我们有徐中舒!”所以当开始实行本科生推荐上研究生的制度后,有老师对来自某师大的推荐生就表示不愿要,觉得那学校不行,川大接收那学校推荐的本科生,似乎不对等,只有全国综合性重点大学的推荐生才可以考虑。
    可以说,徐中舒是对川大影响最大的人,这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至少在历史系是如此。好的方面是老师们有朴实谨严的学风,不好的方面是滋生不应有的自大。川大今后如想有所发展,应该发扬前者而克服后者。
    (二)蒙文通
    蒙文通现在有很大的名声,是“国学大师”了,可是当我在川大学习期间,蒙的名字并不很响。人们经常提的是“三老”,即郭老(郭沫若)、范老(范文澜)和翦老(翦伯赞)。这与蒙已去世多年有很大关系。我曾向一位老师说到蒙时,那位老师虽一言未出,但明显的不以为然,我是分明地感到的。这是有参照的,因为那位老师非常佩服范文澜,说范非常博学,所写通史非常通贯,文笔又好。那时蒙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范的书只读过一两本通史,只能听从那老师的意见。后来我通观了蒙和范的著作,觉得蒙、范学问都很好,不易第甲乙,如果要说差别,那似乎只是范的学问更政治化一些,著作更多一些,而蒙的学问更学术化一些,著作少一些,还有就是范因学问政治化的特点和著作较多而名声更大一些。
    关于蒙文通,学生们经常说的是他被造反派脱裤子打屁股和用钳子拔胡子的事。学生说时也就是当作玩笑说说的,没有人谴责造反派。看来好多可笑可恶的事在隔代人那里,往往就淡化了。当时的传闻说,蒙就是因为被打屁股和拔胡子,自感羞辱而跳楼自杀的。后来有回忆文章显示,以上说法并不是事实,可见传闻在没有其他可靠材料印证的情况下,是不必认真对待的。
    当时还有一个传闻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不久,就为大学教授定级别,川大历史系徐中舒为一级教授,蒙文通和缪钺都是二级教授。蒙知评定结果后说:“徐先生当一级教授,我没意见,缪钺都当二级教授,我蒙文通怎么办!”此事未得印证,不知道是否属实。不过,从缪钺的研究生张祥光先生告诉我的情况可以看出蒙、缪关系不和谐:“我曾写一篇与蒙先生商榷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学术月刊》上。有一次,我去蒙先生家,蒙先生问我:‘那文章是你自己写的呢?还是缪彦威让你写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蒙先生知道是我自己写的,就‘哈哈哈哈’的笑,很高兴的说:‘好!好!’一边说一边点头。”
    (三)缪钺
    我听过缪钺的课,大概有几次。具体时间已记不准了。只记得那是给进修教师讲诗词,是在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我参加的第一次课是在秋天的一个下午,天是晴朗的,温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来,使教室的气氛显得格外的和煦。缪端坐在讲台上,神情十分庄重,面对着听课者,但似乎谁也没有看,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学问的庄严。缪不用讲稿,似乎也没有讲稿。讲前,先背出要讲的全诗或全词, 然后将写有该诗或词的卡片递给一位进修教师,由这教师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进修教师写时,缪也不看黑板,只是端坐着,一动不动,紧绷着脸,盯着前方,似看非看。这时,教室里气氛更加凝重,大家都屏住呼吸,除了粉笔在黑板上发出的声音,没有一丁点儿别的声音。进修教师写完了,缪就开始讲解。所讲内容深入浅出,逻辑严密,条理清楚,非常明白。遇有需要强调的地方,就大声强调。就因为这样的强调,能长久记忆。记得他讲杜甫的《春望》,讲到“浑欲不胜簪”句,就大声强调说:“胜,要读‘升’,平声,不能读‘胜利’的‘胜’,读‘胜’就错了!”他讲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秋)》中“高处不胜寒”句,又大声强调说:“胜,要读‘升’,平声,不能读‘胜利’的‘胜’,读‘胜’就错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还牢牢记得。后来我看诗律词律,知道老先生很对。所以当某大学中文系的人在中央电视台讲《春望》而将“胜”读为“胜利”的“胜”时,该电视台的文艺节目中有人朗读《水调歌头(中秋)》而将“胜”读为“胜利”的“胜”时,就感到晦气和惊讶:“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居然也这样读!中央电视台居然请这样的人讲杜诗,有这样的人读苏词!”
    在校园我遇到过缪一次,那是某年的四五月,天气晴朗,缪由一年轻人陪着去什么地方。缪身着对襟蓝衣,走得很慢,神态安详,眼睛看地,很是儒雅,我相信见到缪的人应该都会从缪身上得到一种“何谓庄重”的身教——“君子不重则不威”,临事待人,庄重与否,并非小事,不可等闲视之。
    我毕业上研究生后与缪通过信,我请他给我写字,很快就得到他的回信,我所求的字也在同一信封中。那字是他自己的《夜读》诗,非常漂亮,我很珍惜的收藏着,直到他去世后,为了纪念,方将字裱出,挂在墙上。
    徐中舒、蒙文通、缪钺三位名家,在川大人眼中,甚至在全国学界的人眼中,应是徐第一,蒙第二,缪第三。(最近有人认为蒙未必比徐差,此处不论。)但在我看来,似乎有未易言者。因为缪的修养很全面,文史兼通,书法也好,还喜围棋,于棋道有深悟,发而为文为书为诗为词,很有一种清通灵动之气,再过五百年一千年,徐、蒙的著作或许已不存在了,或者虽存在,大概也没有人重视了,而缪或许有一二墨迹三四诗词为人所称,为人所重,果如此,则谁为第一,谁为第二,谁为第三,恐怕真是难下断语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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