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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崛起，宁波地位则不断下降。要发展，到上海。一代代优秀的宁波人纷纷附到上海定居，于是，就有了近代著名的“宁波帮”。20世纪宁波在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分子，多出在上海滩宁波人的后裔。本文的主人公王仲荦（1913-1986）正是典型之一。他是宁波余姚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家之一。关于王仲荦学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除了弟子的回忆文章外，介绍研究文章才二篇[1]，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拟以王仲荦史学为主题，做成一篇硕士论文。今年是王仲荦逝世20周年，先草成此文，以志纪念。 一、生平及治学历程 王仲荦原籍宁波余姚明伟乡，出生上海，在上海读小学、中学、大学。其祖父是一贫穷的农民，其父在姑父的资助下从余姚到上海经营商业，在一战期间赚了一些钱，但在1928年到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中遭到破产，家庭从此衰落，此时正逢王仲荦青少年时期。 学生时代，他很喜爱古典文学，18岁开始注《西昆酬唱集》。这是一部北宋杨亿等人唱和的诗集，诗中用典甚多，在宋诗中自为一体。为了这部诗集，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就伏在妻子余风年床边（有肺病，长期卧病在床，23岁不幸因病去世），检阅典故，逐条梳理，凡《佩文韵府》等[2]，无不加以披览，这部《西昆酬唱集注》直到1980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0年，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王仲荦由于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的赏识，将其收为晚年弟子。受章氏“读史救国”思想影响，转而治史。王氏承继传统国学路子，加入了补编正史书志行列。他初准备做《两晋会要》、《南北朝会要》。后听说泰兴人朱铭盘书做了这项工作，于是放弃了，转而做《北周职官志》。王氏的这项活动，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支持。在章氏的指示下，他广泛参考了金石资料，草成了初稿。1935年，又贾其余勇，草成姊妹篇《北周地理志》。 1935年，王仲荦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参与创办《制言》杂志的编辑工作。1936年，太炎先生因病逝世，王仲荦将太炎先生的遗著目录加以整理、发表，为后人研究太炎先生的思想提供了诸多方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王仲荦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并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职教授，教授中国通史，同时在光华大学（现华东大学前身）任教。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宣布解散，王仲荦从此离开上海。 1940年底，王仲荦抵达昆明，任云贵督察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底，王仲荦赴重庆，先后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讲师、副教授。避难云南期间，无书可读，身边只有一部《资治通鉴》，因得熟读此书。这为他以后从事六朝隋唐史创造了条件。 1946年，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1947年，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王仲荦等十多位教授被解职。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后，王仲荦来到了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1948年，年升教授。195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成立，转为历史系教授，时38岁。同年与郑宜秀结婚。1977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王仲荦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兼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辑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 50年代开始，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教魏晋南北隋唐史课。因为他讲一口上海话，怕北方学生听不懂，写成了80万字的讲稿。这部讲义，以后就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立项，决定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由于王仲荦是这一领域内的权威专家，自然也就受邀参加写作。1961年，《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出版，下册由于遇上“文革”，未及出版。 1955年，出版《曹操》（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王氏的学术整理期是60～70年代。1963年开始，他奉国务院令，借调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他主持南朝五史的标点工作，因此之故，他得以在北京生活了近九年时间。他负责校注了《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启功称，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以王仲荦所校点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为较好。 在这段时间里，他抽空整理、写定了旧稿。1977年，送中华书局。不久，《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西昆酬唱集注》（宋人杨亿编，王仲荦注，中华书局1980年）三部书陆续出版。这三部书稿前后经历了近四十年时间，最后能完整地出版，实在不易。 1977后的精力，用于《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修订工作。1979年，形势好转，上海人民出版社再次约稿，要求出版下册。王仲荦认为这部稿子只能代表当年水平，25年过去，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争论非常激烈，进展很快，不可能稿子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于是王仲荦对旧稿进行大的修补，拆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著作[3]。1983年，《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写定。1988年，《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十年精力，瘁此两书”[4]。 1984年，又编定了文集《蜡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蜡华山馆丛稿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83年以后，70高龄的王仲荦，主持了《太炎先生全集》整理工作。 晚年致力于敦煌学和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写成《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 山东大学是一所以文史哲见长的传统名校，20世纪50年代历史系辉煌阶段曾有多位著名教授坐镇齐鲁大地、授业莘莘学子。他们包括杨向奎、黄云眉、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陈同燮等人，号称“八马同槽”。此外，尚有孙思白、庞朴、华山、韩连琪、卢振华、葛懋春、吴大琨等学术宿儒或中青年名家执掌教鞭[5]。他们以《文史哲》为基地,组织发起了一系列轰动史学界的重大学术问题讨论,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创造了该校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时代。80年代前期，王仲荦曾主编《历史论丛》一至五辑（齐鲁书社1980—1985年出版），看得出来，仍有发扬山东大学历史学科雄风的决心。 综观王氏的学术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他一生以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为己任；在治学路子上，经历了新旧的转换；重视史料，国学功底厚，受教条主义史学影响少些。在众多的老一辈史家之中，他是一个幸运人物。在动乱年代里，他没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反而有机会整理古籍，业余将旧稿整理出来。这是他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客观条件之一。 二、治学特点 王仲荦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史学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勤勤恳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供我们后来者学习，以便应用到当今的史学研究中。在王仲荦逝世后，启功先生曾题诗云：“直谅名闻，是为益友。精勤盖代，无愧宗师。”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王仲荦一生治学精神的体现。其治学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是博。王仲荦一生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对于我国古代的名人，有影响的事件，均能够娓娓道来，或能写成文章，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了浙东学术中博采的优良传统。青年时代就已将家中的五、六千册藏书都通读过了。他兴趣广泛，文学、训诂学、玄学、佛学、历史地理学、敦煌学、古籍整理等无不涉猎。 其二是精。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书，把它读的熟烂于胸。他曾说：“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烂熟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6]他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王仲荦对《资治通鉴》甚为熟悉，读过十几遍，读的次数多了，越读越有味道。《资治通鉴》资料珍贵，王仲荦后半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精通《资治通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三为勤。勤读、勤记、勤思、勤学，书不离手，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记、思、写有机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 其四为严。王仲荦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力求尽善尽美。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拿出来发表的，并谆谆告诫青年“不要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7]。对于自己的作品，王仲荦总是再三加以修改，有时为了一个地名的今注，为了一个典故的出处，不惜反复查找。他自己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几部书，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后经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补充后，才于1987年后陆续出版。 其五是创。王仲荦善于思考，勇于开拓创新。王仲荦以新的观点解释历史。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世界史后，他体会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非常重要。所以王仲荦的许多观点都是新的，与前人的大不相同。当五六十年代“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敢于大胆地把自己不同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终于成为一家之言即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另外，他写的《曹操》一书更是第一次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为以后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8]。 此外，王仲荦治学有较强的现实感。他曾说：“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了解现代社会，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同样，研究现实问题要有历史感，把历史背景搞清楚，才能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正确的理解。”这个观点，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三、王仲荦的史学成就 王仲荦一生著述鸿丰，硕果累累，凡500万字。其著作涉及各个领域，且都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从阅读这些文本以及平时向先生求教的过程中，王氏弟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黄朴民教授称王仲荦的学术贡献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博通与专精的统一，他既著有会通性质的中古“两史”，又撰有考据缜密、烛隐发微的北周“诸志”。前者示人以“通”，后者示人以“深”。 二是理论与实证的统一，如仲荦师作为“魏晋封建论”的主将之一，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述反映了其理论思辨、宏观驾驭的深厚功力；同时，他有关古代物价的考证、敦煌文书的释读，又体现了其注重实证、无信不征的鲜明旨趣[9]。 在中国古代通史上的贡献 说到王仲荦在古代史上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表现在古史分期上。王仲荦主张魏晋封建论，他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封建论，第一次对此说进行了系统论述。王仲荦在50年代中期发表《春秋战国之际的村社与休耕制度》、《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等论文，从社会结构、阶级成分与生产力状况等方面分析两汉魏晋社会，对魏晋封建论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王仲荦在其长篇史学论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指出：“封建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猝而就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魏晋开始，而从夏殷一直到东汉，都是奴隶社会。”在考察封建制出现的时候，他特别重视农奴阶级的产生，因为他主张“农奴阶级的确立过程，也就是封建制度形成的过程。”因此，他把从夏商到战国当成中国奴隶社会的第一阶段，有两种社会结构，即氏族及农村公社的残余与早期奴隶制同时存在；从战国初叶到东汉末是第二个阶段，特征是农村公社瓦解，较发展的奴隶制开始占统治地位，即盛行着债务奴隶制。魏晋以后，奴隶制生产方式终于为封建生产方式所替代，固有奴隶制残存也通过隶农制即屯田制的过渡形式，向封建剥削形式过渡[10]。此后，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中，有“封建关系的加强”一章，王仲荦再次叙述这个观点，而在1980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中，对魏晋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又作了更详细和全面的论述。从而使自己的观点一步步走向成熟，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同仁的认同。 他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农村公社和休耕制度问题，孔子思想，物价问题，明代纺织生产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方面也具有相当的研究深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关于这些问题研究的成果便被收集在他的两本论文集《昔华山馆丛稿》和《昔华山馆丛稿续编》中。《蜡华山馆丛稿》一书，共包括七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便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问题，论述了魏晋封建论，包括《春秋战国之际的村社与休耕制度》、《两汉奴隶社会说》以及《魏晋封建论》等五篇文章；第二部分包含了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写于60年代。当时山东历史研究所发动对孔子的讨论，作者加入其中，共三篇文章；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作者受《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严中平教授的启发和帮助，写了六篇文章；第四部分是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三篇，写于七十年代初期；第五部分是有关敦煌石室发现的氏族志文章，共三篇，连同1948年写的《〈元和姓纂四校记〉书后》共四篇；论文集的第六部分为古籍介绍；其余为第七部分，包括作者的处女作《读史札记》、《太炎二三事》等文章。而第二部论文集《蜡华山馆丛稿续编》中的《鲜卑姓氏考》和《代北姓氏考》两篇文章所涉及的姓氏问题，是王仲荦晚年用力最勤的焦点之一。在《蜡华山馆丛稿》中，曾收入对敦煌石窟发现的《氏族志》研究的三篇文章以及旧年写就的《〈元和姓纂四校记〉书后》一文，《续编》中这两篇文章实际就是这一组文章的姊妹篇[11]。书中还收集了论述魏晋封建论的《关于中国奴隶里社会的瓦解与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篇文章。另外，论文集中还收入《曹操》一文，首次对曹操进行了公允评价。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断代史领域的贡献 王仲荦的专著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两部巨著洋洋二百万言，体例严谨,论证详密,资料丰富,语言简洁，被史学界誉为两部优秀的断代史著作。这两部书奠定了新中国中古史学的基础。在老一辈史家中，他是最早适应新史学的人之一。两书出自一个旧时代成长起来的史家之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