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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鉴于当时史料虽然丰富但却大部分尚待人们搜集整理的严峻现状，齐思和先生提出了从研究专史入手，搜集和整理史料的切实主张。这就是： 吾国历史之久，史料之富，不在全部西洋史之下，则整理的改造工作非惟非一手一足之力所克担负，抑亦非一时所能告成也。语云“欲速则不达”，世事且然，何况学术？故学者应先着手基本工作，从事专门研究，细目既明，始可综为专史，专史既出，始可谈到通史，此种工作恐非五十年内所从事者。（编织课本，又当别论）故今日所亟应从事者为专题研究，而亟有待努力者，亦无过于专题之研究。”（《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17—118页） 于是，从技术层面入手，齐思和先生首先论述了专史研究问题选择的技巧问题。例如，所选问题要不宜过于宽泛和复杂，要有意义和新颖，也要作者自身能够解决的可能。其次论述了问题选定后相关史料搜集的技巧问题。例如，要编制搜集到的相关史料的目录，要有所取舍地准确记录有用史料。最后还论述了业已记录的有用史料整理的技巧问题。 必须要看到的是，齐思和先生不但阐明了学术研究上的实证方法，而且还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运用起了实证的方法。1949年以前，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研究中，齐思和先生对学术研究上的实证方法有着很好的运用，并且做出了多项重要的学术贡献。对此，戚国淦先生在《史坛巨擘 后学良师——怀念齐思和先生》（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一文、马克垚先生在《学贯古今，史通中西——略论齐思和先生的史学》（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一文、齐文心先生在《先父齐思和生平及著作简述》（载《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版）一文中，都有着独特和详尽的论述。下面，笔者将在综述三位先生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就齐思和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研究中对实证方法的运用，仅选择两篇文章，做简要介绍。 《战国制度考》（载《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后收入《中国史探研》）。文章特别注意将战国时期的年代、舆地、典章制度等凡见诸于各种史料的记载，都“详加钩稽，勒为诸表”。每一个问题的论述都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全文脚注多达400余条。文章的结论指出：战国时代为“中国史上，未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前，变化最剧烈之时代”、“由古及今转变重要之关键”；秦朝的制度“大抵因战国时代之旧”。这些看法符合历史实际。本文最早指出战国变法运动先始于魏，后及楚、秦等国，此外齐、韩、燕等国也都进行变法运动。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高度重视，因其长达五万字，故被认为是对战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毛诗谷名考》（载《燕京学报》1936年第36期，后收入《中国史探研》）。文章对《诗经》中出现的十五个“谷名”，进行了一一考证，指出这些谷物现在的名称。文章把重点放在“稷”的考证上，得出的结论是：“稷”就是现代的“谷子”，它的种子就是“小米”，是周代最主要的粮食。这一结论为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是正确的。今天《毛诗谷名考》已经成为中国农史研究的经典文献之一，是农史学界的必读之作。故此，为表达农史学界对齐思和先生的怀念之情：2000年第3期的《农业考古》特全文转载了齐文心先生的《先父齐思和生平及著作简述》（首发《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版）的纪念文章；2001年第1期的《农业考古》又重新全文发表了齐思和生先生的《毛诗谷名考》。 同样地，虽然1949年以后，齐思和生先生实现了自我从信仰科学实证史学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在治学方法论首选运用实证方法的一贯做法并没改变。可以这么说，齐思和生先由此成为了1949——1978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实证学派的重要一员。在那个以论带史、影射史学盛行的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实证学派在学术研究上重视史料搜集整理、重视域外学术成果翻译介绍的努力，为中国史学研究的薪火相传和学术积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单就齐思和生先在此方面的努力而言，戚国淦先生在《史坛巨擘 后学良师——怀念齐思和先生》（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一文、马克垚先生在《学贯古今，史通中西——略论齐思和先生的史学》（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一文、齐文心先生在《先父齐思和生平及著作简述》（载《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版）一文中，都有着独特和详尽的论述。下面，笔者将在综述三位先生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就齐思和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中对实证方法的运用，仅选择两部史料集和一篇文章，做简要介绍。 《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57年和1978年出版）。作为这两部史料集的主编，齐思和生先生广搜博览，编入各种重要资料200余种，包括官方文书、地方志书、私家著述、笔记、年谱、诗文等。外文资料方面则包括了英国的议会档案、外交文书、私人著作等。这两部史料集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英]D.C道格拉斯主编《英国史料汇编》陆续出版，第一、二两卷收录6至12世纪英国史料共540余件，凡1800余页。于是，齐思和生先生就仔细查阅书中收录的埃塞伯特、维特列德、伊尼、阿尔弗列德、克纽特诸法典，毕德的《英国教会史》，《盎格罗•撒克森编年史》，《土地赋役检查书》等重要史料，分析排比，论述了英国封建化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指出了英国与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在封建化过程方面的异同，并批驳了西方学者在关于英国封建所有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的罗马派和日耳曼派的观点。这篇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根据大量材料，条分缕析，主题谨严，填补了同一问题国内研究的空白，是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一篇精品力作。 总之，尽管齐思和先生的史学观和史学研究领域前后都有着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治学方法论上首选运用实证方法却是他一贯的做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抓住了齐思和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运用的实证方法，也就抓住了齐思和先生史学思想的根基。 三、体现学术研究上的比较思维，是齐思和先生毕生从事史学研究的内在学术自觉。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齐思和先生史学思想的品格。 所谓学术研究上的比较思维，是指在学术研究上要从求通入手，以差异互补为旨归。对此，齐思和先生在讲授史学方法论的“史学概论”讲义中并没有章节专门论述。但是这个讲义本身却是很好地集中体现了他的比较思维。对此，齐文颖先生有着很好的说明： “史学概论”一课在齐思和先生开设此课之前，早已开设多年。过去此课是只讲中国内容，不谈外国。个别院校也有开设外国史学介绍的，多半是由外国教授讲授，既不联系中国实际，也脱离学生的水平与需要，选课人数寥寥。齐思和先生“史学概论”一课，结合了他历史学造诣基础深厚、中西兼通的特点，站在时代的巅峰，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了中外史学（主要是西方史学）的源流与发展，各自的特点、优点与不足，进行深入对比而开设的。此课开创了将中外史学融为一体的“史学概论”课程的新体系，使学生们从入学一开始，便得到中国史与外国史的学习门径，为日后的学习与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因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59页） 事实上，作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史学名师，无论是在中国史、世界史还是在史学史、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中，齐思和先生都善于把进行比较思维作为内在学术自觉，体现在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对于这一点，在病逝前的几个月，同一位从外地来京登门求教的大学生谈论学习历史的方法时，齐思和先生说出得更为真切和明白： 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外国史联系起来研究，进行比较，就能使我们发现特点，找出联系。”（《谈谈学习方法》，北京师范学院教务处1980年编印，第28页；转引自戚国淦：《史坛巨擘 后学良师——怀念齐思和先生》，《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 对于齐思和先生在史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比较思维的揭示和说明，戚国淦先生在《史坛巨擘 后学良师——怀念齐思和先生》（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一文、马克垚先生在《学贯古今，史通中西——略论齐思和先生的史学》（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一文、齐文心先生在《先父齐思和生平及著作简述》（载《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版）一文中，都有着独特和详尽的论述。下面，笔者将在综述三位先生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就齐思和先生在中国史、世界史以及史学史研究中对比较思维的体现，仅选择三篇文章做简要介绍。 《孟子井田说辨》（载《燕京学报》1948年第35期，后收入《中国史探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井田制有无的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一场讨论。针对这场讨论，文章指出：参加讨论的各家只争井田的有无，既不曾详考后儒论说井田之所本，也不曾将西洋封建制度之田制加以比较，因之愈辩论而去题愈远。鉴于此，齐思和先生首先考证出了孟子所说的井田就是实行助法的井田，然后再引用西方史实进行比较，指出这种井田制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庄园制度。虽然直到今天为止，井田制问题仍然众说纷纭，但是齐思和先生的这一观点仍是重要的一家之言。 《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点》（载《新建设》1964年第10期和11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唐宋时期是否为有庄园制度的问题，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一场讨论。当时论辨双方都把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作为典型进行比较，他们对于欧洲中世纪庄园的论述不是非常简略就是相当陈旧，从而无法从有限的资料中了解到欧洲中世纪庄园制度的真实情况。鉴于此，齐思和先生对于欧洲中世纪庄园制度的典型代表——英国封建庄园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展示了欧洲中世纪庄园制度复杂性和多元性，为中国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参考资料。 《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载《文史哲》1962年第3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学传统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历史学传统，文章对此进行了比较。文章指出，假如将希罗多德比作司马迁，那么吉本在在欧洲史学上的地位则相当于我国的司马光。文章最后，指出了欧洲历史学的特点，并与我国的历史学进行了比较。 总之，尽管齐思和先生并没有专门论述过比较思维的问题，但是把比较思维体现在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却是他毕生从事史学研究的内在学术自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抓住了齐思和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体现的比较思维，也就抓住了齐思和先生史学思想的品格。 后记：本文系为参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纪念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2007年5月7日）而作，以表达对齐老先生这位史界前辈的深切怀念与由衷的敬意！ 余生也晚，无缘向齐老先生问学请教。但不幸中也算有幸的是，在北师大历史学系求学时，我是当时任教于师大的杨玉圣老师的学生，而杨教授又是齐文颖教授的门生，而齐教授是齐老先生的长女、著名美国史和妇女史专家。就此意义而言，在学脉上还是多多少少沾了齐老先生的一点儿仙气的。 所谓学术，亦如潺潺之流水，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岂不信乎！ 2007年5月5日 于津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