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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思和先生是我国20世纪的著名史学家，是世界中古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古今，尤精研先秦史、晚清学术思想史、乾嘉考据学和世界中古史等。他又深得历史理论之要旨，融会中西、纵横古今，多所发明。 齐先生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要“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外国史联系起来，进行比较”。但他的这种中西比较、互证的方法，并不是“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比较”，而是有其严格的规定。他要求会通之学的通，要建立在专的基础之上。首先要有窄而深的专题研究，然后才可能有各学科之专家；集各专家研究之成果，才可能做到通，才可以编写通史。他指出，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影响很大。但梁氏关于西方史学的知识，不过是依据几本中、日译成的教科书，这些通俗教科书，不能代表西方史学研究之理论与方法。所以，梁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之上的，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用这种方法来治史，是不会有成绩的。齐先生会通之学的通，也不是把不同的事物做简单的排比，而是研究其共同的规律。他在“周代锡命礼考”中说：“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所以，把西洋封建制度和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比较，则荦荦大端，并无二致。齐先生运用其会通之学，做中西古今之互证与互较，得出许多创见，试举一二，以明其博大精深： 1.关于封建制度的研究。齐先生著“周代锡命礼考”，即首先举西方封建制中臣服礼、宣誓效忠礼等，以与之对照，说明二者之相似。“孟子井田说辩”，则应用西方庄园制度，说明井田虽然是孟子的理想，当亦有所依据，并非完全凭空杜撰。他1935年在哈佛写的博士论文，“春秋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主要讲封土制、国家形态、经济社会状况等，颇有后来布洛赫《封建社会》一书之气势。在该书中西封建之比较中，齐先生说，中西封建制度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如宗教，中国就没有西欧那样强有力的天主教会，不过西方天主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罗马教廷统治下的中央集权组织、永久和平理念等，亦与封建制不合，经过多年的调整，教会始得适应于封建。而中国的宗教则并不构成对封建之妨碍，政治统治和宗教祭祀之职，统一于王、公、卿大夫之一身，故其权力更为强大；关于再分封，则中国的宗法制度既是一个祖先祭祀制，也是再分封制，如此使整个帝国转化成为一个大家族。而欧洲的再分封制则领主来源多种多样，虽然有长子继承制，可是其他次子则多得到修道院生活。所以中国的封建制比之西欧的封建制更有系统，组织更完善。 2.齐先生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之研究，更显示其中西会通、中西互证之学问。目前出版的先生于1936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的《史学概论讲义》，就是一部融会中西史学的大著，今日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还写过不少有关论文。早在1929年，他就写出“先秦历史哲学管窥”，用西方历史哲学之方法，勾勒出中国先秦丰富的历史哲学内容。他比较中西史学，以为中国古代史学最为发达，广博丰富、包罗万象，二十四史是知识的海洋，文化的总汇；而欧洲的史学，直到18世纪，仍然是以政治、军事史为主，19世纪方才有了经济、文化等内容。到了现代，我们的史学就落后了，所以要吸收西史之长，改造国史。他在论述晚清学术时曾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乃是一政治运动，政治运动过去，其书已经无人问津。可是今日一些汉学家，还在那里批驳康梁，以显示其方法的细密，其实这一派的学说在中国早已过去了。又说，晚清我国之翻译运动，严复译《天演论》等，林琴南译小说，均是学术名著，所以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是世界史的翻译，只是一些教科书，没有一本一流著作，使我们只略知西洋的史事，而不知西洋的史学，只有教育作用，而无学术价值。这些意见，今日仍然值得我们注意。而只有会通，才能提出如此深刻的意见来。 齐先生晚年写成“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后来有人对该文提出意见，即西迁地点的确切位置问题。但齐先生此文本意，在于证明欧洲史上的匈人即匈奴。这是先生又一会通之作。他计划写一部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从中国匈奴的西迁一直写到日尔曼人的迁徙。而匈奴人的迁徙，在此最为重要。先生认为，北匈奴的活动，中国有许多的记载，而匈奴进入欧洲的活动，见于罗马历史家的记载，中西文献的记载是互相衔接的。可是许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匈人即匈奴，实为割断历史。他的努力，就在于要证明中西记载之连接，证明中西历史之相互影响。可惜他晚年体弱多病，这一宏愿未能实现。 先生一生谦恭和蔼，平易近人，从不疾言厉色。舍读书、教书、著书外，别无他求。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历史学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今谨以此文，纪念先生百年冥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