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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晖先生集中论述的“共同底线”相关，一个重要方面还有民众利益与非清算之间的关系问题。此间的自由主义较多主张不清算腐败，可是对民众利益、对严重不公却也多“第三者”姿态。这至少不同于顾准。 1953年（斯大林逝世）、 1955年，顾准曾“将他的初步想法，统称为‘民主社会主义’。”（355页）顾准曾在日记中揭露“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459页）作为经济学家，顾准又揭露说：“政治挂帅——Non Economical Monopoly（非经济的垄断——引者注）”。这里的垄断与教科书上的所有垄断（行政垄断、自然垄断、技术垄断）都不同，是一种全能的政治超经济垄断，后来的诸如电信、电力、金融等等垄断才更接近行政垄断。又揭露说：“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七千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称号。……”（475页）有没有所谓的“宪政自由共和论”者，对“不讲道德的经济学”暧昧的呢，我看不少。我已经说过，他们只在与“新左派”论战时才想到说说公正（才想到秦晖也是自由主义者），当面对权贵抢劫主义时，他们就像离开上下文便不认字了一样，不知公正为何物了。顾准注意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陈云说到上海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邓小平说‘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491页） 顾准的良知甚至是倔强的：“1960年1月下旬，刚从哀鸿遍野的河南商城、信阳回到北京的顾准，有不知今昔何昔之感。腊月二十三的日记最后一句话是：“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怎样过法。”“他来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十大建筑之首是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顾准望着这个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宫殿型建筑，便想起商城和信阳活活饿死在公路上的无数老百姓……他刚从大片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实在无法接受‘人民’大会堂的沉默，也无法接受这样大兴土木，这样粉饰太平。他在心里愤慨地说道：‘我永远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数年之后，顾准由于这句著名‘黑话’，摘帽以后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成为中国唯一的两次戴帽‘右派’。……他只是想告诉别人：‘天国’虽然好，路有冻死骨！”（ 478--479页） 通过翻译熊彼得1942年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顾准自己最重要的升华不是抛弃道德理想，而是认清了“古典民主理论” 与“现代民主理论”的界线，“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与“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对于民众利益、福利民主，顾准是没有“保守主义的傲慢”的。他甚至现在看来有些学理不通地说；“他曾数次直率地指出，1949年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已不恰当地将‘人民民主主义’定义为：‘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团英雄主义’，与‘文革’理论有着前后关系。……应该合理地提倡和发扬‘民主个人主义’。”（623页）意思是通的，用特有的概念表达了顾准自己的共同底线观。顾准的“经验主义”也很左的：“‘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研究，才不致扼杀科学。……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676--678页）“五四精神”当然不会像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士”那样，连街头政治、广场政治也要冷嘲热讽甚至拒绝的。 “顾准一边大口吐血，一边举笔愤怒地问道：“你是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无条件的共性，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他用杜鹃啼血般的文字，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忿然宣布：我‘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686页）一次被猛烈批斗后，顾准以伟大信仰家的从容姿态说：“‘坚持研究与探索的，大凡是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谋生或谋利益，另一种是为了探求真理。我一生不愿放弃探求真理，我受的痛苦就是我得的快乐。科学的大门就是地域的大门，我一定要趟过这个地狱！’”（610页） 顾准是有血性的，不会是面对红顶卫视文化商人采访叼着斯大林烟斗那样的闲适悠然。 前面谈到宪政共和论的“中立”品质。顾准也谈到：“以赛亚·柏林曾说，遇到正义与不义交战，知识分子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堂正正的人献身投入。”（686页） 三，实践顾准 我对说一些话有太多顾虑。什么样分量的话题由谁说合适，什么事由谁来做，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讲究里面有传统，有现实，有很多世俗生活的东西，没有讲究、不顾讲究不行，有一点讲究也不行，必须是很讲究，不是一两个少数几个人讲究，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善于讲究，才能话说得像样，事做得像样。 阅读、研究、认识顾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发扬顾准的人格、顾准的精神。实践，实际地践履，需要做实做好案头工作，但案头工作也是没有定数的，你不能说几百年后研究顾准完全没必要了。但是，实践顾准从何谈起呢？ 按照李慎之先生较晚形成的想法：“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且不说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这个判断是我需要慢慢消化、体会的。 顾准不是甲骨文、吐火罗文，研究顾准几百年后肯定是纯学术，现在呢，也可以单吃学术一面，但要研究得像点样子，没有社会生活的非学术（不是反学术）热情莫办。而以现在的情势论，对非学术热情的调度是越来越有逼迫性了，从容余裕的空间是相当逼仄了。 我在感召之下，也算对顾准有初步了解了，当然首先是读原著，有些地方读不很懂（例如纷繁的古希腊史），大体看到了顾准的宽、深。也读与顾准相关的，于是对“理想主义”、“直接民主”，简化讲主要是种种道德浪漫主义及其对面，更有了强烈的印象，确实有比鲁迅、陈独秀“更切合今天的需要”的地方，但也有不那么切合的——“顾准过时说”不对，但“顾准圭臬说”也不确。譬如说顾准的经济学思想，“价格自发涨落”、“企业独立负责”等等是最闪亮的，但一是不能说很系统，用微言大义法研究顾准本身就不是“经验主义”的，吴敬琏先生敬服顾准是很有人品的，但倘若以为顾准经济学上永远高过吴先生自己，就不对了；二是后来人碰到的政企分开之难，权力垄断行业的蛮价、黑价，假冒伪劣泛滥及其根源……顾准都没有也不可能预先道及。可以说顾准是英雄、是巨人，但不无遗憾——他不能逃过灾难性的环境局限，一些地方他只是一个开明派，自由主义在他那里还不能说是绵贯通畅的。顾准学科性遗产中特别有价值的还是哲学、史学与政治学的，当然是越原则、越学理、越理论性的，越不可能过时。 非理性的前现代社会，有其“本体悖论”的性质，例如，一方面要批判“政治中心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不得不占首位”；一方面深受完美的理想主义捉弄之苦，另一方面又深受反理想的犬儒实用主义之害；一方面要尊重本土传统资源，另一方面又饱受传统惯性之累。我在《初入清园》一文中诉说了人们纷相自设乃源于人们无法做事，很多事情你静态论道当然不得其解，现代政治哪一基本面可以说说写写就出现？都是“实践的学问”，说得再溜、写得再好，做起来白眼青眼、红脸白脸都还难说，后来人可以说陈独秀如何失足，胡适如何不洁，书斋瘙痒而已。做事的没有不犯错的，完全可以借用80年代“干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看的”这句话。将精力主要用在切磋顾准上，而不是放在践行林昭精神、顾准精神、遇罗克精神、张志新精神——“人格自由主义”（与梁漱溟式的“原儒”精神并不全然相隔）上，这本身就是研究顾准首先要面对的课题。否则，我可以预言，顾准只能成为一个“思想史偶像”，人们宝贵的精力又会要耗费许多在种种顾准问题的争论上。不是有人连写序都不忘刺一下 “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的人么，这不像有顾准的厚道、宽广吧。如果不是通过实践带动顾准研究，那至少不能够在发展顾准上走出多远。不是为了实践顾准、发展顾准，研究了干什么呢？就说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吧，村民们当然会坚持直选村长，议员们当然会坚持直选议长，而言论无禁区也有直捅的民主成分吧。许多事情对底层老百姓当然是间接的，但怎么个间接法主要还是做起来才明瞭。 这样看来，如果成立的话，我的说法是：顾准的实践精神不超过陈独秀，顾准的自由权利思想不超过胡适，顾准的政治思想不超过罗隆基……顾准与马寅初、梁漱溟是不是也有需要审慎比较的侧面呢？能不能说今天一些学人的思想水准不在顾准之下了呢？能不能说，即使是那样的时代，顾准还有些欠缺呢？顾准是一个天才，小学毕业后自学成才，20出头当了教授。但是，考虑到顾准“生也不晚”（1915年生于不算闭塞的上海），14岁就进了银行，并且与大学者兼金融家潘序伦共事，还经常出没于图书馆，至少到他当教授的时候，是可以接触到有别于“浪漫理想主义”的“理性自由主义”的，为什么直到李慎之先生说的“特殊历史阶段”完整到来，他才大梦初醒呢？是“会计专业”或者“经济专业”的局限？是微观人际交往的局限？是信息输入的局限？是气质、性格抑或家庭境况的局限？事实上，确定顾准水准的参照系，不但要与五四先贤比，还应当与今天的优秀学人比，更应当与人类的先进比，如果这种比较不仅是文本世界的，那么，更应当充分考虑到顾准的境遇，与种种现实问题比一比，否则，恰恰会导致低估顾准的人格、顾准的“更用功”与“更执著”，也会使得顾准所陷身的那个时代失真，更会松弛了后人学习顾准的人格要求。 顾准是革命党人觉醒得最早、最深刻、最到位的一位，但是，在人们甚至已经对百日维新之前的进步思想（不止是洋中国人的）也有了深度挖掘的今天，我觉得似乎更应当将顾准看作百余年血泪史中的一个英雄、一个贤哲，否则，很可能将思想水准与学术成就混淆了，很可能降低了标准，很可能正反映了不能实践时的一种“精神疗法”。 我尊敬的老先生多在1949年前就有过“公民教育”的开蒙史，我希望自己今后除了继续看到顾准先生“革命知识分子”的经历外——我想起一位朋友说过的话：左翼知识分子往往人品好一些（当然不是规律），多少能看到他早年也有一些“独立”、“自由”的一面。傅国涌先生认为中国还没有“独立精神史”，我希望研究、认识顾准的过程，是一个独立精神孕育疯长的过程。我当然希望我前面说的话，也有点这样的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