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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一下《今注本宋书》的编写情况。这是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一部，该工程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发起，由“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具体执行，总主编是著名学者、文史专家张政烺先生。以下每部史书设立一位主编，我被聘请为《今注本宋书》的主编。 现在通行的“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原来都没有注释，所以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为完成此项艰巨任务，我邀请五位拥有博士或教授头衔并且都出版过相关学术专著的中年学者参加。在工作正式开始之前，总主编张政烺先写出《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总则》作为注释工作的法则。在此基础上，我又写出《今注本宋书编纂细则》，作为注释《宋书》的执行依据。大家分工注释，我也分到《宋书》中的10卷“本纪”和4卷“列传”。严格地讲我对古文献注释工作是外行，其他五位中年学者也都没有注释古书的经历，我们都得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边学习，边注释。原来我们都知道搞文献注释要有深厚的学识功底，需要有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目录学、训诂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典章制度、文化历史掌故等各类知识，并且手头还要备有各种合适的工具书。注释《宋书》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肯定难度不小，但在我们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才知道原先对困难的估计还是非常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原来以为找一个最好的《宋书》底本，然后对《宋书》中的疑难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就可以了。却没有想到一是《宋书》本身原来就有错误；二是它在流传过程中又产生不少错误；三是最好的中华书局本《宋书》在标点、校勘上也有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先做基础的校勘考证工作。另外，南朝人写文章爱用典故，沈约在《宋书》中就引用了很多这类文章，或一句一典，或两句一典，甚至一句两典。如果对典故的出处和内涵不清楚，对文章内容和历史背景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在标点断句上就会盲目。为注释文中典故，我们耗费了许多精力。 参编的五位中年学者，对注释工作尽心尽力，认真负责，都按时完成了任务，交上来的稿子总体质量上还是很好或较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技术的角度讲，有人注释时忘记了《编纂总则》和《细则》的规定，而总按自己的写作习惯信笔而下。从注释的内容讲，有人对难度较大的问题，或略而不注，或虽注了但不够准确。对此，我作为主编必须“纠正、补充、修改”之。这虽然只有六个字，做起来却是很难的。为了《今注本宋书》，从1996年到2000年，我整整耗费了五年时间。现在看来，虽不能说把《宋书》中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说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准确无误，但我已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了。至于遗留问题或注释中的失误，就只好在出版后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了。 以上这些大型协作项目，虽然不属于我计划内的研究课题，但是我一旦接受下来，就把它们当作计划内的项目一样认真对待。另外像《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国历代宰相传略》、《后汉书精言妙语》、《中原文化大典·人物典》等大型协作项目，我均持此态度。我绝对不作欺世盗名、不劳而获的挂名主编。我最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无力再搞长期大型的研究项目，多搞一些“零打碎敲”的研究课题。 所谓“零打碎敲”的课题，主要是随着姓氏溯源和文化寻根热潮涌来以及旅游事业的发展，我总是被邀参加一些文化研讨会或名人故里论证会，而且要写一些文章。对于这些会议的参加与否，我是有原则性的前提条件的：会议发起主持方所要达到的结论，如果与我一向的意见相合，我就参加；如果不合，则不参加。如果实在推托不掉，就事先说明我参加会议但不发言不写文章，再不行就在会上讲些与主题不直接相关的意见。如有两个县邀我参加“鬼谷子故里”论证会，主持人是我的学生，推辞不掉，我就在会上讲了“关于鬼谷子研究之管见”。这是个纯学术的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与功利性的论证“鬼谷子故里”在何处无关，总之我决不违心地逢迎主办单位的需要而“卖论取宠”。但如果是我心甘情愿参加的会，我就会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当地古迹以及其他传说认真地写论证性的文章。最近几年这类文章我发表有十篇以上，其中有的被各种报刊多次转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如《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我研究了什么是河洛文化、河洛文化区域及台湾河洛郎、世界客家人根在河洛等问题，在《文史知识》发表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寻根》杂志都有转载。又如《帝舜故里瑕丘(负夏)考》一文，则根据各种文献及濮阳县瑕丘的地形地貌，再结合当地有关舜的各种传说，我论证了帝舜故里在濮阳瑕丘。这一意见被世界帝舜宗亲联谊会所认同，并将该文刊刻石碑立在瑕丘遗址，正面书写“帝舜故里碑”几字。还有我的《张姓祖根在濮阳》、《平乱兴国不谋私利的叶公子高》两文，也分别为世界张氏总会和世界叶氏联谊会认同，并被各种报刊转载。据说有的地方修《张氏族谱》、《叶氏族谱》，就将二文分别收入族谱，作为他们寻根认祖的依据。总之，我写姓氏和文化寻根一类文章，是以历史研究的态度认真对待的，言必有据，绝不写应景式的文章。 问：学术研究，有传承有发展，总是后浪推前浪。请问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哪些前辈先生或他们的哪些著作对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答：在我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首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陈连庆先生。陈先生学识渊博，根基深厚，记忆力特别强，有过目不忘的灵性。他上通先秦下及明清，尤精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他在谈到古籍的版本目录时如数家珍，而且知道它们分别藏于哪个图书馆。陈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魏晋封建说”。他以后发表的《西周奴隶考》、《春秋奴隶考略》、《秦汉的奴隶问题》、《试论汉代的社会性质》、《试论魏晋时代奴隶的农奴化问题》等文章的内容，在当时都曾给我们讲过。原先我们只知道西周封建说，听到陈先生对自己观点的论证，感到既新鲜又十分令人信服。我后来虽改从“战国封建说”，但我承认秦汉社会有大量奴隶存在，而且在讲魏晋封建化的发展时，实际上是沿袭了陈先生的学说。 在我学术生涯中第二位对我影响大的是陈寅恪先生。其实我和陈先生只见过一面，也没有交谈，他怎么能对我有很大影响呢？原来陈连庆先生非常敬重陈寅恪先生，经常向我们介绍他高超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并把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定为我们的必读参考书。陈先生的隋唐制度三个来源说，他对府兵制的精密考证，他的“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的民族融合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陈先生十分谦和，学术上从不强加于人的态度更是令人敬仰。1999年11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写了一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读后》，以表示对陈寅老的敬仰怀念之情。 对我的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第三位先生是唐长孺教授，这也是陈连庆先生所敬重并经常向我们介绍的著名学者。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可以说是我研究魏晋史的入门指导书，我最初写有关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九品中正制、北魏均田制等方面的文章，都是受唐先生这本大作的启发而动笔的。我工作以后与唐先生的交往比较多，有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一是当年我刚到河南大学的工作岗位，就把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东晋南朝户籍里伍制度和阶级关系》寄给唐先生请求指教。唐先生给我写了14页稿纸的回信，除了肯定我的选题和基本观点外，还给我指出了18条错误和不当之处。唐先生特别指出我引用古书不分先后的毛病，即不知道引用历史资料要分清哪是第一手，哪是第二手。如某件事《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内容文字相同，则宁用《史记》而不用《汉书》，因为《汉书》在后，是抄《史记》的。再如《通考》和《通典》记载的同类资料，如果文字相同就用《通典》而不用《通考》，因为前者成于唐代，后者出于宋元，明显是《通考》抄了《通典》。从这里我体会到唐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青年后学的关心。另一件事是1988年我主编教育部组织的大学文科参考书《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其中有一个课题我请唐先生推荐作者，他就推荐了一位留校工作的研究生。这位同志认真负责地按期交来文稿，但随后我又接到他的一封信，说稿子是在唐先生指导下写成的，但定稿后未让唐先生过目就寄走了，唐先生很生气，让把稿子要回。我把稿子寄回，过十几天稿子重又寄来，我一看唐先生改动很少。这件事使我大受教育。本来是一篇很成熟的文章，唐先生不放心，非要自己看过改过才可以。他对学术问题的态度真是一丝不苟，太认真负责了。有这样一位导师真是太幸运了，在唐先生的指导下，这位同志后来能大有学术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名师出高徒嘛！ 以上三位史学前辈，道德文章都是我终生追求的楷模。如果说我的一生还有一点微小成就的话，也是在前辈们和其他师友们教育、指导、影响下取得的，我将永远铭感不忘。 问：您是青年学子崇敬的历史学家，他们除了通过阅读您的论著以学习您治学的原则和方法外，是否还请您专门就史学观和方法论问题，给他们谈一些指导意见？ 答：研究历史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自觉不自觉，都要受一种或几种理论观点来支配，如历史唯物论、英雄史观、经济史观、历史循环论、历史虚无主义、地理环境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有些人尽管口头上不承认，实际上他的研究思路和得出的结论，正是某种观点的体现。“文革”刚结束时，学术界思想混乱，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过时的想法，在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中泛滥。具体到史学界，有人特别反对五种社会形态说，认为“文革”以前史学界对历史分期的讨论毫无意义。当然，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奴隶制社会，由原始社会是否可以跨越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错了，过时了。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研究生，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到今天为止并不认为这种理论过时了。极左思潮泛滥时，史学界的偏差主要是贴标签，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不承认统治者及其制度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的积极作用，甚至搞影射史学等。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而是人们运用中产生的偏差或问题。“文革”后我也进行过反思，也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差，但想过来想过去，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错，也没有过时。因为研究历史，避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相互作用，避不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避不开对历史规律的探讨，避不开对英雄人物和劳动人民历史作用的评价，避不开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避不开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进行的辩证分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处理上述问题，才是最科学的态度，才能得出最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在学术实践中，我也感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问题的优越性。我多次参加历史学的国际会议，所见所闻国际友人如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等国学者的众多学术成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其研究的深邃细密程度可以说常常超出中国学者，但由于他们不重视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这样就往往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难以把握历史问题的深层本质。日本著名的学者西定生，写了本《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二十等爵制的研究)，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军功爵制最高水平的著作。他对军功爵制一些具体问题分析之精细，洞察之透彻，令人钦佩叹服。但由于他不重视对军功爵制发展规律的研究，在书中对这种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并没有说清楚，这就给后来者研究此问题留下了很大余地。我承认自己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在总体上还赶不上西定生，但在对军功爵制发展规律及其历史作用的认识上却可以说超过了他。此话虽有“王婆卖瓜”之嫌，但确是实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