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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提出了两个新概念。根据上述我对罗斯福“新政”作用的定位，罗斯福“新政”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只对资本家、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农民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vi，也不同于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西方学者称为“福利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已被一些美国史和世界史出版物所沿用。其次，我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因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已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世界现代史中的许多现象，如果不考虑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引起的变化，是不可能认识和阐述清楚的。这个时代新概念的成立就意味着列宁时代概念的过时，所以有勇气接受的人还不多。 (四)我提出了两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一条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另一条是：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期，但是，这种大规模赤字财政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以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Vii (五)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要从总体上发展它们，谈何容易，但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只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密切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19世纪(主要是40至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著作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他们大都“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国家不管他们，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资产阶级则尽量榨取剩余价值，一般只习惯于原始的工业专制主义—―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进行血腥镇压。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隨着无产阶级的逐渐强大和日益觉醒，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剝夺者就要被剝夺了。”viii恩格斯在1847年末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ix后来，列宁、斯大林也一再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灭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爬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美国，工业、财富、生产力高度发展，为什么没有像经典作家们预言的那样，出现“剝夺者被剝夺”的革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中找到答案的；找到答案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后来，我通过钻研经典作家、经济学家们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论著，了解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早已从一般或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大多数已成为中产阶级，不再是机器的单纯附属品，不再是活不下去；资产阶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工人阶级也尽量不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方法，而是一方面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一方面微妙地迎合工人的自我意识，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仍有矛盾和斗争，但已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争取活得更好些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改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就出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 以上所述，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的发展。x我是怎样发展列宁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呢？列宁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工人、农民将受到更严重压迫和剝削，资本家将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后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发展并非如此。我从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入手，发现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德、意、日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能减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延长并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目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都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我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xi总之，如不少评论者所说，我对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是有独创见解的，但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则有待于读者判断和时间考验。 如果可以说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时间和精力有了保证。从1979年1月到2002年，特别是1987年离休以后，我放弃了一切节假日，这24年来，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美国史研究上。近4年来，我虽然热心于探讨民主和法治问题，反对儒学糟粕，但也没有放弃对美国史的关注。要是像以往那样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作主，那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其次是要对学术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增长知识，是为了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有益处，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才能具有学术勇气，敢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第三是要进行学术交流，扩大学术视野。我不独感到我原来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有些帮助，我特别觉得我对经济学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和美国一些著名美国史学家的交往，我到美国的访学和研究，我参加的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不仅使我获得许多有用的图书资料(包括第一手资料)，而且得以借鉴许多性质不同国家的美国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对我扩大学术视野是极为有益的，也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闭关自守、唯我正确的有害的为学之道。 (四) 最后谈谈我研究美国史得到的主要支持和帮助以及遇到的主要阻力。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两篇文献发表后，尽管“左”倾教条主义的势力仍然雄厚，但逐渐有些比较开明的编辑、报刊、出版机构受到影响，愿意并敢于出来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打破长期思想僵化的局面了。这就是支持和阻碍我的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基础。1979年，我承担编写《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一书任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先把罗斯福“新政”的历史研究清楚，是写好这段美国史的关键。于是，我在和两位同僚拟订全书详细提纲的同时，还重点研究罗斯福“新政”。但到1980年我又接受编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时，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外，愿意和敢于和我合作的同僚只剩一人。这也难怪，大家对闯禁区心有余悸嘛。1981年5月，我试写出第一篇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在《历史教学》编辑部和杨生茂教授支持下，于同年9月问世，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这年11月，我又写出一篇观点更加鲜明的、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12月寄《世界历史》，久久不见动静。1982年6月，《历史研究》严四光编辑读此文后为该刋约稿，但不知何故，后来又毁约。直到1983年，《世界历史》朱庭光主编向我详细了解情况后，此文才在是年该刊第2期刋出。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广泛共鸣，有些出版物全文转载。但是，由于此文对于“新政”的看法，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黄绍湘教授美国史著作中对于“新政”的看法很不相同，她就写了“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xii和“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xiii两文，对我的观点进行批驳。1985年，《世界历史》又先后发表了我和黄先生争鸣文章。本来，学术争鸣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发展学术有好处。但是，可能由于支持我的观点的人较多，黄先生就不再遵循学术争论的正途，却写信给她的朋友、当时中央政治局宋平常委告了我的状，说我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得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宋平同志将此告状信批转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处理，该院长又将信批转给该院所属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挂靠单位。该所虽然并不支持黄先生告状信(尽管黄是该所研究人员)，但它顶不住那么大政治压力，只好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转到南开大学去了事。 另一个重大阻力也很有来头。解放初年，武汉市是直辖市，李尔重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杨文祥是其下属，我任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彼此相识。1983年1月14日，杨约我往见卸任河北省长回武汉市定居的原湖北省委书记李尔重，说是他想与我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但在后来的谈话中，当我提到罗斯福“新政”曾有助于美国工会运动这一铁的史实xiv时，他却没让我把话说完，就疾言厉色地打断我说：“这个问题英国《大宪章》运动时就解决了。罗斯福是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他还会帮助美国工会运动？”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后来我想，我们党内虽然有范文澜，李锐、顾准等这样一些真正的学者，但也有些老革命做学问忽视“真理愈辩愈明”原理，自以为真理在握，唯我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英国《大宪章》运动解决的主要是君主必须受宪法、法律约束的问题，罗斯福“新政”解决的主要是工人不受资本家约束自己组织工会的问题，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扯在一起？罗斯福总统是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史多年的老学者，这点常识当然用不着别人提醒，但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罗斯福这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其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是可以和其他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办法不同的。这个问题，我已在我的不少美国史著作中提醒读者了，此处不赘。据此情况，我乃请杨文祥转告李尔重前省长：过去你是市委宣传部长，我是市工会宣传部长，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你的话我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于今是合作做学术研究，你怎么能“一言堂”呢？这样，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事当然是不可能了。但后来李尔重前省长还是抓住我的美国史研究不放。现举两例。1989年，我经《湖北日报》理论部一再要求接受了采访，当我“论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的谈话2月23日在该报“理论周刊”151期发表后，当时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尔重前省长在列席湖北省委常委会时发言说：刘绪贻在《湖北日报》发表的言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1995年5月12日，《长江日报》周末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拙文“罗斯福与中国抗日战争”，他又在湖北省委、省人委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武汉大学有个刘绪贻，他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是个民主总统，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我说他是胡说八道。实际上，说罗斯福总统是民主总统不独斯大林在1946年论述过，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悼念罗斯福逝世的社论题目就是“民主巨星的陨落”；至于罗斯福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这是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位前省委书记、前省长，他还是有机会在一个重要的所谓学术会议上点名批评一位老学者“胡说八道”！ 第三种阻力来自我工作的单位。现举数例。1983年11月16日，我在武汉大学校庆纪念会上以“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为题作了学术报告，很受欢迎，但因其中我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时代概念已经过时，二战后应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所在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于12月8日、10日、19日3次来我家劝我不要发表此文。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我犯错误，但其为我研究美国史的阻力，则是不争的事实。1983年，我接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两位著名美国史学家的邀请，准备1984年6月去意大利的贝拉焦参加一个名为“外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为此，我写了一篇准备提交会议的论文“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根据当时规定，这种论文如未公开发表，就必须由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批。由于我投往的《历史研究》迟迟不发表此文，我就提交给武汉大学党委审查。但是，武大党委审查了4个月却毫无消息。经我催促，武大党委办公室才答复道：此文有悖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请慎重处理(大意)。这种模稜两可的答复，真令我啼笑皆非。1985至1993年，我所在的系总支硬是折腾得我的几位不大驯服但具有很大研究学问潜力的研究生，一个也没有留下，使得我们一度在国内美国史学界很有地位的美国史研究室后继无人，不得不解体。 不过幸运的是，时代究竟有些不同了。阻力虽然很大，支持和帮助的力量也不小。黄教授的告状信尽管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秘书处搬了家，但我研究罗斯福“新政”的各种论文，还是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等重要刊物上源源问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在2001年出版拙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集中发表了我研究“新政”的20篇论文。李尔重前省长狠心攻击的我的两篇文章不独未作废，后来我还不断继续发挥此两文论点，得到各有关出版物的支持。一再被劝阻发表的“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文，1984年第5期《世界历史》还作为头条论文，加了编者按予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一文，虽被当时武大党委委婉地否定，但我1983年12月寄往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后，该刊于1984年第2期即予以发表。《兰州学刊》还于1984年第3期发表了我大加扩充篇幅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资深编审邓蜀生任责任编辑的《美国通史丛书》和《美国通史》，基本上容纳了我所有的美国史研究成果。从我个人来说，尽管多次穿过小鞋，受过难防的暗箭的伤害，但没有被强大阻力吓倒，坚持将我认为正确的研究成果全部写入《美国通史》之中，这是我老来觉得差堪告慰、可以无愧于心的一件事情。2002年以来，我将可以自己支配的全部时间与精力，转用于跟着党中央呼吁加强民主与法治，反对儒学糟粕，但往往感到阻力太大，难以克服，这是几年来令我一直很焦急、很难安心的事。 i、 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编者前言”第1页。 ii、 见朱庭光：“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建议”，《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武文军：“祝刘绪贻先生八十寿辰”(1993年4月29日)。 iii、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9，第155页。 iv、 陈玉珩：“关于罗斯福的评论问题—―批判世界现代史教学中关于评价罗斯福的错误观点”，《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4期。 v、顾学顺：“罗斯福新政的反动实质”，《历史教学》，1960年6月号。 vi、请参阅拙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第202页。 vii、关于这两条规律的论证，请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第22―49页。 vi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i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x、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证，请参阅拙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导论：战后美国社会阶级斗争新探。 xi、详细论证请参阅刘绪贻 李存训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第5章第5节：“新政”的根本作用与历史地位。 xii、载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 xiii、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xiv、请参阅拙文“罗斯福‘新政’、劳工运动与劳方、资方、国家间的关系”，《美国研究》，1992年第2期。 2007年1月11日于珞珈山求索斋 (原载《书屋》2007年第2期，但编辑将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改成了“某领导”。十分感谢刘绪贻教授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