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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说明听起来有一定道理。这里我想提一个您刚才涉及的问题，即时代与学术的关系的问题。因为我注意到刚才您在谈到“时代与学术”的关系时，用了“尤其”两字，我不知道您为何单单强调这一问题？据我所知，1979年以来，“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等口号均受到批评与质疑，史学界似乎已退回到“象牙塔”中，回避“现实”的干扰好像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好像谁也不愿正视时代与学术的关系，您现在好像又在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您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特殊的考虑？ 答：你很敏锐，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是我近来正在思考的问题之一，有一些特殊的想法，愿意就此谈一谈。坦率地讲，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与我对90年代史学状况的观察有关。上边说了，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学术界绝对给了我们一种“换了人间”的感觉，人心、学风、语境、话语、精神气候、学术价值尺度等，进入90年代后都在变。必须看到，这种“变”带来了相当的建设性，应该充分估计。譬如，自从“学术规范”问题提出之后，学风的确笃实了许多，泡沫学术减少了许多，至少评价学术的学术尺度得到公认，由此，一种健康的学术风气正在形成，一批学者正在埋头于专门的探讨，一批饶富学术含量的论著正陆续面世。但是，与这种健康的倾向相伴随，一种有害的东西也在形成之中。譬如，刻意回避“问题”、回避“时代”就是这种有害的倾向之一。在我看来，“问题”缺席，已经形成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在近50年里，“文革”十年除外，实在没有哪一个年代像九十年代这样缺乏“问题”、这样处于一盘散沙状态。50年代有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各种论战，这些论战今天看来无论有什么样的缺陷，但它们对学术的推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60年代前期的论战更多，甚至包括像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也对研究下层社会史有刺激和引导作用。70年代后期，被压抑了10年之久的各种论战蜂起，对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认识深化推动甚巨。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论战的年代，得自于论战的成果也最多。“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论战”、“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中西文化问题论战”等，把整个80年代搞得有声有色。尽管在这些论战中，泥沙俱下，泡沫横飞，但通过这些论战，学术界的的确确解决了不少关键问题，如中西所谓“封建制度”的差异问题、中国存不存在一个“奴隶制时代”的问题等。进入90年代后，各种“问题”似乎一下子都消失了，学术界对“问题”的兴趣锐减，“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形成了一个我上边所说的“问题”缺席的局面。由于缺乏“问题”，使得学术界疲软不堪、生气全无。更重要的是，没有“问题”及其论战就没有焦点，没有焦点就无法聚合力量，“问题”及其论战是组织学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攻关、攻坚的最有效最恰当的方式。没有“问题”的史学界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人自为战。90年代的史学界就是如此，这使得许多该解决的“问题”无人过问。譬如，从80年代大家就已意识到“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不适应于中国，中国没有典型的“奴隶制时代”已成共识，但秦汉以来的社会形态如何概括？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封建社会”吗？就是一个存在于人人心中但未被提出来展开讨论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不明，就导致对这段重要历史的叙述依旧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上。众所周知，尽管近20年以来，史学界早已取得了为流行史学框架所无法容纳的新进展、新开拓、新探索、新成果，流行史学框架的各个部位尽管都已受到尖锐挑战，局部的翻新尽管一直未曾停止，但是，这些局部的认识提出之后，却缺乏应有的综合。专题研究早已十分深入，但综合概括却没有跟上，这当然会限制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把“剑桥版”的各种断代史与我们流行的通史比较一下就看出差距来了。综合概括、概念提炼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一环，这一环在90年代被忽略了。 问：问题是，90年代的史学界为什么会没有“问题”呢？ 答：原因很多，有外因，也有内因。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内因”，——因为这和学者自身有关。我觉得，90年代的学者在汲取以往的教训时有些走过头了。具体而言，“问题”的缺乏，我感到和90年代的学者刻意回避“现实”、回避“时代”，一心想退回书斋有关。学术史上的“答案”由学者提出，但“问题”、特别是那些重大“问题”，从来都是由“时代”提出，时代“命题”，学者“作文”，可以说历来如此。影响20世纪学术进程学术变迁的重大“问题”均由外部社会提出，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肇始于何时问题”等，就是如此。90年代的外部社会不是未向学术界、史学界提出“问题”，只是90年代的学者未作相应的回应。上边说了，未作回应，原因很多。从深层上看，和这时的学者看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态度和立场这个老问题有关。 问：愿闻其详。 答：大家知道，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诞生，就公开声明：历史研究要配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在思想领域里的地位服务，简称为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换句话说，这一派一出世就不走“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1949年后，历史研究全面纳入为现实服务的轨道，有时甚至一度围绕着政策转，而登峰造极的表现则是“评法批儒”，这时的历史学可以说颜面尽失，声誉被严重败坏。所以，“文革”一结束，许多学者就提出放弃所谓“古为今用”的原则，向“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靠拢，“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为这时一些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时人们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要想避免丑恶的“评法批儒”，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但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的作用，整个80年代“历史”并未能实现回避“现实”的目的，但到了90年代，“现实”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瘟疫”，使得许多人躲避惟恐不及，关注“现实”的学者常常被冷落。必须看到，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矫枉过正”。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究竟是否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因素？90年代的主流学者可以说给出了一种否定的回答，在历史学领域可能尤其如此。然而，持否定答案的学者可能没有看到，没有现实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没有所谓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修纂本身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历史”自己，而是为了那些主持修撰这些“历史”的人们。修史在这里几乎仅具有手段的意义。但这一现象说明：满足现实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正面因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是这一点的又一典型例证。翦伯赞在最先编辑的《义和团》“序言”中毫不避讳地指出：“清算帝国主义的血帐”是编辑此一资料集的动机。另外，在《丛刊》的扉页上印着毛泽东在1942年说过的关于“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的话，所以，《丛刊》编辑的最初动机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而毛泽东则是完全为了革命才要求人们去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的。但这套完全为适应现实需要而编纂的资料集，却将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双重的意识形态动机却导致出巨大的学术果实，这再一次说明，现实需要相对于学术史绝不仅是消极的因素，甚至被人们视为有害的“党派偏见”，也不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 许多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学术界一直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要想获知“历史真相”、要想“客观”，必须克服“党派偏见”或“意识形态偏见”，潜在的观念预设是：“党派偏见”百分之百的有害于学术，必须坚决清除。“党派偏见”有无正面价值？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党派偏见”能否推动学术的发展？是人们几乎不敢想、尤其是不敢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不言而喻、不说自明的问题：它阻碍学术的作用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什么了。在最近翻译过来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作者——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用许多事实澄清了这一问题，这一澄清对说明我们自己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也有启发意义。在霍氏看来，“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他举例说，直到20世纪后期，英国工人运动史仍主要由那些同情这项运动的人在研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正统”或“主流”历史学家对这项研究还根本没有兴趣，到了现在，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才业已蔚成风气。霍氏说：以往的社会科学不能与党派偏见分开，并不能证明党派偏见有益于这些学科，只恰恰说明党派偏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党派偏见促进了科学进步的情况下，它才是有益的。它能够做到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就它为改变科学争论的地位提供了动力，从外部为科学机制注入新话题、新问题及答案的新模型而言，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霍氏断言：“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对于某些学术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霍氏强调：“建立一种把新思想、新问题、新挑战从学科外部引入学科内部中的机制，在今天比以往更加必要。党派偏见就是这种颇具威力的一种机制，很可能是目前人文科学中最具威力的一种机制。没有它，这类科学的发展可能就要处于危险之中了。”霍布斯鲍姆的意见值得仍在用力躲避现实的中国史学界高度注意。“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并不必定导致“歪曲”真相，并不总是消极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某种政治信念和现实追求，就没有历史学家执意要弄清某些真相的动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有直接关系，“先秦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分期有重大关系，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的争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