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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人们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把握是有较大偏差的，主要是前一时期谈二者的“区别”可能太多，在应该强调“区别”的地方甚至否定了二者的应有“联系”。部分史家因课题的性质躲避“现实”、遁入“象牙塔”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但主流史学界刻意回避甚至倡导回避“现实”则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前一时期可能以一种同样错误的方式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导致了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所以，我认为，史学界应该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检讨再审查。其实，应该进行这种“再检讨再审查”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问：您的上述见解对我来说可以称得上是震聋发聩。在我的意识深处，一直认为，“意识形态”、“党派偏见”之类的东西对纯正的学术来说只有伤害没有好处，简直就是一种污染。现在您用例子说明“意识形态”、“党派偏见”也有可能构成一种动力，言人所未言，此论一出，可能会引出一些后续的思考。尤其是您引用的霍布斯鲍姆的论点，认为“党派偏见”应该成为从学科外部将某些问题、思想引入学科内部的有效力的机制，的的确确应该引起整个中国史学界的注意，可能具有另一种“拨乱反正”的意义。在您讲话的过程中，不知怎地，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触。从1949至1976年接近30年，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占主宰地位，走向极端后，“历史”被“现实”完全吃掉；从1976年至今，又快30年了，在这期间，“历史”又一直试图摆脱“现实”的纠缠，想不食人间烟火，走向极端后，“现实”又差一点被“历史”吃掉，现在您又觉得应该纠偏了。真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不知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答：每一种偏差的产生和延续是不是一定要30年的时间、一代人的时间，可以讨论。但每一个时期确实会有某种倾向占主流地位而其他倾向感觉受压迫甚至喘不过气来的现象。“物极必反”，看来是一种经常起作用的东西。不知你读过黄宗智的作品没有，如《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两本书，那才真叫过瘾。如此强烈的现实关怀并未影响黄氏勘探真相，反而有助于他勘探真相，所以，关键不在于你是否“为现实服务”，而在于你以一种什么方式参与新的历史创造？是学术的方式还是政治和社会的方式？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读这两本书、特别是90年代中期读《华北小农经济》一书时，我真为中国史学界感到害羞，因为这正是中国主流学界鼓吹“国学”最起劲的时候，也是主流学界的大腕权威们号召学者向陈寅恪看齐、走陈氏之路最起劲的时候。当时我就想一个问题：究竟是“国学”还是像《华北小农经济》这样的作品是学术发展的正途？中国主流史学界究竟是向伯希和为代表的“汉学”看齐，还是向黄宗智为代表的“中国学”看齐？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界太重视那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了，对历史的一般认识反而变得比较次要起来、无足轻重起来。伯希和实际上只是个博物学家。邓嗣禹1949年在美国著文指出：作为博物学家的伯希和，他的职业要求他对各种问题作详尽的答复，他经常像老祖父一样喋喋不休，在评价一本书时有时要用比原文都长得多的篇幅。而二三十年代的许多中国学者，尤其是那些住在北平城内的中国学者，拥有查阅书籍之便，总想撰著详尽的狭小专题论文，这样的学者不能称作史学家，而应称作博物学家。邓的看法是否准确可以讨论，因为当时人们这样做无可厚非。但直到现在还一味仰慕“汉学”，回避海外“中国学”的长足进步，还在号召人们去和伯希和较量，不去和黄宗智等人一比高低，被博物学家牵着鼻子走，则很难说是正常的了。“汉学心态”、“汉学情结”实在害苦了9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在走向21世纪，而中国学界主流却像鸵鸟钻沙窝一样一心想退回到乾隆皇帝所在的18世纪去，真真是匪夷所思！黄氏的上两本书，实际上还提出了另一个更值得我们再检讨再审查的重大理论问题，这就是史与论的关系问题。 问：怎么，这也是一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问题吗？ 答：是的。严格地讲，近十几年来我们的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偏差比“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还要严重。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史观派走的基本上是“以论带史”的路子，以陈寅恪傅斯年为代表的史考派走的基本上是“论从史出”的路子。民国时期，“论从史出”占主流地位，1949至1976年间，“以论带史”占主流地位。“文革”结束后，“论从史出”高压反弹，成为压倒性的治史路数，90年代尤其如此。这十几年来，“论从史出”与“回到国学”互为表里，共同主宰了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学界。 问：那么，“论从史出”的缺陷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这一路数僵硬地、死板地、静止地看待“史”与“论”这两个治学要素。这里的关键是，“论”是否总是“消极”的、“被动”的？有无可能，在某些时机和场合，“论”也是治学和认识过程中的“积极”的一方、“主动”的一方？实际上，“史”、“论”之间根本就是一种平等互动的关系。而“论从史出”这一治史主张就像近代中国那些不平等条约一样，把本来平等的关系用强加的条约变成不平等，一方永远是主动的积极的，另一方永远是被动的消极的。看看黄宗智的上述两部作品，你就会发现“过密化”理论在黄氏治史过程中起到何等积极的作用；再看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对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巨大推动，还有傅衣凌、吴承明和李伯重等人的作品，理论的主动导引作用怎么能低估呢？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近20年来、甚至包括五四以来，在“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上的偏向与如何看待“归纳与演绎”的关系有关。迷信“归纳”、排斥“演绎”，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总倾向。我觉得，史界前辈赵俪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深刻透彻，值得在这里略作介绍。赵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归纳与演绎各自的作用及其限度问题。他认为：自清乾嘉以来，人们对归纳法的崇拜有些过分。演绎法无形中被排斥。统观下来，史学界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思维受到了损减。赵先生呼吁，必须允许理性在史学中有一席之地。换句话说，不能让经验在史学园地惟我独尊。他认为，经验在解放前独尊了数十年，成果从总体上看是贫乏的，说这句话，绝不带什么狂气。考据对比起宋明思辨哲学和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来，是一种思维能力的堕落，一种理性上的严重衰退。然而，在放弃了“教条主义”的1976年之后，重新出现了这样一个阶段，似乎演绎法已经失效，人们宁肯向经验主义的归纳回归。学徒们宁愿相信史料，而不相信理论。于是，“回到乾嘉去”的私议蜂起。“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箴言又受人拥戴。但赵先生指出：这一主张会拘束人们的思维：假如我只有一分证据，难道我就不能在这“一分”之外，开拓更广阔一点的思维领域吗？假如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站在这个“一分”上不动，又有什么价值呢？基于此，赵先生断然指出：历史学是一条长河，大家都在里面游泳，不是考据派和归纳法所绝对控制的禁区。上述意见虽然表达于1981年，但至今读来依然亲切、依然值得当下的史学界注意！ 问：在你看来，还有哪些好像已有定论的问题需要再检讨、再审查？ 答：不少。譬如，关于历史评价的伦理尺度问题，就值得再检讨再斟酌。人所共知，贯穿二十四史的是一种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特别是1949年之后，史学界在逐步突出“社会进步”的标准的同时，在一点一点地放弃伦理道德的标准，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历史翻案：为殷纣王翻案、为秦始皇翻案、为武则天翻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曹操翻案。为曹操翻案所造成的影响，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难以估量的。实际上，抽象的“社会进步”标准的实质是“政治标准”，相对于特定的“政治”，伦理道德是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的，是这一标准得以贯彻的前提。杀几个人怕什么，只要有利于某种“政治”，于是曹操滥杀无辜就变得可以原谅可以忽略不计；凶残暴虐怕什么、坑降卒40万怕什么，只要能加快“归于一”的进程，于是秦始皇“暴君”的称号与“仁君”的称号也就相差无几了；“清官”贪得少反而有利于反动统治的延续，“贪官”敲骨吸髓则可以加速反动统治的覆亡，于是，“清”与“贪”之间的差别不但变得无所谓，而且，“清官”比“贪官”还坏还反动，这更是把“政治标准”推向极端的结果。这样，纲常名教固然因此荡然无存，伦理尺度也因此丧失了立足之地。什么人伦、什么道义、什么人间正气、什么好坏优劣、什么耻辱，统统变得没有意义，剩下来的只有成功与失败，只有某种特定的“政治效用”。“封建的”正统观念当然应该批判，也必须批判，但其中所蕴蓄的伦理秩序、人类的基本准则是否也应该全部颠覆呢？我觉得，中国古代史学的道德褒贬的价值遗产还是应该考虑予以部分汲取的。纪传体史书的类目划分通常以个人道德品行为标准，如“德行”、“忠义”、“节烈”、“奸佞”、“贰臣”等；在《史记》中居于列传之首的是没有什么事功仅仅因为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三国志》传记的开篇也是功劳不大但重义轻利的管宁。即使是细民百姓，只要道德上有过人表现，特别是孝子贤孙、节妇烈子，均可青史留名。相反，即使地位显赫、有什么作为的人物，若个人道德有缺陷，也会身背骂名，甚至会遗臭万年，殷纣王、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就是因此在历史上抬不起头来的。我觉得，正史的作者们这样做固然有些过分，但假如现在全部予以翻案，则也会彻底瓦解其中所蕴蓄的基本道德准则。 今天看来，现代史家确实不应维持、巩固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陈腐道德说教，而应捍卫整个人类最基本的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像社会正义、基本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等等，都是应当肯定和维护的。相反，像暴行、仇恨、屠杀、侵略等破坏和颠覆人类基本价值准则的行为则必须予以谴责。尤其是，我们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赞美暴力、传播仇恨，无论它曾经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我们不要或应尽量少地赞美战争行为。对于战争与暴行，不是不可以写，问题在于依据什么价值尺度来写。我们绝不应该在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以所谓的“进步”为根据来粉饰、赞美、肯定暴行和屠戮。在任何时候，历史学家都不应该回避、掩盖自己的价值立场。当写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时，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无偏无党、浩然独立呢？“善善恶恶”、是非褒贬仍然应当是历史叙述的一项基本职能。这种职能不但不能放弃，甚至也不应弱化。因为今天威胁人类存在的已经是失去了伦理约束、道德控制的人类自己。人是如此地不确定、如此地流质易变，没有某种自我约束是不得了的，单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对于一个人体炸弹来说，法律是不存在的。努力维护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引领社会向善的方向前进，是今日的历史学家仍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历史评价尺度问题之所以值得再检讨再斟酌，道理就在这里。 问：您这样一说，这个问题还真是很重要，今天所看到的道德总崩溃，是不是历史学界也要承担部分责任？不管怎么说，大张旗鼓地甚至轰轰烈烈地给许多公认的“恶人”翻案，杀人甚至也成为无所谓的问题，把人伦道德完全排除在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外，对社会风气的确会产生一种导向作用，是很危险！我感到人们在这样做时，是不是和五四以来的“反封建”思潮有关？因为二十四史在人们看来都是“封建”的东西，其中所贯彻的评价标准更是糟粕，应反其道而为之，伦理道德准则也是如此。不然的话不好解释，那么多心地善良、甚至在生活中连一只鸡也不敢杀的历史学家们为什么对杀人如麻的暴君们那么仁慈？ 答：有道理，但实际上还有比这更深的东西。我们都知道道德问题有很强的相对性，不但有时代差异，更有空间差异，这里的问题是，相对性的道德中包含不包含绝对的成分？答案是肯定的。就拿所谓的“封建伦理”来说，这其中包含不包含人类都要遵守的伦理成分？“君为臣纲”固然不对，但你总要恪尽职守、服从调度吧。“父为子纲”固然不平等，但你总要尊敬长辈、孝顺父母吧。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认为“造反有理”、“冲决网罗”，有很大的后遗症。当年冯友兰先生提出“道德的抽象继承问题”，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历史必然规律”问题，在这个所谓“必然规律”面前，个体生命乃至部分群体的生命尤变得不值一提，这个“必然规律”和“历史意志”的现实执行人，无论有多么大的道德问题，即使是杀人魔王，似乎也必须肯定乃至歌颂。“历史必然性”的体现者就这样可以不受伦理准则的约束。人们甚至认为，只有摆脱了伦理的束缚某些人才可以更好地执行“历史的律令”。一段时间前，人们为你所说的“恶人”公然翻案，做几千年来人们不敢做的为“恶”辩护的事，深层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当人成为所谓“必然规律”的玩偶时，他哪有可能再承担伦理责任？历史学就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了教化和致善的责任。 问：我们越谈越深入，也越谈越兴奋，问题似乎也越来越重要。我真不想结束今天的访谈，但我感觉我已接近完成王斯德先生所拟的问题了。最后，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对历史学的前景问题您是怎样估计的？理想的史学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 答：未来产生于现在。我上边之所以强调要对若干业已形成并已稳定下来的共识进行再检讨再澄清，就是对史学的“现在进行时”不太满意。我总的感觉是：当前的史学界似乎面临着一个克服90年代的偏颇问题，就像90年代曾面临克服80年代的偏颇一样。“扶得东来西又倒”，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是80年代的缺陷，更是90年代的缺陷。在我们要克服90年代的偏颇时，绝不能像90年代初的人们那样，对80年代几乎一笔抹杀，我们必须继承90年代合理的东西，如“学术规范”之类，这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否定之否定”。在即将刊出的“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结语中，在反省90年代学风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我对未来史学的期待，现将大意转引在这里，以献给《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的读者们。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近20年来的中国史学界，在源远流长的史料派与史观派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既兼取两派所长又舍弃两派所缺的“会通派”。在理论与史实、方法与材料、宏观与微观、时代与学术的固有紧张之间，寻找到一条兼收并蓄的中庸之道，是“会通派”的特点。这一特点肯定将使“会通派”成为未来中国史学界一个极富活力的流派，从而改变整个中国史坛的走向。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史料派和史观派本身将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它们各自都有自己长久甚至永远的生命力。在历史研究中是否采用理论，完全应视工作对象的需要而定：若是考订字义、辨别真伪、校勘版本，总之当从事史料学或古籍整理工作时，一般而言，大概非依乾嘉旧规和20世纪的新考据学不可，理论在这里的确可有可无，这就是史料派永远存在的终极根据；但若要从整体上、宏观上、全局上把握人类历史演进的线索，揭示不同社会结构之间变迁嬗替的深层动因，真正做到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一定材料的基础上，则非援引某种学理和哲学作依据、乃至非依据唯物史观本身不可。而要研究社会经济史，没有材料固然不行，没有理论特别是没有西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理的帮助也同样不行，在这个领域非需要跨学科不可，这就是会通派出现的缘由。所以，从眼下直至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史坛正进入或已经进入一个史观派史学、史料派史学、会通派史学三足鼎立或“三家分晋”的多元格局。在这样一个多元互动的坚实平台上，中国史学的前景肯定是辉煌的，至少，只会比民国时期更好，不会比民国时期更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我坚信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