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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是翦伯赞先生三十周年忌辰。我以为，王国维先生和翦伯赞先生这两位历史学家的死，是本世纪两大文化史事件。有人对翦老的死不以为然，认为翦伯赞应该像冯友兰一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该如此脆弱，云云。这位先生的看法也许不是个别的。在许多人看来，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的自杀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些怪物”(马克思语)，而且成天生活在情感世界中，靠想像、幻想过活，生活态度带有浓厚的浪漫成分，一旦承受不了生活实际与艺术境界之间的强烈反差，容易踏上轻生之路。而历史学家不该如此，尤其是那些杰出历史学家，看见过如此多的生离死别，如此多的兴亡交替，如此多的荣辱沉浮，何以还如此执着，以致于非死不可。执此说者，大约未必理解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自沉之举的评说，可暂不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在王国维先生因受北伐军引致的“两湖之变”刺激而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之时，翦伯赞先生正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命，以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山西和归绥(今呼和浩特)，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归绥都统商震归顺南方，参加北伐。因此，将两人相提并论，殊不类也。但是，这两位杰出历史学家的死，实在是一脉相承。如果说，王国维的死是当时所面临的所谓文化上的“巨劫奇变”所致，那么，四十年后翦伯赞所面临的这场“巨劫奇变”，其深度与广度似乎并不亚于前者，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劫尽变穷”，王国维不得不死的话，那末，这也是翦伯赞之死的种因。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两人死时，口袋中均装有“遗书”。王国维先生的“遗书”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据新近出版的《翦伯赞传》披露，翦先生的“绝命辞”写在两张纸条上，分装在左右两个上衣口袋里。辞为： 我实在交不去［出］来 走了这条绝路 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王国维先生之死，究竟是为了殉“逊清”，还是为“收拾不住”的传统学术文化殉道，抑或是出于对“北伐”的恐惧，文化界可以说莫衷一是。 翦伯赞先生自尽前为何三呼“毛主席万岁”，似乎也将成为历史之谜。翦伯赞先生首先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战士”，他有着传奇一般的经历，与许多著名政治人物如周恩来、冯玉祥、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覃振等，都有极深的感情关系，有的甚至是生死之交。在与众多著名政治人物的接触交往中，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翦伯赞后半生的生死荣辱。 他们相遇于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期间。在此期间，翦充当了毛泽东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左派人士如冯玉祥、覃振等人的联系人。翦于此时数见毛泽东，其中重要的两次是在覃为毛举办的两次小型家宴上。据作陪者回忆，在第二次家宴上，“翦伯赞总是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提高警惕，免遭蒋介石暗算。”(《翦传》40页)不过从后来的一些现象上推断，毛可能对翦的印象并不怎么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翦一九四八年底从香港到达河北解放区后，周恩来、刘少奇等先后看望了他，并就他的工作安排发表了意见，毛泽东尽管“知道他已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但并未召见他；而吴晗甫一到达，毛则“亲自接待”，并“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还致函数通。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翦是一个自信心极强而又桀骜不驯的性情中人，凡事总有自己的见解，视自己为真理化身者大概不容易一下子接受这种人，这是其一。其二，他们相遇时，一个已是力能倒转乾坤的政治家，另一个则是蜚声大后方的史学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毛泽东心目中，史学、哲学、文学……都必须毫无例外地“为政治服务”，所有的这“家”那“家”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隶属于当下政治。作为一个“战士”，翦伯赞早就是毛泽东帐下的一个“马前卒”(一九三七年五月成为中共秘密党员，一九六○年公开党员身份)，作为一个“学者”，为真理而献身的信念也早就融流于血脉之中。当“政治”与“科学”还能兼容的时候，翦伯赞并不会感受到角色分裂的痛苦，当“政治”与“科学”分裂之际，翦会在犹疑之余选择“学者”的天职。这样，冲突看来迟早不可避免。当然“进城”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翦亦作过一系列努力，试图被接受。一九五○年至五一年，翦曾听从范文澜先生的建议，写出并发表了两篇笺释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古代社会”部分的文章，著名的“让步政策”论就出现在这两篇文章中。在写这两篇笺释性史论时，究竟是毛、范(两人私交甚厚)打算借助翦的学术声望，还是翦试图通过范而走近毛，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随着此两文的刊出，史学界正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在整个五十年代，翦亦曾数次与毛泽东交谈，但交往看来并没有改变毛对翦的观感，而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当上层发生“路线分歧”时，他们之间的史学冲突也开始了。 翦对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的抨击，大概加深了毛对他的不快。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不是高举着毛泽东历史观点的旗帜进行的。如：既然说封建社会的真正动力是农民战争，那末就应该把“帝王家谱”式的历史改写成农民战争史；既然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那就可以写没有帝王将相、改朝换代内容的中国通史；等等。从一九五九年到六二年，翦伯赞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矫正这种“史学革命”的“挂帅人物”，尤其是他的农民“三反三不反”的著名论断对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估价之低与毛恰成反照。这是翦最为开心、最为风光、最为轰轰烈烈的几年。这时的他不仅在史学界，而是在整个学术界、文化界，都是叱咤风云、“一怒而天下惧”的“文化诸侯”。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入木三分、不留情面，是他这时一系列“讨伐”“史学革命”檄文的特点，以致这些文章所刺痛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小人物。大概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就把自己与“一九五八年”这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年份划上了等号，谁批评“一九五八年”，不管从哪个方面进行批评，都意味着是对他尊严的冒犯。所以，当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开始以此为据，对“一九五八年”的批评者展开反批评后，翦伯赞和吴晗事实上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不过，有材料披露，毛泽东起初还是打算保一下翦伯赞的，只是未坚持到底而已。一九六四年九月下旬，毛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说：“学术批判也要有个界限，不能乱批一气。我看郭沫若、茅盾、范文澜这三个人不准批。此外，再加上一个翦伯赞。”言外之意，写《海瑞罢官》的吴晗则不在保护之列。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吴晗；同年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推出由康生具体策划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批判翦伯赞。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讲了一番十分著名的话，其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讲话中，毛表达了他对戚本禹批翦文章的激赏：现在的“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于是，戚本禹点名批翦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很快就在《红旗》上推出。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又一次更严厉地提到了翦伯赞：“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当时，批翦的文章已铺天盖地，但仍称翦为“同志”，而吴晗这时已被指为“反共老手”。此番讲话过后，《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之类文字便充斥报刊。翦伯赞终于被架上了祭坛。 中华民族真正的“巨劫奇变”开始了。翦伯赞成为北京大学继陆平、彭佩云之后被揪斗的第三号人物，所受凌辱殴打程度之深，难以言表。毛泽东这时对翦伯赞看得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任何“反动学术权威”都重。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中，他说：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又说：“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还说，“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以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次日，毛又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中提到了翦伯赞：“像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利用这些话三赴北大参加万人大会，怂恿揪斗翦伯赞。在那个疯狂岁月里，有了这些红得发紫者的煽动，翦作为“反共老手”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可以想像。老夫妻俩被赶出居住了十九年的燕东园二十八号，迁至居民区一间小黑屋里，眼看着支持不下去。后来，翦的悲惨处境大概通过一些渠道反映到毛那里去，因此，毛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那次中央全会上，讲到了翦伯赞和冯友兰，大意是：“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大概还说了要解放翦伯赞、生活上要照顾、给出路、要养起来一类的话。毛的讲话全文以播放录音的形式向全国传达。翦的处境大大改善了，重新搬回燕园居住，还派来一位退休老工人杜师傅帮助照顾生活。据说：翦“非常感激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连夜给毛主席写了感谢信，由宣传队送中南海。据宣传队负责人传达，毛主席很快即收到了此信，看信后说：翦伯赞的信写的很好嘛！”可是数天后，原中央专案审查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突来北大“提审”翦，要他交待刘少奇“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材料。翦拒绝诬陷刘少奇。这样“提审”就一直继续下来，直到十二月十八日。翦可能很难理解：毛主席的话既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还要“提审”他？难道连毛主席都“保”不了他了吗？或者背后另有文章？只有到这时，他大概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 我敢断定，翦先生在服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的强力安眠药“速可眠”前，其心灵所承受的煎熬程度肯定要超过当年的王国维先生。因为他是和夫人戴淑婉同服“速可眠”自尽的。两个人用同一种方式自尽与一个人自尽比，痛苦程度大概不可以道里计。因为在决定自尽前，两人可能得首先讨论是否必须选择死，可能还得讨论是否必须选择一块死，在这时，是否还有翦老反对夫人同死而夫人坚持同死的争执？这是怎样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要知道这不是讨论人间的其他问题，这是讨论剥夺自己生命的问题。而且要知道翦早就流露过“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这种对“死”的恐惧心理。侯外庐先生说： 我记得，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还向我披露小孩一样天真的心里话。他说，他怕天黑以后的寂寞，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然而，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在世的最后日子，却被黑暗，被寂寞重压着，过分沉重的压迫着，以至于觉得生不如死…… 事后人们看到：“翦氏夫妇服装整齐地各躺在自己的床上，已安详地离世。”翦先生是在他最不情愿看到的结局中了却一生的。 侯老还说：翦“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而且侯强调，“了解翦伯赞性格中还有天真一面的人”为数不多。如同许多人所看到的，一个“天真有如赤子”、“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极度脆弱的人，所谓“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也。 但脆弱与宁折不弯，天真与刚直不阿往往又互为表里。翦老性格中天真脆弱的一面之所以鲜为人知，那是因为被他性格中熠熠生辉的另一面遮掩住了。翦的刚直、风节、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在中国学界是出了名的。刚性太强，韧性乏绝，当重压超出承受力之外时，由脆而碎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笔者曾经说过：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唯真是从，正气浩然，是这种人格的特征。而且，此种人格其来久矣。四十年代，面对蒋介石的刀丛箭簇，翦曾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文革”前夕，当他素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他则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当点名批翦的文章“黑云压城城欲摧”时，他自信地表示：“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翦不顾自己处境的险恶，面对《文汇报》记者，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一些人声称“解决刘少奇三五、三六年的问题，翦伯赞是关键”而向他勒取口供时，他直言：“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最后他看出，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屈节。对于一个具有他这种气质、人格与信念的人来说，在二者之间选择什么，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墙倒众人推”。我不知道在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公诸于天下之后，除翦伯赞外还有几人能够拒绝落井下石。而且今天看来，翦即使落井下石胡乱编造一通苟活下来，历史也会原谅他，就像历史已经原谅了那么多一样。 翦伯赞的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的轻生。翦伯赞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良史”，他的死可能意味着历时数千年历史学家要为记录历史真实而殉职那样一个漫长岁月的终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的史官太多了，以致使许多人把历史看作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随时都可以奸污的“婊子”，所以，“齐太史”的故事传颂不绝。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其意义却乏人深究。宫廷政治、皇权制度的黑幕性必然导致历史纪录的大面积失实。良史的可贵在于：他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历史记载上的体制性失实的状况，但他们的人格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体制缺陷的惟一可供凭借的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偶尔出现的“良史”们以血作墨，把“据事直书”这个历史撰写的最高法则记录下来。“齐太史”的故事之所以值得珍视，就在于它传递了一种精神薪火，凸现了一种史家的执着追求。 翦伯赞之死的另一意义可能是再一次向世人提出了良史的命运问题。“历史”赖良史以存，而良史在历史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翦伯赞对这种命运深有体悟，在谈到刘知几时，他悲从中来：“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快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谁人又能想到翦伯赞当年对刘知几命运的慨叹竟成了他自己同样命运的谶言！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良史在历史上的悲剧命运看来根源于“史官”与“史家”双重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体制内的“史官”，他要服从政治权威的支配，接受体制的严厉约束，在划定的圈圈里活动，是非不能“谬于圣人”。作为“史家”，他必须坚持“直笔”，遵守“史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不虚美，不隐恶”，“如实直书”，直面历史真实。在有些情况下，“史官”与“史家”并不存在东风与西风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体制内的“史官”也可以保证史书在一定程度上的“实录”性质。但这必须具有一个前提，当政的必须是一个“良大夫”。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主任，——今天，任何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九品芝麻官”，可是要知道，一九五二年后的北大历史系是原清华、燕京、北大三大历史系调整合并而成。掌握了这个新历史系，就等于控制了旧中国的主流史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史官”位置。翦在起初似乎也安于这个“史官”之位。但到一九五八年后，他原本固有的“史家”气质不断显露出来，“史官”的体制属性与“史家”的民间气质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在是否为“中央专案组”提供证词的问题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以致于使他不得不死。侯外庐说：翦伯赞是我们这个时代“德才学识四者兼备的良史”。翦伯赞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自己的最终归属：他和历史上所有的“良史”一样，归根结底是“史家”而非“史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