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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黄永年先生要走，我有心理准备。去年夏天以后，先生已基本不再打电话来；往西安打电话去请益，先生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长时间侃侃漫谈，只是静静地听我说话，就连我为博取老人家一粲，特意讲到的一些胡说八道的放肆话，先生也不再像往常那样开心哂笑。在内心深处，开始隐约感到一种伤痛，感到先生在向一个高远缥缈的地方慢慢离去。从二十四年前入门拜谒先生时起，我第一次清楚感知，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竟会拉开我和先生之间的距离。 这样和先生通过两次话后，让我回想起1992年我刚到北京工作不久，一次先生来北京讲学，我去看望先生，先生在和我长时间畅谈后，当我辞行时，突然有些伤感地说，你到北京来，以后想在一起说说话也不方便了。到了秋天，我想一定要去西安看望先生，和先生一起说说话。正好陕西师范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一个关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学术会议，邀我参加，便在11月初，回到母校。行前在北京感受到的那种内心的伤痛，见到先生后变得愈为深重。在两天的学术会议期间，有两个半天，我都是在先生的书斋里，和先生闲谈，并尽量讲一些轻松的话题，甚至还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讨先生欢喜，而心中却是从未有过的凝重。伤痛首先来自先生消瘦的脸庞，和变得矮小的身躯，感觉先生往昔充沛旺盛的精力彷佛已经耗散殆尽，人已经变得很轻，很轻，好像已经完成了为升遐而去所做的蜕变。谈话还是像当年随从先生在校读书时一样，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连续两个下午，谈了很多很多。 谈话中感受到最大的伤痛，是清楚知晓先生的精魄正在升扬，在学术上，已经顾不上再对我加以点拨教诲了。近两年来，和先生通电话，汇报自己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想法，请教先生这些想法是否得当，先生总是催促我说，做学术研究，人一生具有相应的积累而状态又好的时候，只有很短一小段时间，要趁精力好，状态好，抓紧时间，把这些想法写成文章。去年一年内，我写了两篇涉及比较重要学术问题的文章，一篇是关于明代所谓铜活字印本书籍的问题，一篇是关于汉代的州制问题。关于所谓明铜活字本问题，我提出通常所说的明代的铜活字印本，缺乏可靠依据，恐怕不能成立。去年春天的时候，在电话里向先生汇报过这一基本设想和主要论据，先生鼓励我说，你讲得很有道理，可以写出来。关于汉代州制，我提出顾颉刚先生当年撰著的《两汉州制考》一文，虽然早已被学术界视作定论，但是其基本视角，很有可能存在着严重的歧误，变换视角，或许可以得出全新的认识。前年夏天，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已经基本成熟，曾打电话向先生请教，先生说，这是你的专业，这样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你可以先大胆写，当年顾颉刚先生就最喜欢学生辈的人提不同意见，等成文后再拿给我看。这次来见先生，本来想向先生仔细汇报这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请先生指教，却完全想不到，刚刚谈了没有几句话，先生即用很低沉的声音说道：“辛德勇，我的脑子不行了，你说的这些，我听起来太吃力，都听不懂了。你自己考虑成熟，就赶快发表吧。要赶快写文章，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好在谈起往事，先生依然思维清晰，话锋犀利。 先生非常喜欢猫，就在我去看望先生之前几个月，两只豢养多年的猫，都因高龄故去，其中最钟爱的一只猫，在先生身边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谈话中，先生很伤感地告诉我：“两只猫都没有了。”说这句话的同时，眼中情不自禁地闪出了泪花，透露着深沉的哀伤。先生性格刚毅，过去从未见这样流露情感；因为不愿意让我看到他这样的表情，先生很快转过头去，沉默了很长时间。此情此景，使得那种刺在我内心的伤痛，不由得又加深增重一层。我不喜欢猫，不知道先生究竟为什么那样喜欢猫。这可能很简单，只是一只宠物而已；也可能寓有先生很多情感，甚至带着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寄托。不过，仅仅就表象而言，在先生和猫之间，确是能够找到一些相通的品格特征。猫是一种高傲的动物，先生一生高傲自重，像猫一样睥睨学术界那些屑小之徒；猫是一种整洁的动物，先生一生衣着庄重整洁，书斋雅致整洁，书籍整洁如新，就连动笔写文章的时候，桌面上也从来都是整整齐齐，一切井然有序。这在学者中间，恐怕是很少见的。先生喜欢古本旧书，但旧书往往不尽清洁，到北京、上海等有旧书可买的地方出差时，行囊中都要带一把猪鬃刷子，在书店里买到喜欢的线装古籍，首先吩咐我或是身边的其他学生，到房间外面，用刷子仔细刷去书函、书衣、书口上的尘土，然后仔细平整摆放到书桌上，他才端坐下来欣赏。先生手很精巧，遇到古书有卷角、书口开裂、书衣破损、缝线松断这一类不太严重的毛病，都要自己动手，精心修补整齐，然后才能藏入书箱。人首先要有尊贵的灵魂，才能够有真正体面的仪表举止。先生的高傲与整洁，正互为表里。 我劝先生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身体，平时多修养，精神好时，可以随手写一些题跋、随笔，或是找人来口述回忆录。先生则告诉我说，这一辈子想写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了，自己心满意足，不想再写什么了。谈这话时，先生的表情告诉我，他彷佛已经意识到，正在走向自己的归宿。关于这个必然的归宿，先生过去常和我提起。我很懦弱，从少年时起，对死亡即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先生则不然，曾反覆告诫我说，此乃事之常理，自然规律，惧之何益？近年来，学术界对先生的学术造诣和成就，给予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更高的赞誉。先生的著述，绝大多数都已经出版，有的书还很快再版重印；有几种没有出版的书稿，也都已经确定出版社，等待印行。这些都给先生很大慰藉。对一生的学术追求，近年来先生已经讲过多次，自信已经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不会再有什么值得惆怅。前几年没有做“博士导师”就退休，先生也只是淡然一笑，说现在“博导”这么多，又不缺我一个。这样的事更不值一提。先生坦然走向生命的终点。 第二天谈话结束，离开先生家里时，我想到了，这很可能就是我和先生的诀别。先生坦然地走了。留在身后的这个世界，对于先生来说，早已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隔膜。先生似乎本应属于一个比他略早一些的时代。告别先生，也是在告别一个时代。 2007年1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