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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市东北二十来公里的夏县西阴村，原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却因李济先生192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而驰誉世界。 当年，李济经过一个半月的辛苦发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址，遗存中虽未见金属器具，却在众多陶片与石器遗物中找到半个蚕茧，并看到平整的人工切割痕。后来经专家的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而那半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蚕茧，却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惊世 1927年初，李济和北大地质学家袁复礼组织人将发掘出土的器物装了70余箱，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运输，终于平安运回北京。1月10日夜，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欢迎会，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全体与会。李济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袁复礼插话补充，随后就介绍实物。欢迎会上有如下场面: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1） 1927年，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这一正式发掘报告中报道了这件事。李济在书中写道：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2） 刘崇乐（1900——1969），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对昆虫资源的调查、研究、利用颇有贡献，他的鉴定，应该具有权威性。 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个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家帮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Bombyx mori)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后来李济在1954年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1977年的《安阳》英文本，以及1981年出版的《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等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 那半个茧壳先是由清华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央研究院”，后又归中央博物院保管，迁台后并入故宫存藏。台湾“故宫”十分精心，惟恐陈列展览对原物有损，几十年一直将其存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仅在1995年李济先生百年诞辰时，展出过八天，以示纪念。 质疑 围绕着“半个蚕茧”，一直有不同的学术争论，但多是对蚕茧本身的见仁见智，还没有人对其真伪产生怀疑。 李济是个严肃正直的学者，早年，徐志摩曾在一封中说他:“刚毅木呐，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去世时，张光直在悼词中写到：“……他的每一个学术论断都是建立在许多坚实可靠的事实之上的”，“……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求真务实，一丝不苟是他一贯的品质，他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中写道:“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绝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他认为，错误的观察或不经心的记录一旦渗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 坚持科学的标准，他甚至得罪过一些名人。中央研究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28年前后，一位参加处理“孙殿英盗掘清陵”善后工作的前辈古物学家向李济讲述抚摸乾隆头骨的感受时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相当好。李济好奇地问：“乾隆还剩多少只牙？”“四十只，一只没少”。 “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声明亲自数过，绝对不错。李济直言以禀：“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李济耐心地告诉他，不需要争辩，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等等。 李济的身边造就并维持着一个学风优良的学术共同体。他们有合作有批评，在讨论科学问题上“直道而行”、不分尊卑、不讲面子。 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夏鼐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一直随同老师李济在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李济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1943年初，夏鼐曾协助审查李济为中央博物院第一次公开展览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远古石器浅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修改意见。付印前，李济认真参考了夏鼐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 后来，师生二人分别在台湾和大陆执掌考古学的“帅印”（1960年起，夏鼐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事隔多年后，夏鼐对李济的开山之作——西阴村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那半个蚕茧提出颠覆性的质疑。 夏鼐在上个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这个问题，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平直；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 此前，夏鼐似乎从未发表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按说他是大有机会与李济当面切磋这个问题的； 当时，夏鼐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 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一个“探方”)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却末经任何论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人的”。（3） 蚕茧究竟是后来掉进去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关涉发掘者的技术水平、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夏鼐为什么要釜底抽薪？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原因？ 回眸 李济曾经是夏鼐最亲近的良师；夏鼐一直是李济器重的弟子。 1935年李济就曾为把夏鼐从留美转为留英(留英可以压缩先在国内实习的期限)尽力说项。历史留下了师生二人的往来通信（4）：当年的4月3日夏鼐给老师李济写信“请教出国留学事宜并请函告清华大学”。一周不到，李济就完成了弟子的请求，回函夏鼐，“留学学校以伦敦大学较宜并抄录致清华函”。 为完成夏鼐出国前的实习要求，李济除亲自指导外，还特意安排夏鼐到最好的实习现场——安阳侯家庄西北岗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最好的导师梁思永培养。 1937年初李济赴英讲学时，多次与夏晤谈，关心夏的论文写作，并约其返国后与自己一道工作，嗣后又再促夏回国。 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完埃及考古学博士课程后，又在埃及作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1939年11月1日，夏鼐给李济写信：“原拟勾留英国至明春或明夏返国,不幸欧战爆发,计划成为画饼,现拟在开罗工作数月,然后返国,未知返国后即有工作之机会否,禹铭兄组织苍洱考查团不知现已出发否,明春仍有考查团或发掘团之组织否？”（5）他急切得知国内的情况，渴求得到老师的扶持，找到用武之地。 1941年，在得到李济的承诺后，31岁的夏鼐返国。李济立即聘他担任中央博物院的专门设计委员，派他参加川康古迹考察团的彭山考古发掘。 不久，夏鼐因离家多年而冒险返故乡浙江温州探亲，恰又赶上日寇再度占领温州，本拟在家完成的 “埃及古珠考”的博士论文也因逃难而搁置下来。日寇再次退出温州后，就在1942年的10月间，夏鼐忽然接到李济先生给他的电报，告知已与“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商妥，聘他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副研究员。朱还通知了浙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徐浩垫借给夏鼐返川的路费，以后由史语所归还…… 困境中的夏鼐，接到老师的电报，如久旱得甘霖。1942年10月24日，他从温州写信给李济，信中说:“一俟此项工作完毕（即指撰写《埃及古珠考》一文事），此后余生即可用全力从事于中国考古学，决不辜负吾师提拔后进之苦心，惟恐以不舞之鹤为羊公辱耳。”（6） “不舞之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昔羊叔子有窑主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以不舞蹈的鹤，喻名不副实的人，也用来讥讽人之无能。夏鼐用典，既是自谦，也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1943年，夏鼐回到四川李庄的史语所，不久，按照李济的设计，参加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地理所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的重点是敦煌。西北考古调查是李济的宿愿，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曾劝李济，除安阳整理和中央博物院筹建两项事情外，尚须进行西北考古“方可对得起此生”。也就是说，夏鼐身上肩负着傅斯年李济的理想。 1944年春，西北科学考察团飞到兰州，坐汽车进入戈壁，开始了佛爷庙墓地的发掘和阳关和玉门关遗址的考察。夏鼐与向达、阎文儒、李承三、周廷儒等，是如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取得成功……；傅斯年李济又是如何遥控指挥、后勤保障、资金筹措、人事斡旋……，频繁往复的电报信函一一记下了这一切： 1944年4月22日，向达夏鼐给傅斯年李济写信，“在兰州附近调查得彩陶残片十余片,抵酒泉后拟开始作调查工作,就近赴文殊口调查佛寺及壁画,又拟赴金塔调查汉长城烽燧遗址……”；10月25日夏鼐向傅斯年李济报告发掘工作情形及结束后的打算，“关于采集品之运输问题,西北公路局允免费一吨运兰,生拟返东后在兰过冬,将已运到之物开箱稍作整理并作较详之记载,然后返川”；11月25日至第二年的1月23日，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济，报告敦煌附近的发掘所得、玉关遗址的考察、采掘品的运输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1945年2月5日、21日、23日傅斯年李济分别电函夏鼐：“运发掘品返川之事,今又寄院长一信,请其重新考虑；兄买到之卷子,大佳大佳；兄之工作似可再在甘肃作一夏天……”，“兄既有留甘肃之意,甚好,费用到重庆后必为筹得；标本运否当决于朱先生（——朱家骅，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兄之计划以至秋季为宜；在兰存物及工作之处,袁翰青先生前面允设法；六朝花砖墓之工,可喜可喜!愿兄勉之,今年即专心作野外工作；对于敦煌艺术研究所主持人常君（——常书鸿）教育部应给以款励乎,盼示及……”；5月28日，余又荪致函董作宾：“夏鼐兄在武威掘得之汉墓为该县扣去,往交涉,甘肃府谷主席来电嘱至该省府领取,前孟真先生谓请托袁翰青代领暂存,当即电谷及袁,谨抄袁之复函,乞存查……”（7）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至194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李济与夏鼐等的往来电函竟达四十多封，也就是每周有报告，收到必回复。这些信件，在记录夏鼐他们西北考古成功的同时，也为傅斯年李济实行的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作了很好的注解。 到1946年春天，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的发掘时，在墓坑填土中又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基础。 1948年冬，民国政府摇摇欲坠，人心浮动。夏鼐曾痛心疾首地写到：虽然他们忠于职守，“但是在妻儿啼饥号寒的环境下，教人如何能埋首研究以求产生伟大的成绩？教人如何能专心教后进以求造成下一代的学者？”（8）何去何从，夏鼐曾与好友高去寻一起商量过，高去寻愿随史语所去台湾，夏鼐选择留在大陆。 五十年代初，郭宝钧在新中国的科学院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谈到当时的情况，“作铭（夏鼐）给我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作。” 1950年，夏鼐出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而傅斯年李济及史语所的大多数人则渡海去了台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