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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0日发表的《两件有关台湾大学的事》中，他继续说：“我不能一面办大学，一面‘招贤纳士’。‘招贤纳士’在国家有其必要，若是一个人去办，徒是培植自己的势力耳。这是我所绝对不取的。一个大学，兼办‘招贤纳士’，必致弄得不成样子，所以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之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28] 叶青又在《民族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发表声明反驳：“我与共产党之不能相容，因为我根本看不起共产党那一套作风（即方法）。反对共产党可以反对其目的，也可以反对其方法，苏共在列宁时代与斯太林时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变。大体上我并不反对列宁之目的而反对其方法，因为他的目的还有不少人道主义，而其方法则是马嘉维利主义。至于斯太林，则目的全是帝国主义，而其方法则是越变越利害的马嘉维利主义。自由主义的方法，绝不能毫无凭据，指人为共产党亦绝不能不重视在法律内的学术自由。”[29] 如他后来给远在法国的李书华信中所说：“弟到此办此一大学，真正上当，大概说来：（1）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2）弟在北大任内，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办事也有甚愉快处，此地是‘接受别人杂牌队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比如他请竺可桢、陈寅恪等都没有成功。[30]这封信写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节了，他重申“总之，台大仍是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与大陆情形不同，既未统制思想，亦无亲美宣传(对大陆之亲苏不同)，亦无‘大课’（大课是毛泽东主义）”[31] 当然，小到新生入学、盖学生宿舍、学校医院、接济大陆来台学生的“救济金”、解决困难学生“申请工读”等问题，作为校长，傅斯年也无时不牵挂在心。在他手里，台湾大学成为第一流的大学，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32]在孤岛当时的朝不保夕的大环境下，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33]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三 傅斯年为什么会离开大陆，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无关系，以往我们曾听说，因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次长谈，临行前，毛还赠以手书“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1949年选择离开之际曾有过彷徨与犹豫，但从我现在见到的资料来看，似乎没有这样的迹象。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论中才会点名唾骂傅斯年：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34] 他与共产党早在北伐时期就有过直接的接触，代表参政会访问延安，回来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当很多青年人成为激烈的左派，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过：“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他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35] 1月21日，蒋退李继，李马上展开了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希望傅也能出来帮忙，但他对和平根本不抱希望，所以给李写了一封信，由于全集没有收入这封信，我把它抄在下面： 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深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对多年掌兵符者， 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 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 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 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 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 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36] 他的这一立场是很明确的，一贯的，也是公开的，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放下幻想，准备斗争》的名文中，点了傅斯年的名。他认为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那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在他潸然泪下之后，等待他的是“不堪回首”。他所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湾大学的建设，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胡适、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11月20日问世的创刊号刊出了傅斯年的《自由与平等》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把“自由”抹杀，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的不平等”。 他分析说，“马克斯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共产主义这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他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所以他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 最后，他说：“没有经济平等，固然不能达到真正的政治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也决不能达到社会平等。……在‘自由’‘平等’不能理想的达到之前，与其要求绝对的‘平等’而受了骗，毋宁保持着相当大量的‘自由’，而暂时放弃一部分的经济平等。这样，将来还有奋斗的余地。”[38] 在苏联解体40多年前，他就作出了这些一针见血的论断，不能不让后人感叹。 12月5日，在作了一次《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苏联的认识，演讲词发表在12月20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三期。他说“马克斯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唯心唯物杂交的‘矛盾统一’的畸形产物，他硬把唯物论的名词，填进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架子里。列宁主义又是霸术大师马嘉维利与马克斯主义的混合物。史太林的神通更大，他竟能把马克斯、列宁、马嘉维利、沙皇的传统，来一个‘矛盾的统一’。……同时，史太林又向墨索里尼、希特勒学习了不少手法。原来法西斯主义，本是布尔雪维克共产主义的别派，墨索里尼也原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好同志。”[39] “苏联这个国家有两大特质，第一便是中古的封建主义，加上东正教的御用思想统制。一国之内，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全国人民只许有一种信仰，马、列、史主义。这种政治不平等，思想不自由的现象，本是16世纪以来，人类要打倒的目标。苏联的第二个特质是独占资本帝国主义。苏联现在只有一个资本家，这个资本家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史太林。史太林不仅是全国政治主宰，亦如专制时‘朕即国家’的君主。同时，他还是唯一的资本家，从生产到分配，他可以为所欲为。史太林可以要工人‘自动’减薪；自动延长工作时间；‘自动’增强工作效率；举凡共产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尽了。总而言之，共产党本是近代文明中变态心理的产物，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40] 但他依然恪守着论政而不从政的底线，他可以为《自由中国》撰写锋芒的政论，但当胡适推荐他担负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时，他拒绝了，雷震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傅斯年不愿担任此工作。 他虽然有政治上的见解，有些见解甚至不无时代的局限，对蒋的关系，类似传统的读书人对帝王的某种心态。蒋1950年复职“总统”，他曾在中央日报刊登贺电。 但他终究只是一个读书人，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念书人的习气”，他的见解哪怕不对，在他也是出于至诚，完全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丝毫也不作伪，因此才充满了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浩然之气。他之炮轰孔、宋如此，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台湾大学也是如此，用他喜欢的斯宾诺莎的话说就是“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来到孤岛，他已抱定“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决心，所以才会心无旁婺地办台湾大学，将他最后的生命都投入进去。台湾大学在他手里迅速崛起，不是偶然的。 1950年12月20日，他在岛上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让胡适等与他同声相应、同气相投的知识分子悲痛不已，胡适称他是“人间在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有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 注： [1] [21] [22] [23] [35]《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20、16、37、37-38、17页。 [2] [3] [4][5] [6] [9][10][11][12] [13][14][15][16][17][18][19][20][25][26][28]《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湖 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68-69、70、79-80、126、95、81、84、85、301、304、89、123、124、124-125、 125、126、127、249-250、13、80页。 [7]《傅斯年全集》第一卷序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年版，67页。 [8] [27] [29] [31]《傅斯年选集》第十册，文星书店1967年版，1664、1495-1498、1499-1500、1664页。 [24]《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二期，70页。 [30] [32]《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77-378、378页。 [33]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239页。 [3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1374页。 [36] [38] [39] [40]《傅斯年选集》第九册，文星书店1967年版，1485-1486、1579-1584、1587、1592-159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