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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1916年生，山东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留北大哲学系任教。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晋升教授，1964年筹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1987至200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导、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宗教所荣誉所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前两届哲学学位评议委员会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述：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等。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06卷)等。 采访手记：在秘书的办公室稍坐，便见一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来，他摘下帽子，极有分寸地礼貌微笑，透着不怒自威的庄严，这就是任先生。 任先生是忙的，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三次起身，到里间接电话；任先生也是庄重的，西装笔挺，每次重新坐下时，都要一整衣冠；任先生还是严谨的，美编一架上摄像机，他马上正对了镜头端坐，采访中，他时时注意采访机的位置；但任先生偶尔也能流露出，他是性情的，说到军阀韩复榘的笑话、说到研究生培养的黑色幽默、炫耀自己的医术时，他兀自嘿嘿地，边说边笑，自逗自乐。 10点半，非常准时的，下一个来访者出现在门口。任先生干练而果断地跟我们道别，临了不忘吩咐一句：“写好后给我看一下。”果然是对自己公众形象负责到一丝不苟的学人大家风范。 童年埋下哲学的种子 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只是比较动荡，家属跟着军队走，直到9岁在济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以后才稳定下来。在北平大学附中读的高中，这个学校只办了四年，教师很好，其中一个教“党义”的鲁涤平，把课堂当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上课喜欢用“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开头，专门攻击“三民主义”。 我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中等偏上，不是最好的。我强调不是最好有这样一层意思，现在很多成功的人，把功劳都记到自己头上，好像完全是自己刻苦努力出来的，其实自学成才也需要环境，机会也有关系，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把自己看得太高，这是不对的。 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从小就喜欢刨根问底，很自然的就喜欢哲学，哲学就是要追问个为什么，思考根本性的大问题，比如，人活着干什么？为了找工作混口饭吃？为了成个家？这样的目的太小了，我觉得不够。 学哲学不好找工作，当时我倒没有想这么多，充满浪漫主义空想。喜欢就喜欢，不多想别的。年轻人还是需要些浪漫主义，太实际了、急功近利不好。不过作哲学真的不容易，当时一同入学的十几个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作哲学的只有三个，一个留学美国，一个在人大，都去世了，就剩下我一个。胡绳跟我同一年考上了北大，他不喜欢唯心论，不喜欢西方哲学，上了一年就参加革命去了。他中学底子打得好，苏州中学的。以前的中学了不得，叶圣陶、鲁迅都教过中学的。跟现在是两回事。 在北大读书期间一直受日本干扰。上着课就有挂太阳旗的飞机在半空转，声音很大，老师就停一下，等噪音过去了再接着讲。抗日的情绪就是这样被日本培养出来的。我们从中学开始，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就是日本占领了中国，我们一定要报仇。 到了大三打起来了，七七事变，北京被占领。我们当时放假在家里，报上广告说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南迁，连名字都没取，就叫“临时大学”，要学生开学时到长沙去报到，我就从山东直接去长沙。10月才开学，人到不齐。不过当时黄河以南的社会还不乱。 时世动荡中的第一次学术转型：从西哲到中哲 半年后南京失守，长沙也不能呆了，我们转移到云南蒙自县。 当时的转移路线有三条：一是从长沙到香港，转渡轮到越南河内，再到昆明。二是由国内公路到广西桂林，再转昆明。冯友兰走的就是这一条线。坐船比坐火车便宜点，也合适身体不好的女生。第三是从湖南步行到昆明，叫“湘黔滇旅行团”，一共200多人，包括老师闻一多、生物学家李济同，还有学校几个医生，都是男的。先报名，体检，合格的打疟疾、伤寒预防针，写志愿书，这才出发。当时路上要过深山老林，山里有瘴气，其实就是疟疾。 我们走了差不多两个月，很艰难，湘西土匪很多，不过他们对读书人还好，贵州有的县里还发公告，说北京的学生来了，市场上不准高抬物价。 这3000多里路对我影响非常大。之前我没真正接触过中国的底层农民，现在我们住在农民家，旁边就是猪圈，睡觉铺稻草，对农民的生活简直太熟悉了，中国农民怎么生活，想的是什么。我强烈的感到中国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鲁迅的《阿Q正传》写国民性批判，恨铁不成钢，其实我们的国民性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无怨无悔、牺牲了一切为了这个民族。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又不识字，应该有一个文化的传承才对，我对这个产生了兴趣，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很值得深入研究，很震动，就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方面了。 西南联大生活很苦，做学问有一定困难。清华还抢救了一部分书运到云南，北大完全没有，被一把火烧光了，不过当时滇黔铁路是通的，国外的书和杂志都能看到，普通的书也能买到。昆明在当时是个国际大都市。有好书大家也抄。另外，我们这一辈人小时候都要背书，脑子里记了很多东西。所以做学问还行。 北大有文理法三个学院，当时教育部规定必须有三个学院的才称大学，否则叫学院。我属文学院，主要做中国哲学史研究。刚研究生毕业的年轻教师只教选修课，必修课打基础的要老教授讲，比如“哲学概论”，和现在相反。我开了宋明理学（朱子学）和佛教课。选修课没人选，老师也没面子，所以积极准备。 当时同学分三大块，一是革命工作，有学生身份掩护，经常转系开展工作，比如王汉斌、彭佩云。我是他们老师，汪子嵩、张世英都听过我的课，汪子嵩好像是地下党员。另一派是国民党三青团，党部挂着牌子公开活动，这是一左一右，绝大部分是中间派，有正义感，不当亡国奴，也参加活动和游行，比如打倒孔祥熙、一二·一，在重庆游行不起来，在云南就可以，我也参加，朱光亚、邓稼先都是这一派，运动来了就参加，运动完了再回去学习。在抗日方面，老师也有共同语言，左的是吴晗、闻一多，右的是冯友兰，但抗日都是一致的。冯友兰是国民党员，但是没为国民党做过什么事，这是肯定的。当时规定系主任必须是党员，才能申请到护照，但我们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就不是国民党，不过他后来也没参加共产党。 我现在体会到了，党的政策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是其中之一。党的统战工作非常成功。它为什么厉害呢？它把大多数团结在一起。任何时候左派和右派都是少数。抗日是最吸引中间派的，只要有这一点，别的一切都好说。抗日的口号和愿望符合多数人的要求，这一点非常得民心，爱国主义是团结广大师生的纽带。当时大家形成共识，我们一定会胜利，有演讲会、歌咏队、话剧团、学术报告、时事报告、诗朗诵，文化活动很活跃，听不过来。绝对没有亡国的悲观论。 政治形势下的第二次学术转型：从哲学到宗教 1945年西南联大准备解散，1946年我回北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50年代全国只有北大一家哲学系。集中了全国28个哲学教授，力量很强的，一门哲学史课四个人讲，冯友兰第一段，先秦，我教第二段，魏晋有佛教嘛，张岱年讲第三段，宋明理学，石峻第四段，近代部分。阵容很完整的，后来再没有这样上过课了。 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并不是为了学术，主要是思想改造，搞运动。当时我很真诚地参加，觉得自己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够，对马克思著作研究不多，需要补补课。当时对哲学有成见，认为以前的哲学都是唯心论，要思考改造，大家都突击俄文，我也突击过，学马恩全集，还买了苏联版的列宁全集读。 1959年，毛泽东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1963年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为此成立14个研究所，毛泽东看了报告，批示加个宗教所。由我筹建。后来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就去干校，1971年，当时是真诚的，有些老干部说是上层的斗争，我也不懂，后来慢慢清楚了。当时不准看书，也没事做，我就学针灸，看《皇帝内经》，治打摆子，扎针两小时后，白血球会增加。针灸跟阴阳五行关系很密切，我下放在信阳的罗山，农村很苦，缺医少药，我很受欢迎，别人都不知道我是来干校改造的，都说我是北京来的老中医。1972年就回来了，因为毛主席说要学点哲学史，但没有教科书，于是就把我调回来编，我说还需要几个人，就把汝信和李泽厚捞出来了，当时有杨荣国写的中国思想史，以儒法斗争为主线，江青很欣赏，我们没有这么做，还是从哲学史来讲哲学史，所以不受欢迎。不过没关系，我又不想当官，做教授怕什么。 儒教是宗教 到宗教所以后，我提出过一些观点，比如儒教是宗教。中国有皇帝的时候就有宗教：儒教，两者结合在一起，皇帝是教主，政教高度合一，皇帝就是教皇，天坛就是宗教的祭坛。 儒释道在中国文化中三足鼎立，都是宗教。三宗教结合点就是政治，儒教居正统，政治地位最高，但社会地方可能不如佛教那么广泛，信佛教的群众多。我都不信，我是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我只是研究宗教的，以前宗教研究所招人有个要求，就是不信宗教。宗教就像广告说的实行三包那样，承诺能满足你什么愿望。别的学派慎重，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只有宗教才敢说。不过宗教也有好处，能暂时给人安慰。 研究生培养问题 现在的研究生培养方法很成问题，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求发表文章，也不要求听课，就是读书，导师根据学生情况开单子，学生看，过一段时间有一次谈话，我的副导师是贺麟，也要开单子、定期谈话。这样的局限是量不能大，不像现在，老师一带十来个，人都认不过来。现在只说发文章，文章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抄的都不管。现在研究生教育的办法不行，我那时候的办法也不行。 我现在不看研究生论文了，给别人不及格也不好，干脆不答应，就说我忙不过来，你找别人看吧。现在招学生的时候就想着要他毕业，有一次答辩，外校一个老师问了几个问题，学生都答不上来，结果导师急了，说“你是考他还是考我啊”，就让学生过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图书馆有“博士生文库”，收的论文质量逐渐滑坡，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文科不行，整个人和民族的精神面貌都受影响，这些问题我很忧虑。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我的社会兼职很多，是很多书的主编，这一点我很无奈，很苦恼。比如剪彩，好好的绸子一剪两半，我挺心疼的，建议用绳子，好剪。我给自己规定几条：不过生日，不出全集，不参加宴会。在外面吃饭，吃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消化。现在精力也不够了，以前熬一夜能写个万把字的文章，现在早上不超过5点就起来工作，没有电话打扰，人也清醒。午饭后就差一点。还有一个眼睛看不见，所以要用拐杖，测距测不准，笔都插不进钢笔帽。用一只眼还很累，不能休息。 我现在手头有两项任务，一是主编《中华大典》，7亿多字，我每周来国家图书馆两次，就是为这个。还有《大藏经》，已经完成了1亿多字，现在编的续集，2亿多字。 这两件事上了轨道运转起来后，我还想搞点自己的事情，写个简单的“中国哲学史”，再做点无神论方面的工作。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195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都是无神论者。现在的人考大学要算卦求签，好像有外在的力量操纵命运，这就是有神论，这种思想指导工作是无效而且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无神论，爱国主义的基础是历史。西南联大的时候，很多留洋的学者都回国，现在的青年不同了，往外跑，谁的钱多给谁干活。我想到这些就很忧虑。我们的历史很长，优秀事迹很多，有很多可宣传的，可历史教学很短，不是主课，这对于爱国主义宣传不利。日本成立满洲国不讲中国历史，香港的中学历史教材里没有鸦片战争。所以说欲亡其国者，先亡其史。 我总的一个原则是知识来自社会，要回报社会，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这样一个总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