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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6日，著名历史学家、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给自己的老师、北大教授胡适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中说：“北大研究所有这么多的明代档案，正可请他整理，我可以保证他一定弄得很好，并且有始有终，不会半途而废的。”顾颉刚信中提到的“他”，就是顾的学生、北大史学系这一年应届毕业生杨向奎。顾颉刚希望北大能留下杨向奎，以充分发挥这位学生的学术才华。 杨向奎，1910年1月出生于河北丰润一户农家。他中学毕业后，在国文老师的鼓励下，考入北大文预科。其时顾颉刚的《古史辨》已风靡整个学术界，杨向奎也十分折服融于该著的文辞和辨识，最终选择了史学系。1931年秋，杨向奎进入北大历史系，从此和顾颉刚先生结缘。杨晚年曾撰文自述道：“我所以读历史，就因为看了《古史辨》”。又说：“我是个农村人，家里不是书香门第，从不知道什么叫学问；今天能从事学问研究全靠顾先生，所以我一直感谢顾先生。” 顾颉刚上课提倡“知出乎争”，欢迎学生发表不同意见和他争鸣，其高足谭其骧就是在和顾的争鸣中汲取养分，卓然成为大家的。1932年，顾在燕大、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杨常与之讨论，顾逐渐发现杨身上的才华。嗣后，《禹贡》杂志创刊，顾更是为杨搭了一个供他自由驰骋的学术舞台，使杨得以在后来的学术道路上渐行渐远，越飞越高，最后也卓然成为大家。 按说，像顾、杨这对师生，彼此本不应心存芥蒂，乃至后来在情感上也形同陌路。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出现了，虽然个中原因很多，但性格使然不外是一个重要因素。如顾、杨都有很自傲的一面，顾以前曾为此使他的老师胡适感到不快；而今，杨也因此和顾产生龃龉。“七七事变”后，顾离开北平，杨也远走。后来，杨在长沙得知顾已赴西北考察教育，遂到兰州寻师，师生终于重聚。杨和其他同学一起，协助顾从事教育活动。此时，顾对杨的自傲已颇有微词。不久，顾赴云南任职，旋又往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任国学研究所主任。此时留在兰州甘肃学院任教的杨决定辞去教职往成都投顾。孰料顾对杨似乎芥蒂颇深，他回函阻止杨说，你已是教授，不必再来投我。杨觉得自己还需深造，想从顾再多读些书。遂决意来到顾身边。顾对他说，你来，我也不用你。话虽如此说，但事实上顾不但将杨列入所内编制，而且此时他已搜集了不少当地流传的有关李冰与二郎神的材料，本来他一直想自己据此写书的，现在他觉得自己太忙，无暇著书，遂将这些材料慷慨地转送给杨，鼓励杨写书。结果，杨花了半年时间，经考察李冰治水史迹，再结合材料，写出了《李冰与二郎神》一书。对照时下某些学人狭隘的垄断独霸心态，顾此举可谓高风亮节矣！ 然而，当顾有一天对杨道出，你在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我都给你安排好了，言外之意你可以安心留下来了时，或是出于自尊，或是出于自傲，杨居然不念顾的情，离开成都，去了西北联大。这一别就是17年。抗战结束后，杨曾有机会执教北大，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去青岛山东大学。用杨的话说，“在青岛(山东大学)我则是一个独立的人。”解放后，山东大学创办的一本赫赫有名的刊物《文史哲》，其首任主编便是杨向奎。 值得一提的是，顾、杨暌违17年，但期间却信函频仍。信中所谈内容不外乎人生、学术。但从中依然可以见出这对师生之间个性鲜明、针锋相对的观点。如1943年，顾抓住机遇，投资办起了图书公司，杨此时竭力劝顾不要经商，而应该“一心向学”。自然，顾对此听不进去，并辩述了所以要办图书公司的理由。 可以说，杨对顾的关心，多从生活上着眼；顾对杨的上心，则多从治学上入手，两人惺惺相惜。如顾在1942年7月13日致杨的信中告诫道，写作上，要做到“勇于习作而怯于发表。二三年后，自觉挥写成熟，再与世人相见，未见迟也”。“以相知之深，故敢贡其忠言，幸采纳。”尽管顾对杨心存看法，但话题一旦纳入学术范畴，所有的芥蒂在顾的心中便都冰融雪化了。 五十年代，作为“资产阶级史学家”，顾颉刚无可逃遁地成为学生们的批判对象，但顾颉刚最终还是理解并原谅了他们，其中也包括杨向奎。1957年，由于个人无法左右的种种原因，顾颉刚戏剧性地和“老学生”杨向奎成为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同事，只是以前对他“执弟子礼”的学生，已然成为他的顶头上司。加之掺杂进其他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人事因素，这对曾经惺惺相惜的师生，此时居然形同陌路。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对师生当时的心里肯定不会好受。杨向奎后来撰文曾说，和顾先生“同在历史所工作，廿多年，几乎每日和先生见面，先生日趋衰老，而我也不年轻了……”细细咂摸之下，我分明从中品读出了杨向奎的惆怅。惟其如是，所以“文革”一结束，杨即为尚健在的顾先生着力筹备“庆祝顾颉刚88诞辰”活动，为顾先生筹编纪念文集；为弘扬顾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不遗余力。昔日的“老学生”身影，赫然再现。 写到这里，我忽然就想到了“敬畏”这个词。当然，它不是指对某一个个体，而是指向一种学术文化和应有的师道尊严。缺失师道尊严，折射出的是文化的堕落。顾先生病逝于1980年，他或许能感应到“老学生”杨向奎在他生前身后的友善之举，这也是因他昔日对学生杨向奎的友善之举而获得的“反馈”。诚如《文化论》一书作者、英国文化学者马林诺夫斯基所道出的，“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这恐怕就是文化最大的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