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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能代表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学友紧密关系的是史先生帮助白先生完成其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1996年12月12日，白寿彝先生在本书第六卷的《题记》中写道：“我和念海、光崇都是八十岁上下的高龄了，这次学术上的合作，十分珍贵。我和念海相识六十年，更别有一番历史上的意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白寿彝先生开始计划编著《中国通史》，1980年6月，完成了《中国通史纲要》，约30万字，同年十一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多卷本《中国通史》也在1979年开始工作，当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通史》第一次编写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个专家参加了会议，说明了编写体例，进行了初步分工。至1999年共历时20年，这部由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集百余位专家学者编纂，共12卷22册， 一千四万余万字的《中国通史》终于全部出版。本书的出版是中国传统通史文化建设上的一项新成就，被称作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也得到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高度评价。 史念海先生在白寿彝先生主持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工作中，贡献很大。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首先，史念海先生是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的分卷主编之一，为组织编撰本卷进行了很多组织工作。众所周知，大型合作课题中最难的是组织工作。由于重大成果出版周期长，合编的书在很多单位又不算成果，对大家晋升职称没有帮助，故不少人不太愿意参加，而白先生却要求编著者必须是素有研究的副教授以上的科研人员。史先生把白先生的工作当作第一位工作来做，认真选择编撰人员，有些甚至三顾茅庐才请出来，最后终于按白先生的要求，按时保证质量地完成了任务。 其次，1984年4月，史念海先生在西安主持召开了隋唐史卷的具体编撰研讨会。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亲来主持，分卷主编史念海先生与陈光崇先生及部分编写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修订和确定了编写大纲，原则上进行了分工。由史先生负责序说、综述和典志部分的主编，陈光崇先生负责传记部分的主编。这次会议全面推动了本卷的编写工作，具有奠基之功。而会议在西安的召开主要是史念海先生筹办组织的，充分体现了史先生对白先生《中国通史》编纂工作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会议期间，白寿彝先生还应史先生之邀，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学们作了一次学术演讲，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 第三，史先生在认真编审第六卷的文稿以外，还亲自动手为第六卷《隋唐时期》编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章；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的第三节；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史先生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是唐史研究权威，其亲自编写文稿，保证了学术质量。作为分册主编的史先生很认真负责，其对每一章节的文稿都能认真审定，据说因为质量没有达到标准，史先生作废过本卷两章的文稿，另请专家重新撰写 。 第四，为总主编推荐了斯维至先生，作为第三卷的主编之一。斯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对商周史有深入研究。同时，史先生还为第三卷撰写了文稿，即本卷丙编第二章。 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中，史念海先生把白寿彝先生交给的任务放在第一位，为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组织人力，审阅稿件，召集会议，甚至撰写大量的文稿，在这一浩大学术工程中贡献不小，而这都缘于史先生对白先生的敬重和友情 。 四、六十五年学侣共进给我们的启迪 综观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六十五年的学术交往，可以看出这种朋友关系给双方学术、工作与生活上都带来了极大益处，达到了学侣共进的目的。 第一，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两位先生都能相互关照，共渡难关，一步步走向成功。在日军侵略国破家亡的困难时刻，他俩到大后方，患难与共，坚持治学；解放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能相互交流，共同跟上时代的脚步；在文革受到迫害时，相互呵护，在给对方的调查信中实事求是地写明事实，消弥不良影响；在重获治学第二春时，更相互激励壮心不已，合作共进，在各自领域内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第二，在学术上相互支持，白先生让史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而史先生不遗余力地帮助白先生编撰完成举世闻名的重大成果多卷本《中国通史》。 第三，白先生为《河山集》的命名，给史先生学以致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增辉添彩，史先生常常感叹：知我者，白寿彝先生也。因此，史先生引白先生为知己，只要提起白先生，总是赞不绝口，尊敬有加。士为知己者死，而白先生的知遇给史先生学术增添有巨大的动力和勇气。 第四，在工作和生活上，两位先生能相互支持，共同进步。白先生说：“在1964年底或1965年初，史念海又来北京开会，不知他是参加全国政协会或全国人代会。他又找我，打听师大历史系是否在进行教改，教改是怎么作的。这时，师大已在搞‘四清’，对外尚未公开，而我也是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来开会，就对他说：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师大大概还没有什么改革。他给我谈了谈他所知道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改的情况。说他们自己的历史系也还不知应怎样进行教改” 。这种工作上的交流是经常的，它可以保证治学的方向性与生活上的心理安定。 史先生与白先生的学友关系对其事业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两位先生并不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是持有好朋友多多益善的态度。就史念海先生而言，给他学术上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很多，以帮助《河山集》写序为例，第一集无别人之序，第二集是白寿彝先生，三四五六七集分别是杨向奎、谭其骧、周立三、胡厚宣、何兹全教授赐序。这不仅为《河山集》增辉，也可见史先生与各位先生的学友情谊。 杨向奎先生是史先生在禹贡学会相识的朋友，在重庆史先生意外受伤，师母嫌医院血库之血不干净之时，杨向奎先生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膀，把自己的鲜血贡献出来。从此，史先生与杨先生成为了血肉交融的朋友。杨向奎先生在《河山集•三集•序》中评价史先生说：“史念海教授，奇男子也，平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年逾古稀，尚跋涉不已，问以‘不亦劳乎，耄耋而忙于征途！’则以为‘活动，活动，欲活则必动’。盖至理名言，而结合史公专业，非闭门读书者所能达”。 谭其骧先生之于史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是史先生的大学代课老师，并把史先生带入禹贡学会，后来两人终身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各有成就，有人称作“南谭北史”。谭先生对史先生的认识最清晰，评价也最切合。《河山集•四集•谭其骧教授序》说：“筱苏治历史地理之学已经历半个世纪以上。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见卓识，著称当世。近三四十年来，既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又能广泛运用考古文物方面的新发现与史料相印证。70年代起，更以花甲之年，对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河下游、太湖周围，作了10年以上有目的的深入而细致的实地考察。治学方法的突破前规使《河山集》的风貌跟着显著改变。初集所收论文，基本上还和包括我在内的一般老历史地理学工作者一样，都是用历史文献写成的。从第二集起，就一变而为一部全是用历史资料（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与实地调查考察密切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使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之重大，可不言而喻。”史先生的学术有三大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的纯文献考证的沿革地理学时代，二是结合考古文物与文献进行考证的新中国初期的发展，以《河山集》为代表作，三是除文献考证、史址印证外，又加上实地勘察的方法，走出了书斋，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以《河山集》二集与四集为代表作 。 除为《河山集》作序者外，农史专家王毓瑚与辛树帜、经济史专家傅筑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考古学家石兴邦、西北民族史专家李文实等都是史先生学术上的朋友。王毓瑚先生也是在那次意外事件中为史先生输过血的人，而且后来史、王两家结成儿女亲家，朋友关系演化成亲戚，更见真情。 史念海先生与白寿彝先生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同时又事业成功，为各自学校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史先生长期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其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唯一的定期刊物，享誉中外；其创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白先生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其创办的《史学史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专业唯一的定期刊物，学界钟爱；其创建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两位先生在事业上的伟大成就，同样也与众多学届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密切相关。 我们还应该看到，两位先生六十五年学侣共进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踯而就的，其历久弥新离不开客观社会大环境和两位先生的主观努力。 首先，传统中国有交友的好习惯，俗语说得好：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两位先生同入顾颉刚先生门下，顾门弟子的亲情是两人交友的根基。 其次，两位先生志同道合，机缘颇多吻合。两人年纪相差不大，不仅都是禹贡学会的骨干，而且也都参加了中国边疆学会；白先生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史先生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民主党派到共产党，两人的政治道路基本相同；白先生连任四五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史先生也是多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中国史学会理事，可有许多机会共聚开会，话题也相同；白先生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后任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创办了一个刊物，史先生也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后为古籍研究所所长、唐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也创办了一个杂志，组织上的经历也基本相似。两位先生从禹贡学会一路走来，志趣相合，道路趋同，这既是加强朋友关系的一个客观条件，实际上也是亲密朋友关系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第三，两位先生珍惜朋友关系，倾心相赏，悉心经营，才使学友关系绵长久远。白先生十分重视“师友之益”，以为古语道的很有道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与学友交，收益非浅，可以达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效果 。晚年时，白先生眼睛有疾，平时著文撰书多为口述，由助手笔录下来，但是，在给老朋友写信时，总也是不畏劳苦，亲自动笔。这样注重细节，表现了对朋友的尊重，收到这样的信也使史念海先生特别感动 。即对今天的我们，仍很有教育意义，在互联网发信、聊天的现代，收到一封朋友亲笔书写的信件，是很觉温馨的。 交友是要交心的，建国以来白先生对史先生的思想变化多所关注，令史先生终生难忘。史先生晚年回忆说：“建国之初，社会上普遍重视思想工作。寿彝在这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寿彝和我虽然不在一个学校执教，有些重要的会议，却都能够参加。因而碰头的机会也就相应不少。参加会议是要发言的，只要寿彝在座，他对我的发言是时刻都在注意。所作的发言如果大致不错，会后是会受到寿彝的嘉奖和鼓励的。过分的嘉奖会使我感到飘飘然。如果发言欠妥，那可了不得，不仅受到寿彝的批评，而且寻根究底，详细询问近来学习的情况，对于有关事物的看法，仿佛就是没完没了。那些时候，我经常向人说过，寿彝是赏罚分明的，是不可蒙混过关的。这就使我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郑重对待，不应稍事马虎的。我平生遇到两宗事情，对我都很有影响，可以说是一生享受不尽。寿彝这样的教导就是其中的一宗” 。 我常常在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文化上继往开来，大学林立，名师辈出，学风开放自由，学界呈现出一个小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时培养出的学生，除去走向仕途者外，多成为中国20世纪学术届的栋梁，很少有次品与废品的产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以共同提高，这种学侣共进的传统应该算作一个重要原因。 学友的交流与讨论常常可以闪现思想的火花，我也有亲身体会。我在硕士一年级时，每周要去西安师范学院曹尔琴教授处学习《历史政治地理》，当时是与我的学长龚胜生等一同步行前往。在这两站路上，我们对课堂上学习的资料、观点和方法大发议论，收获不少，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龚胜生教授现在从事的历史医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就是在那种闲谈中产生的。这让我想起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说的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同事，有七八个后来得到了诺尔贝经济学奖，而那些得奖的学术观点，实际上多是他们在学术沙龙的交谈中迸发出来的。 从白寿彝先生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来看，重大科研成果的产出不仅要持之以恒，而且要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分工合作联合攻关。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很聪明，也很勤奋，但为何得不了诺贝尔奖，除了体制上的深层原因，缺乏合作精神也是一因。常听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变成了虫”，这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相通。在学科综合交叉，人文与自然科学交融的今天，知识爆炸，世界学术前沿的重大课题，更是要求各学科学者联合起来，各尽所能，才能有所突破。因而学友合作关系，对年青一代的学者更加重要。 亲爱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为给我们终生奋斗的史学界贡献出重大科研成果，请继承先辈史学家学侣共进的优良传统，珍惜你的朋友吧！善待您的朋友吧！呵护您的朋友吧！朋友一定会给你带来学术、工作与生活上的福音。 仅以此文纪念史念海先生逝世五周年。 （感谢李令福先生惠寄） （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6年3月22日 [回顶部] 01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 关于本站 - 版权声明 - 论坛规则 - 联系版主 - 友情链接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