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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历 瞿林东 教授（博导） 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导，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等书，发表相关论文、评论200余篇。 与名家面对面 摘要：如何治学是关系到青年朋友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一件大事。本文就自学与人生、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确定研究领域的原则、如何确定研究领域、怎样着手进行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以及要讲究体例、锤炼语言等十个方面的问题，结合作者本人治学的经历和体会，有针对性地作了扼要的阐述。 我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以往几次，我讲的是关于史学理论问题和史学发展的一些问题。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新的世纪开始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教育的发展，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那么，我们青年人在新的世纪里，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时代，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好地来发展自己，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我们作这种思考的时候，治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讲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我自己来说，这几十年也多少积累了一点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供青年朋友们参考。如果说有做得对的地方，你们可以作为借鉴；如果说有失误的地方，你们也可以避免。学术工作也好，教育工作也好，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我们自己和社会才能够不断得到发展。这一点，大家都会有共识。同学们现在还在学习，一些青年教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怎么把读书、治学和未来这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即如何读书，如何治学，如何去创造有意义的未来？把它们作一个整体的思考， 做一个有计划来发展自己、自觉地为社会作贡献的一个人，这就离不开治学。 今天，我准备讲十个问题。当然，这不可能讲得很详细，我只是把一些有关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问题，治学与立志。我们讲治学问题，首先就要考虑立志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没有为社会作贡献的志向，这是我们讲治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如果一个无所作为、不想对社会做什么事情的人，也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立志。我们现在常讲：要塑造自我。这个塑造自我的前提，首先要认识到你是一个社会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讲塑造自我，就要有对社会作贡献的责任感。当然，社会也在为你提供条件，这是辩证的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时时都会感受到自己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考虑到要为社会去服务，那么社会的进步就会更快一些；在社会的进步当中，我们自己也会发展得更好一些。我想，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这样一个思想传统，就是要投身到社会当中去。大家知道，儒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参与社会，为社会服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当然是过去若干年的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赋予它新的内容。这就是要参与到当前的历史运动当中去，为当前的历史运动服务并且努力作出贡献，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思想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高度上来塑造自我，来建立志向。社会工作有种种区别，但是在这一点上应当是一致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七十列传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在他之前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有许许多多人物出现，他用什么标准来写七十列传呢？这是司马迁要思考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写七十列传，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扶义，就是主持正义；倜傥，就是风流倜傥，豪放潇洒；不令己失时，是说不要让自己错过历史的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说要建功立业，对社会进步有好处。他写七十列传所选择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扶义倜傥"，这是讲道德标准；"不令己失时"，是讲人的见识，不错过历史机遇；"立功名于天下"，这是事功的标准。有道德标准、有见识、有事功的标准，他就是这样来作七十列传的。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一个人在历史运动中怎么样被历史所承认，怎么样被历史学家所承认。司马迁这话给我们很大启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可以读一读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他在书中这样讲：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走过一次，不能走第二次，是一趟走过的。那么，在这个活泼泼的历史运动当中，人生怎么样才能够具有意义呢？那就是你在这一次走过的历史过程当中，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反省自己：我这一段走过的路程，究竟怎么样？我是否对得起自己，是否对得起社会，是否对得起国家？如果经常作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这一趟走过的人生道路中就会很有意义。我讲这些，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愿意为社会作贡献的人，应当建立一个志向。从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来讲，要立志就离不开治学。因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基础和依托是知识，是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讲到知识，当然就和治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已经确立起正确的志向的话，那么我希望青年朋友要认真地来对待治学问题，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变得更加自觉，更加自信，更有意义，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朝气。 第二个问题，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可能就要涉及到比较深层的思考。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应当有治学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相对稳定的而不是经常变动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些人读了许多书，也有许多知识，但是在研究上少有成就。我想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明天对那个问题感兴趣，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要问这个人是研究什么的，说不清楚。这对个人的发展不利，对整个社会的学术发展也不利。如果我们一个民族有许多人都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的学术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停滞不前。因此，不论是从个人来看，还是从社会来看，人们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治学目标，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对我们师专的同学来讲，应不应该提这个要求呢？我觉得也应当提这样的要求，我认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关于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经验教训。作为一个教师，有责任向同学们讲明这个道理，要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教学当中，逐渐地培养起对某一个领域的兴趣，逐渐地明确起来我们对什么领域有研究兴趣，并且有一种要突破、要创新的意识。如果我们多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第三个问题，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治学要有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那么，这个研究领域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十分关键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和认识，在确定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第一，不要轻易地确定；第二，确定之后不要轻易地更改。如果今天确定了一个目标，过了一个月之后，说这个目标不行，又换了，第三个月说还有一个目标更好。这样换来换去是不行的，这说明在确定目标的时候比较轻率。因此，确定目标一定要慎重，确定了之后不要轻易更改。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更改，我是说不要轻易地更改。这对青年教师来讲尤其重要，对青年学生来讲，也是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我接触到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青年教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受过同等教育的人，在科学研究上会有不同的成就，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有许许多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有明确的目标，有人没有明确的目标。 现在，我来讲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根据我个人的认识，第一个原则，你所选择的这个研究领域或者说这个目标，要有可研究性。什么叫做可研究性？按我肤浅的理解，就是通过努力是可以出成果的，是可以产生比较明确的结论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不容易得出结论，是很难有科学上的成果的呢？这样的问题是有的。我在安徽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人提问说"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使我想起了多年以来，人们在讨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只是考虑到在目前的认识水平上，很难得有新的进展。我个人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当中的一门科学。有人说历史学不是科学，是艺术，因为历史已成为过去，不可能重演，人们现在写出来的历史是不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能断然这样说。既然不能断然这样说，那么这就是历史学家自己编造的一种叙述，所以它不是科学。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历史成为过去，历史学家根据许多材料来写已经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他很可能要加上自己的一些主观上的认识，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历史学是不可靠的，历史学不是科学。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驰道、废分封、立郡县等等，是不是历史？当然是历史。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至于这里涉及到有些人，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根据当时他所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表述出来的。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甚至是一个字不差这么说的，这就不一定了。这里有两点是应当明确的：一是这些话不论是出于什么情况写出来的，都不能改变上述历史事实；而且这些话即使经过史学家的修饰，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事实的真相。因此，历史学作为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一门科学，是毋庸置疑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目前我们还不能有更大的认识上的突破的情况下，就不要去讨论类似的问题。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西周开始的，有人说春秋战国开始的，有人说秦统一开始的，有人说西汉开始的，东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开始的等等。我们有必要关心这个讨论，有必要去了解它，知道有许许多多种看法，但自己不一定再去做这样的研究。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讨论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明显的进展的。当然，所谓“可研究性"，也只是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对不同的人来说，前提和结果都是会有差别的。我所强调的是，当我们确定研究领域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领域的"可研究性"，即是可以期望它出成果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要有持续发展的空间。我们所选择的研究的领域，不是研究一两年就全部完成了，而是可以持续五年、八年，一二十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可供开采的富矿"，能够长期研究下去。否则，又会变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大家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用一年的功夫研究了这个领域，此后没有什么再研究的了，要重新开始去研究另一个领域，从搜集资料做起，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入门，研究一二年之后又没有可研究的了。人生几十年，经不起这样的来回变更。因此，一定要选择一个"富矿"，能够供自己研究多年，至少能够研究五年以上，出一系列的成果。这里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越是在熟悉的材料、领域里反复地思考，思考得会越来越深，发现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研究的结论可能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三个原则，这个研究领域在学术上有开创性。举例说，如果你看到别人研究唐太宗，你也去研究唐太宗，研究了几年都没有超出别人的水平，这就没有什么价值。像《唐太宗传》，现在有四、五本了。如果你要研究唐太宗，你就要在某一个方面超出这四、五本唐太宗传记以及关于唐太宗的研究论文，你才有可能下这个决心，否则你就换一个别的领域。总之，开拓性、创造性，是确立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原则。这个开拓性和创造性，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学术价值，一是社会意义。如果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具有社会意义，那是非常好的。否则，在一个方面的价值很突出也很好。当然，一般说来，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比如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说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有区别的，不要硬把它们扯在一起。如甲骨文的研究有学术价值，那么它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哪里呢？好像很难说它有什么社会价值。其实，它的社会价值也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人们对甲骨文能够识别了，能够解读了，那么对商朝的历史能够解释得更确切、更明白了，这当然是学术上的进步。我们要知道，学术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术进步了，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东西，这本身就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把学术和社会分开，学术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有学术价值的成果都具有社会价值，所不同的是，有的表现得直接一些，有些表现得间接一些罢了。第四个原则，要有兴趣。这就是说你选择的某个研究领域，或者别人建议你选择的某个领域，最好是你有兴趣的。为什么呢？有兴趣就更加执着，更加投入，更加自觉，更有激情，而不是很勉强。我们知道，对什么事物有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获得了奥运金牌，有些就是从小对某种运动项目有兴趣，后来经过家长的培养，教练的培养，国家所创造的条件，使这种兴趣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而创造出好的成绩。个人的兴趣，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在文革前读研究生的?quot;文革"结束以后，我重新回到自己读研究生时的那个领域--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从先秦一直到现代，史书那么多，从哪里开始去研究它呢？自己很茫然。我曾经想从《史记》开始研究，当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史记》研究论文目录索引，十六开本的。我要把这个目录索引上著录的那些著作要找来读一读，就要花很多时间。我觉得从这里研究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是说不可以去做，但要同上面所讲的几条原则结合起来去做的话，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后来，我重新思考。我当时讲授中国古代史，对隋唐史很有兴趣，我想能不能从隋唐时期的史学开始研究。因为对隋唐史有兴趣，当然就产生一种愿望，想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经过调查，在这之前研究隋唐史学的成果很少。唐代将近三百年，关于它的史学的研究文章所涉及到的史学家，只有三四个人。后来经过反复的考虑，我确定从唐代史学开始研究。这些年来，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就是从研究唐代史学起步的。如果我不确定从唐代史学研究起，东写一篇，西写一篇，上面可以写《左传》方面的文章，下面可以写李大钊、梁启超方面的文章。当然，这些都是史学史的内容，但你这个人以什么为专长，总是说不清楚，也难得有深入的研究。我最早的一本书《唐代史学论稿》，收了二十多篇论文，都是关于唐代史学的，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最先给我带来的一个成果。 第四个问题，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原则明确了，那么在操作上，如何来确定研究领域呢？这里有一个学习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很多知识，但不懂得治学的方法，那就有很大的缺陷。我们讲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就涉及到方法了。按照上述几个原则，怎样来操作呢？第一，是作学术调查。我这里讲的学术调查，其实很简单，主要的就是查阅图书目录，查阅论文索引，找国内最权威的图书目录、最全面的论文索引。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史学书目》，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现在已过去了二十年了，还有利用它来查阅的必要。当然，还要利用新的工具书来补充。这是图书目录。论文索引，最全面的应该是上海出版的《全国报刊论文目录索引》，每个月一本。此外，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历史学年鉴》， 1979年创办的，至今每年一本，那上面既有图书目录，又有论文索引。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调查什么呢？调查你所关心的那个领域，谁出版了什么书，谁写过了什么论文？经过调查，你可以发现你所选择的那个领域是一个空白呢？是一个大家研究得很热烈的领域呢？还是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但还有待开拓的一个领域呢？你就逐渐有所了解。说得具体一点，如果你选择的那个领域，通过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很少有研究成果，说明你选择的这个领域是一个新领域，说明这个领域有"开采"的余地，这就帮助你下决心去从事研究。如果你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已有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领域，从你目前的认识来看，很难突破这些成果，那你有必要另外再去思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是研究得很不够，那么你完全可以投入到里面去进行新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最起码的、最一般的学术调查。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治学就无从谈起，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可见，学术调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作为一个大学，各个学校藏书情况很不相同，但是工具书一般都是受到重视的，应当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的。第二，是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现在是信息时代，许多信息可以从网上查找。与此同时，还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因为年轻人在治学上毕竟还刚刚起步，对许多问题还没有把握。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应当勇于向专家、学者求教。比如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先秦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先秦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明代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明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等等。请教什么呢？就问我这个选择可以不可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这一步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自己去进行学术调查，那只是一个基础。我们的选择，最好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和学风。我在确定唐代史学作为起步的研究领域时，曾经得到一位学者的赞同，这就是宋史学者漆侠先生。在1977年和1978年两次学术会议上，我诚恳地向他请教。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他说我看可以，你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每年发表三、四篇文章，几年积累下来，你就能有十几篇文章，渐渐地你就对唐代史学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了。我得到他的鼓励，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在我研究唐代史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唐史研究学者韩国磐先生、胡如雷先生、陈光崇先生的帮助，我向他们都请教过问题。在请教问题的过程中，增强了我的信心。对这几位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青年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来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里面没有多少深奥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有决心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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