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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世界中世纪研究” ［关键词］刘新成，访谈录，世界史 ［中图分类号］K10［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10－005－08 采访时间：2005年 8月 来访地点：首都师范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本访谈录刘新成教授已审阅） 编者手记：刘新成教授被媒体起称之“三条战线‘现在时’，激情饱满依旧”。忙碌的行政工 作，庞杂的社会活动，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时常使刘教授心力交瘁，但“晚上一翻开书，心态就平静下来了”。“学问能提升人的价值，能带来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这是刘教授发自肺腑的感言。 访谈录名之“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理解刘教授所思所虑，才能警醒中外有关世界史研究的差距，才能加深对“什么是世界历史”的理解。希望刘新成教授及其弟子们乘风破浪，以尽快实现马克尧先生希冀的与外国人工对话的愿望。 问：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在1978年进入大学校们以前，有十年时间是在基层劳动，包括在山西雁北插队、在大同阀门厂和北京市政公司当工人。二十年后，同样是您，成了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副校长。人生道路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不知道现在您是如何看待当时那十年？当年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 答：这十年可以分成三段，前四年在山西省山阴县农村插队，后来被招工到大同阀门厂当工人， 1976年底想办法对调回北京，在市政四公司，还是当工人。说到印象最深的东西，插队的时候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苦”和“累”。“苦”主要是说生活苦。我插队的山西雁北地区大概是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生活最贫穷、自然条件也很差的地区之一。村里每年每人分两斤带皮的小麦，只够过年吃一顿饺子。此外口粮就只有玉米和土豆了，还不够吃。我记得大概一年能分到 420斤毛粮，去皮后剩 300多斤，平均一天一斤粮食吧。菜只有洋白菜和胡萝卜，腌成酸菜吃，一点儿油水都没有。当时知青都只有十几岁。身体还在发育期，劳动量又大，我们也不像老乡那样会做饭，所以那点粗食根本不够吃。整天觉得肚子空空的、老是饿。为了省粮食，也为了让肚子有个饱的感觉，就把粮食都熬成粥吃，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一连喝了13碗粥。“累”的内容要多些。首先是干活累。我下乡时只有16岁，从小没干过什么体力活，初到农村，水都挑不动，别说干农活了。夏天锄地，从早到晚，又热又饿，实在是累得受不了。都说干活累了睡得香，其实累过劲了反而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锄头和垄沟，老在那儿晃。睡眠不足也加重了累的感觉。不过这是头两年，后来慢慢也适应了，不觉得那么累了。但是另一种累的感觉越来越重，心累。 我们是喊着“扎根”的口号下去的，但说实话，没人真想扎根。主要还不是因为生活苦、干活累，这些都能逐渐适应，至少能忍受，但我们毕竟来自大城市，受过教育，有自己的理想，尤其当时在山阴县插队的都是师大女附中和四中的学生，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学，当初人人都做过“名校梦”，让我们一下子转变思想，心甘情愿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劳动一辈子是不大可能的。一些老高中生带头，干活回来就读书学习，我也跟着看书，其实当时也不知目的是什么，就是想学习。这也是好的学校教育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培养了学生的学习习惯。但是这样一来，身体更累了不说，脑袋里想事儿也多了，今后的出路，自己的前途，越想越苦恼，所以我说后来主要是“心累”。包括后来进城当了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好多了，仍然心累，想起一辈子的事儿总觉得烦闷、茫然。 要说那十年对我后来的读书生活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在苦和累方面“曾经沧海难为水”。有人抱怨念书“苦”和“累”。我一点这样的感觉都没有。再加上，小时候已经被培养形成了读书学习的习惯，可是“文革”十年中不能念书，上大学后才终于又能念书了，当然不会感到是苦事、累事。 问：从1978年到1991年，经过了13年的寒窗生活，您走完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学习道路。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时期，都是选择了世界中世纪史专业。这种选择是出于什么因素呢？ 答：我念中学时喜欢理科，又只上到初二，“文革”就开始了，所以文科的基础并不好。上大学时，系里给我们班办了个中国古代史的“小班”，基础好些的都进了小班，我当然没有份儿。既然不是中国史的“培养对象”，只能选择世界史。但是学世界史得外语好。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早忘光了。大一下学期才从abc开始学英语，当时我27岁，虽然下了不小的功夫，可是到大四考研时英语水平仍很有限，班里考世界现代史的同学外语都比我好多了，我只好考中世纪史。不过后来念进去以后，我倒是越来越喜欢中世纪史了。 问：从读研究生到攻读博士，戚国淦先生都是您的导师。您可以谈一谈戚先生对您成长的影响吗？ 答：戚先生是很典型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我觉得老一辈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有真正“知识”的气息。我从戚先生那里获益最多的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气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知道了什么叫“学问”，怎么做学问，而且道了学问和名望地位不一定正相关。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考入的大学生，我们刚上学时不知天高地厚，动不动就想创立体系，著作等身。跟着戚先生念了研究生，才越来越觉得自己学识太浅薄。我交给戚先生的第一篇作业是份读书报告，光是改文字表述，戚先生就把满篇稿纸都改红了。从此，我再也不敢轻狂了，写什么都得再三再四地斟酌修改。认识戚先生的人都说戚先生有学问，不光是在中世纪史专业方面，在中国史、古典诗词、翻译等等很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但戚先生发表的文章著作并不多，好像也从不考虑这样是否对名望职位有不利影响。这涉及对知识生产的认识问题，题目太大不好深谈，但是我从戚先生身上体会出一点，就是学问不一定带来名区，然而值得追求的还是学问，因为学问能提升人的价值，能带来一种幸相感和满足感。以后每当心浮气躁的时候，想想这一点我就能踏实下来。另一个方面，是从威先生以及通过戚先生接触到的其他一些老先生身上，知道了知识分子是怎么做人的，也就是说、应当有人文的关怀，应当有社会的担承，还应当有道德的义务，等等。这个话题的内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问：您初期的学术活动主要是研究英国宪政史，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后，与人合作出版了《英国议会政治史》，1995年出版了专著《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一书。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呢？ 答：读硕士的时候，因为戚先生前面带的三个学生都是作都铎前期的课题，所以让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作都铎后期，即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题目。那两个同学分别选了经济和宗教的题目，我就选了政治。那是在1982年，当时国内收藏的外国史图书报刊资料还不多，而戚先生又一再告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定要先找到充足的参考书目再确定选题，所以我就到北大图书馆和北图去查书目卡片，找来找去，发现关于伊丽莎白时期议会的资料相对集中一点，再加上当时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呼声比较高，所以就决定作议会的题目。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试论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下院与王权的斗争”。读博时接着这个题目往前、往更深人去做，最后形成了“都择王朝议会研究”的博士论文。出版的两本议会史方面的书，《英国议会政治史》是合作项目，因为合作者已经有现成的稿子，我不能拖人家后腿，所以写得很仓促，我写的那部分水平不高；《都铎王朝议会研究》则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又几经修改，应该说还是写得比较扎实的。 问：您的《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一书出版后，获得了有关学者的好评。这本书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什么地方？ 答：要说学术价值，我觉得主要是材料坚实。那本书写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当时很多人热衷于引进国外社会科学新理论、新方法论并尝试使用。再加上政治方面的一些原因，没有多少人愿意一连几年坐冷板凳，在原始材料方面下工夫。而我呢，因为受戚先生和马克尧老师的影响，比较信服“用材料说话”、“文章不做半句空”这些老话，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整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关在房间里看书，尽可能多地阅读、搜集和整理有关资料，国内能找到的书全都看过，还通过北图国际互借部从英国借来不少书，甚至借来了《都铎下院历志》这样的原始文件。材料丰富，对都铎议会的了解就能比 较全面、深入和准确，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比较可信。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赵文洪研究员在书评里说，“研究英国史。不能不研究都铎史，研究都铎史不能不研究都铎议会史，研究都铎议会史不能不读《都铎王朝议会研究》这本书”。这当然过誉了。但我可以说，这本书的史料工作确实是扎扎实实的。现在这本书也确实常常被引用，很多都是引用书中的史事材料。书中一些个人的看法、观点，因为有比较充分的材料支撑，所以在十多年之后看，也还能站得住。 问；您准备把这本书重新修订再版。您要修订它的原因和主要思路是什么？ 答：由于资金原因，初版印数很少，早卖光了，连我自己保留的都被人要走了，近年又没有同类作品问世，所以有些需要此书的同行和学生一直建议再版或是重印。但是我自己产生再版的念头，主要还是由于学术进展。从90年代中期起，我的研究方向转到了社会史，但仍然关注都铎议会史的研究进展。这十几年当中，西方史学发生了许多变化。在我研究英国都铎议会史的那些年，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国外的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是按照G，R．Elton等制度史研究大家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在进行，占据主流的是“修正派”，即通过细密地爬梳原始资料，对辉格史学的传统观点予以修正。但修正归修正，并没有离开宪政史研究的传统套路，即就政治谈政治，就议会谈议会。而近年来我在追踪议会史研究动态时发现，随着历史社会学、文化研究等新学科的出现和西方史学理论的不断创新，议会史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政治制度史的框架。将社会史、文化史与制度史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创这出一批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在都铎议会史方面已经出版的重要著作，如《议会与自由：从伊丽莎白朝到英国内战》（J．H．Hexter，Parliament and Liberty：From the Elizabeth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立法与社会：1584－1601年的议会》（David Dean，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Elizabeth England：Parliament of England 1584一I601）、《议会至上：历史与哲学》（Jerry Godsworthy,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History and Philosophy）等等，都有很多新鲜的、很有价值的内容。同时，我自己在近年来从事社会史和全球史研究的过程中，视角和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如何看待议会的演变、如何进行制度史研究有了新的体会。因此，我准备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和运用新的理论思维、新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较大修改，希望这次修订再版对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有稗益。 问；您199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都铎经济立法与近代议会民主制起源》是不是对英国宪政史研究的一些总结性思考？您可以谈谈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吗？ 答：不能说是总结性思考。但确实谈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英国13世纪就出现了议会，但当时的议会与近代民主制下的议会有很大差别。那么英国议会是怎样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我觉得转变就发生在都铎时期。1529—1536年宗教改革议会召开以后，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人们对参加议会的热情普遍高涨，特别是那些迫切需要挣脱封建束缚、争取经营自由的乡绅和市民，他们纷纷涌进议会，在那里提出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提案。这些提案有时有助于增进国库收人和国家富强，王室通常也对经济提案和经济立法持鼓励态度，所以在都铎朝的议会提案和法案中。经济提案和法案占了绝大多数。而在经济议案审议过程中，下院议员作为来自经济活动第一线的直接经营者最有发言权，他们也确实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发言权。有时甚至敢与政府大臣争执和较量，并最终迫使后者让步。在这样的过程中，无疑增强了下议员的信心，并且扩大了下院的民主；而当下议员们把他们对经济立法的热情转移政治方面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在议会中发生也就为时不远了。 问：从90年代的中期开始，您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中世纪社会史方面，比如1994年的《西欧中世纪家庭史研究综述》、1995年的《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婚姻观》、1997年的《试论西欧中世纪晚期行为方式文明化》、1998年的《略论过渡时期的西欧家庭》，直到2000年完成的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级制度与生活方式——西欧中世纪社会史》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不知您转移研究重点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在议会史研究中，当我简单地根据职业、阶层等因素估计英国下院议员的经济地位并据此分析其立场的时候，有时会陷于困惑，因为议员们在议会中的表态有时并不与我们揣测的“阶级立场”相吻合。同属一个社会集团、一个阶层的议员们在议会中的表现往往大相径庭，有些议员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自己的立场也会发生改变。这些历史研究中的矛盾现象和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都在提示，其实影响一个人政治表现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个人遭遇、生存环境、家庭和社会关系、身心状况等等，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社会生态没有深人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就很难真正地理解和弄清政治问题。1988年我第一次出国时，《私生活史》前三卷的英文版刚刚问世，我翻了翻，很有感触，意识到只有尽可能全面地还原当时的生活状态，历史解释才可能接近真实和准确。转向社会史的念头就是那个时候萌生的。后来又读了一些史学理论、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书籍，愈发感到社会史的丰富和重要。但转向社会史研究也不是件简单的事。究竟是按照社会史（Social History）的思路和方法考察社会的基本元素如家庭、社区、社会心理等等，还是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观照社会整体的历史（History of Society），抑或因循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的范式探寻社会的运作方式及其变迁，这让人很费脑筋。其实我至今在社会史研究方面还没有搞出什么像样的成果。倒是我的几个研究生，念书很努力，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深度都不错，他们写出了一些差强人意的论文，最近准备结集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