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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博士，著名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祖籍江苏无锡，1930年7月生于福建厦门。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著作有《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心路历程》等。 记者(以下简称记)：许先生，作为一位在中国社会史、中国上古史等研究领域内造诣精深的学者，据我们所知，您的求学之路却是相当特殊的，在高中之前您甚至没有接受过一天的正规教育。请您首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许倬云博士(以下简称许)：我父亲许凤藻，是辛亥革命党人，早年追随中山先生，参加过武昌起义。抗战爆发时，父亲那时已由武职退为文职，但工作仍然靠近前线。由于我腿脚不方便，不能够像哥哥姐姐那样在后方读寄宿学校，所以一直跟着父母。我记得，当时我们经常被日本人赶着跑，从来没在一个地方待过半年。平时父亲会时常点拨我，还有哥哥姐姐回家也教我一些，比如ABCD就是父亲教的，四则运算加减乘除也是这么学来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回到了家乡——无锡。那年我15岁，上了辅仁中学（今无锡二中）。因为离家很近，我就可以自己一拐一拐地挪过去。在辅仁中学读过高三上半学期后，1949年的阴历年一过，家里就到了上海，然后全家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后来我考取了台湾大学，当时他们不让我入学，我向校方保证第一年门门及格，他们才让我入校。接着台湾大学办了个文科研究所，它也是台湾地区第一个研究所，而我则是所里的第一个研究生。随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我读了五年博士。 记：许先生，在今天的讲座上，您曾提到在您的求学路上，有很多对您有特殊帮助的人，您很感激他们。您能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些令人尊敬的师长吗？ 许：是的，我很感激在每个阶段给我特殊帮助的人。在辅仁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从不逼着我做什么，允许我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台湾大学，导师经常给我开小灶。当时我的导师一大把，像考古学家李济之、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古代社会史专家李宗侗等都在台大，对我扶掖甚多。上课常常是我一个人一个班，一上就是一个上午、一个晚上，不按钟点。教授古代社会学的李宗侗先生，他常用三轮车接我到他家里去，从六点钟开始到十点钟结束。应该说，师长们对我的教养之恩不是一般同学所能够得到的，是我运气好吧。在美国时也是如此，当我在医院手 术时，教我埃及学的老师带着书本到病床前给我讲课。后来我对我的学生也这样，不在乎时间 ，只要他们肯学。 记：创新是治学之本，作为一位十分注重治史方法创新的学者，您认为在治学中创新源泉在 哪里？ 许：懂得“寻索的快乐”——寻索一个问题，寻索一条线索的快乐。我一辈子读书从不把书本当功课看，当它是玩。我读历史，就象读侦探小说一样，循着一条线索，一路寻找，哪里断了，我就往前找，一个Case一个Case地往前找，直到找出线索来。我一辈子做学问就像在写侦探小说一样。而且，在把知识转化为智慧的途径中要注意到，学习是寻找知识的架构，而非知识内容，架构本身是总在的。我记得，你们蒋树声校长曾与杨振宁博士谈论关于文科学生学高等数学如何用的问题?我当时表示，把它作为一种欣赏，欣赏那个过程，他们两位表示确实是那么回事。另外,要明白知识不是一抽屉一抽屉的材料，而要把它当作活的有用的东西，也不要认为哪种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哪种东西是确定的和权威的；不可固执己见，明天当你有更多的资料或者你换了一个角度后，你可能就发现自己错了。 记：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对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提些要求和建议。 许：主要是工具方面的，不管是那种文字，至少要掌握两种以上，越多越好，包括中文在内，这是一个要件；第二个就是要思考，思维方式要理性，要有逻辑，思考时则要灵活，不要钻牛犄角。应当明白，思而不学，学而不思，都是不可取的。僻如，谈到哲学，哲学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但你会发现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充分有道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