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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是一个在学问上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人。他的优秀品质决定了他今天在学术上的显著建树。日前，冯教授在一次讲座上针对学风建设谈了一些感想和建议。 冯教授说，作为一个求学的人，作为一个以学术为自己生命、为自己目标的人，在学风上要做到三点：一、笃实，二、创新，三、执著。有了这三种精神，则可望在学术上有所创造。 所谓“笃实”，指学问不是虚夸的，不是灵机一动的，不是凭天赋就能奏效的，而是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地下功夫。几乎所有人在谈到天才和实实在在做学问之间的关系时，都说成功９９％靠的是努力，仅剩的１％才是一个人的天赋。做学问要占有丰富的材料，要占有前人在这个领域中研究取得的成就。例如作为人文科学中的历史学，在义理、考据、辞章这三个方面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义理需要你具备理论方面的思维；考据，就是要占有尽可能丰富的材料，而且对这些材料要有一定的辨析能力。通过考据，趣味成真，由此及彼。而辞章则要有很好的文字能力。这三方面能力的获得都必须下笃实的功夫。这绝不是凭一点小聪明就能实现的。在今天，特别是在学风上强调笃实的精神跟现在社会风气的浮躁是有直接针对性的。 浮躁的原因何在？冯教授认为，这跟长期以来左的路线的影响有很大的联系。人们在理念上各方面受到过极大的限制和压抑。改革开放后，这方面得到了激励、解放。而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一种新的能够取代原来左的信念的东西没有充分形成起来。所以，人们在个人信仰、道德层面出现了相对的断档。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济杠杆”、“物质利益”出现了，但人们关于终极关怀、关于信念的东西却没有随之形成起来。因此，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原来的压抑到现在抛弃政治绝对主义。此种情况下，物质利益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这种风气经过蔓延，对人的精神层面、道德层面造成了负面影响。 从微观来讲，个人确实得到了利益。但从宏观来讲，这对于群体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学风。什么能马上得到好处就怎么搞，加上社会、国家、单位、学校的指挥棒本身也存在问题，短视行为、急功近利更助长了这种风气。社会风气的形成使得人们的终极关怀、社会道德、笃实做事的精神淡化了，在学风上便出现了浮躁，一浮躁，连一些基本规范也不讲了。于是抄袭现象的产生是必然的。长此以往，就无学术可言了。 从学术研究来讲，是不是有了笃实就能解决问题呢？学术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其生命就在于创造。一定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走，哪怕只走了一步。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既没有新材料，也没有新观点，这样的书或文章还是可以出版的，但是以科普为主。而这个不叫学术研究。学术研究需要在笃实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要有所创新。创新无非就是两点创新：一、新材料；二、新观点（新方法）。例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用了新材料，又有新观点，于是有了以“地下之实物”来比照“纸上之遗文”，这是新材料和新观点的巧妙结合。 做学问除了笃实和创新外，还要有一种执著的精神。要有一种以学术为自己生命的精神，而不是说把学问当作一块敲门砖，学术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一种乐趣。学问要执著，切忌浅尝辄止，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定要持之以恒。研究科学也要执著，同时需要有两种精神：一、经世致用的精神；二、为学问而学问。希腊人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研究什么问题，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实用，而是因为好奇。”这两种精神要结合，不能相互排斥，也不能将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孤立起来。 冯教授说，武汉大学的学风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思路开朗，接触信息的面也比过去广，但反过来也存在弊端。基本文献的把握和阅读所下的功夫还非常不足。现在的学生在本专业上做学问，光凭信息量多是远远不够的。一些本专业范围内的典籍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读。日本同行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就比我们好。他们有汇读制度，即中国的《左传》、《论语》等元典是一定要认认真真读完的。而在中国，现在很多大学生基本不读元典。而只有广泛接触元典，才有第一手材料。没有掌握历史材料，根本就未进学术门槛。这是武汉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 冯教授希望青年学生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有追求，如果确立要以学问为追求，就要笃实、创新、执著。树立一个为正当事业献身的精神，“正当”具体包括人民性（即要对人民有利）和科学性（即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确立合理的目标，锲而不舍地朝自己确定的方向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