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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诚 教 育 松 柏 常 青 一 代 名 师 桃 李 天 下 雷海宗献身于教育事业，一直在高等学校教书，作为一位名教授和教育家，他的教书育人是极具特色和众口叫绝的。 雷海宗声音洪亮，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解历史事件既材料翔实，又说明前因后果，更揭示性质意义，娓娓动听，使人受用不尽。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雷海宗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他学问渊博，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学认真负责，又讲究教学方法，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这样的旁听生，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另一位学者，已故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在《忆念伯伦师》文中说： 抗战时期，他是西南联大名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 中国古代史、西洋通史、欧洲近古史和欧洲中古史等课程。听过他的课程 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精辟的见 解。他的史学造诣之深和学术思想的精邃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 象。他不仅学识精湛，方面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 带片纸只字便能对所讲的问题作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 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 总觉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在解放前旧大学，讲授历史课， 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所以，当时许 多同学都愿选修伯伦师的课，认为听他讲课不仅能获得系统而深入的历史知 识，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有的同学反映，课后把他讲授专题的笔记 稍加整理润色，就像是一篇有头有尾、内容充实并自成体系的文章。[32] 雷海宗在清华讲授史学方法一课时，采用19世纪中叶西方最著名史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朗克实行的“研讨班”（即“西明纳尔”Seminar）的形式来组织教学，极其活跃成功。年逾九十高龄的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卞僧慧先生对此有具体细致的描述： 在课堂上，以“史学方法”课最为活跃。这门课是历史学系必修课。先 生除指定几本必读的参考书外，讲三个问题：历史的科学，即史学的分析工 作，这是最基础的，讲的也最多；历史的哲学，即史学的综合工作；历史的 艺术，即史学的叙述工作。上学期讲第一个问题，下学期讲后两个问题。每 学期讲课后，剩余时间同学在课堂上分别作二十五分钟的报告，实际上多超 过时限，也不制止，得以畅所欲言。班上共二十人。事前，先生拟出二十五 题，各选报三题，也可自拟题，经平衡核准，各自准备。凡自拟题者用其自 拟题。二十人中用自拟题者五人。下学期，先生列出英文书二十五种，各选 三书，指定一书，读后仍在课堂报告。各书都涉及作者对历史的看法，形形 色色，五花八门。有英雄史观、地理史观、经济史观，有天演论、多元论， 有论著，有小说。上学期报告重在锻炼分析能力，钩稽史料，比较同异，提 出自己结论。下学期在课堂上报告个人读书体会，交流丰富多彩的诸家异说， 互相启发。使同学虽只读一书，而收博览众说之益，得以分别异同，审度得 失，促成独立思考之习惯。若仅株守一家之言，则视野不得开拓，思想不易 活跃，即对所守一家之言，亦难有透彻之了解。[33] 雷海宗对学生十分爱护，不仅指导他们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世界史家齐世荣写道： 我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下课后，雷先生对我说，美国波摩那大 学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 需提高，你去给他补习中文，注意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我听了后 十分感动，不知道老师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难……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雷 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他既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 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 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 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赶不上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 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34] 雷海宗在30年代中后期，有两个他很喜欢的学生，他们是丁则良和何炳棣，毕业后都留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分别赴英国和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丁则良从英国提前返回清华，1951年曾教过笔者。丁先生为人谦厚热情，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学问渊博，专攻宋史，在英国又学俄文，研究苏联史，兼通古今中外，颇有乃师雷海宗、张荫麟之风。1952年院系调整后，赴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根据国家需要改教新课亚洲史，甚有建树。他与雷海宗师生感情深厚，时有书信往还。1957年，丁则良被错划为“右派”，访苏联归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自沉，雷先生闻此噩耗，为之痛哭不已。何炳棣留美未归，在多所大学任教，成为国际驰名的中国史学家，荣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他怀念恩师，凡有新著，必寄上。知道雷海宗逝世消息后，立刻给雷师母寄来长信，说1962年12月25日雷师去世时，自己远在美国似有感应。他一直与雷师母及雷海宗之女雷崇立保持通信联系，历“文化大革命”而数十年不衰，甚至寄上美金，给予经济支援。最近，他在《雷海宗专忆》中从三个方面倾诉自己对雷师的缅怀和景仰。 首先，关于雷海宗的品德： 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 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 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 我对雷师母回忆中所述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年冬，有一天雷师 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 我觉得不能不问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 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 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 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 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 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 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 其次，关于雷海宗的世界史宏观史学： 遍观20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国的陶因培， 德国提出古代哲学“轴心”时期的雅斯波斯，中国的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 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等位实际上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 无一敢深信这个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 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 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 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 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再次，关于雷海宗的中国史成就：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 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当时我 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 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 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 西方及日本欺凌。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 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公元前1027年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 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里，才放弃了 刘歆公元前1122年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 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 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公元前1027年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 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真理所在， 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 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赢得更大的不 朽。[35] 关于雷海宗临终前背着“右派”的包袱在南开大学坚持讲课的情景，《光明日报·史学周刊》总编、史学家肖黎先生有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忆：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 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 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 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地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 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37年过去了，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只依 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 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 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 侃而谈。 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对病入膏肓的雷先生也是不会放过的。 每次先生讲完课后，都要组织一场“消毒”课。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种 种“毒素”，以显示他们洞察一切的本领。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为了“将 自己的学识献给人民”而抱病上讲台，却被一些人视为“贩毒”者，他岂不要挥 舞拐杖，质问苍天：“公理安在？”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 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 加洪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个人孤独 地坐在那里。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 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 什么也没说。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地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 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 车渐渐地远去。 人去楼空。回荡在阶梯大教室的洪钟般的男中音的美声，至今响在耳边。雷 先生执鞭生涯最后一课是那样撼人心灵，不仅是那悦耳的金属般的男中音，还有 许多……这许多是什么呢？我想借用一位我国文学大师的话：“许多人苦于有话 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 在话外。”不知以为然否？[36] 雷海宗一生靠大学教书薪俸收入，勤奋读书，别无他好，律己甚严，俭以养廉。因父早逝，作为大哥负起了将弟弟、妹妹扶养成人，供应他们上学成家的重担。雷师母张景茀，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为了照顾雷先生，放弃工作，操持家务，伉俪情深，伯伦师所取得的成就是与雷师母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凡到过雷师家的学生，无不从雷师母的亲切接待中体会到了温暖和关怀。 总之，雷海宗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历史科学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1992年12月28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雷海宗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的会议。2002年12月15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召开更大规模的“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会议一致认为应发扬他的热爱祖国、诲人不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献身精神；学习他的刻苦读书，勤奋探索，敢于否定过去，不断创新前进的严谨学风；贯彻他主张的从中国现实出发，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外历史，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治学宗旨。大家深信在新的21世纪，雷海宗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治学精神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他为之献身的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和发展。 [1] 蒋孟引：《雷海宗先生给我的教益》(待发表)。 [2] 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王敦书编），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第611～620页。 [3]《伯伦史学集》，第13～37页。 [4]《伯伦史学集》，第3～12页。 [5] 此提纲已经过笔者整理，定名《西洋文化史纲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6] 许亚芬：《纪念雷海宗师》，待发表。 [7]《伯伦史学集》，第38～55页。 [8]《伯伦史学集》，第56～101页。 [9]《伯伦史学集》，第102～124页；第132～158页。 [10]《伯伦史学集》，第159～168页；第169～185页。 [11]《伯伦史学集》，第125～131页。 [12]《伯伦史学集》，第197～202页。 [13]《发刊词》，《周论》，创刊号（第1卷第1期，1948年1月16日），第2页。 [14]《伯伦史学集》，第295～311页。 [15]《伯伦史学集》，第342～373页。 [16]《伯伦史学集》，第600～607页。 [17]《伯伦史学集》，第379～397页。 [18] 1957年4月21、22日《人民日报》。雷海宗的发言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和注在当时我国舆论界颇引人注目。所谓雷海宗认为马克思主义停滞在1895年的说法是后来将雷海宗划为"右派"的主要根据，故这里略加引述。据当时当事人冯承伯回忆，《人民日报》对雷海宗发言的原话做了"整理加工"，"歪曲雷先生的原话，然后加按语"。（冯承伯：《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难始末》，《历史教学》2003年第2期。） [19] 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本信和前文《人民日报》所刊登的雷海宗的发言与编者按、编者注，亦见《伯伦史学集》，第639～646页。 [20] 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王敦书整理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29～342页。 [21]《伯伦史学集》，第209-212、295～311页。 [22]《伯伦史学集》，第213-216、259～263页。 [23]《伯伦史学集》，第289～294页。 [24]《伯伦史学集》，第132～158、243～258页。 [25]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正文第1页。 [26]《伯伦史学集》，第101页。 [27]《伯伦史学集》，第184～185页。 [28]《伯伦史学集》，第55页。 [29]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第220页。 [30]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第168～185页。 [31] 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第284、305、339页。 [32] 丁则民：《忆念伯伦师》，待发表。 [33] 卞僧慧：《回忆伯伦师在清华教学片断》，待发表。 [34] 齐世荣：《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 [35] 何炳棣：《雷海宗专忆》，待发表。 [36] 肖黎：《最后一课--记声如洪钟的雷海宗》，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回眸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89～29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