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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伟大的立法者梭伦 梭伦（公元前640——公元前558年）。希腊时代最伟大的立法者，希腊文明的奠基者之一，荣登希腊七贤之列，他制定的《梭伦法典》为人类首部有着民主思想的法典。梭伦出身于雅典的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青少年时期曾热衷于诗歌，颂扬生活与征战。中年后更注重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他的诗不再动人，而他对世人的忠告更具影响力。他曾说道：“许多品德低下者富了，而品德高尚者反而陷入贫困；财富换不来品德，因为品德永远芳香，而财富则会经常易手。”有一次雅典暴乱时，他保持了中立，但他毫不犹豫地谴责富人们获取财富的不义方式。 梭伦没有依靠家族生活，而是独立地从事贸易并获得成功。他足迹遍及全国及外邦并因而获得广泛经验。他人格高尚，富有而不骄横，持才而不自傲，在雅典很有号召力。公元前594年，当雅典的中产阶级代表要求他出任执政官，以果断的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建立新宪法以恢复社会秩序时，他年仅45岁。上层阶级因为他高贵的血统，也勉强同意他的出任这一职位。 他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用他的智慧、人格以及胸怀为雅典制定了兼顾到雅典每一个社会阶层权利的《梭伦法典》，从而缓和了雅典的社会矛盾，并为雅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雅典由此迅速崛起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成为希腊文明的典范。 二、《梭伦法典》挽救了雅典 雅典是个临海城邦，港口众多，气候宜人，每年约有300天都是晴天，天空洁净、爽朗、充满光明。但雅典的土地贫瘠，表层土非常的薄，大多数农作物无法在此种植。但勤劳、智慧的雅典人正是在这贫瘠的土地上仅靠种植需要耐心培育的橄榄与葡萄业，以及利用港口的优势从事贸易，发展出了让世界惊叹的文明。 雅典在梭伦之前是一种寡头政体，即由贵族中最富有最古老的少数家族掌控。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形成三个阶层，最上层为贵族，有奴隶及雇佣工人为其耕作农田，有管家放贷为其谋利，这个阶层拥有马匹，战时可组成骑兵。次为商人、手艺人，及其他靠技术谋生的自由职业者，这个阶层战时可组成重甲步兵。最下层为自耕农，终年辛勤耕作仅能生存，还得设法应付债主与大土地的贪婪压榨，唯一安慰是拥有一小维持生计的土地，这个阶层战时可组成轻甲步兵。奴隶的地位虽然更低，但数量很少。前两阶层享有公民资格，而仅有贵族可作为执政官、法官及祭司。各执政官任期满后，如无不良声誉，即自动成为贵族院议员，议会通常于凉爽的傍晚集会，选举执政官及治理全邦。 早年自耕农曾经生活无忧，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日趋减少，生活随之日趋艰难。迫使一些人只能出售土地到城里靠从事贸易、手艺或劳力为生。一些人只好将土地抵给大地主，自己变为佃农。最惨的一些人因借有贵族的债无法偿而沦为农奴，或被卖到外邦。结果是大部分土地逐步以抵押物形式集中到了贵族手中，乡村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城镇中，一方面是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大量进入，一方面是中产阶级因不受法律的限制，逐渐以成本更低的奴隶代替了自由劳工，劳工价格低廉到任何有能力者都不愿意自己动手工作，使自由劳工的生活变得更为贫困。这种状况导致城镇贫富悬殊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暴乱一触即发。 雅典算是幸运的，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雅典人选择了梭伦，梭伦挽救了雅典。他没有诉诸暴力，没有激昂的演说，说服了贫富双方达成了一个兼顾各方权利的折衷方案，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暴乱，为雅典今后的辉煌创立了一种新颖而稳定的秩序。梭伦的革命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他最初的改革虽然简单，但也堪称激烈。他没有重新分配当时最受关注的土地，使不少失去土地的人颇感失望，这处理不好将导致长期的暴乱。但他的著名的免债法案则极为成功，使大量因债务而沦为农奴的人民获得解放，甚至那些因欠债被卖到外邦的人也得于返乡，并且还通过立法禁止以身抵债的奴役制度。富人们对此曾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但没有效果，梭伦作为债权人也因自己的这一立法而遭受损失。后来，雅典人一致认为这一立法挽救了雅典。 与经济上的改革相比，梭伦改革最为重要的是那些形成《梭伦法典》的历史性法令。梭伦首先大赦了那些企图夺权的政治犯，然后废止了原法令中那些针对下层阶级的严酷法令，使所有的自由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贫富违法都要受到同样的约束与惩罚。 他将雅典的自由民按财富的多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年收入500蒲式耳的人群；第二等级为年收入300－500之间的人群；第三等级为年收入为200－300之间的人群；第四等级为低于200以下的所有自由人。荣誉与纳税额相对，不纳税者不得享受荣誉。法定的纳税是按收入的多少确定的，第一级按年度所得的12倍课税，第二级为10倍，每三级为5倍，相当于现代的累进税。第四级则免税。这规定缓解了贫富悬殊的矛盾，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社会公职也是按收入确定的，第一级可以被选为执政官或军事指挥官；第二级可任较低级的政府官员及骑兵；第三级可加入重甲步兵；第四级只能任国家的一般士兵。这一区分法，削弱了寡头政治依靠的家族力量。 《梭伦法典》在政体中保留了原有的元老院，但削减了其独占性与权力，使第一阶层的人也能加入，对人民和官吏的行为仍拥有最高权力。在这个贵族院下，他设立了一个“四百人议会”，即由四个区域各选出100人组成，负责选择、审查将提交公民大会通过的议案。他恢复了荷马时代的公民大会，使全体公民都有权参加社会事务的讨论。过去执政官是由贵族院指定的，此后则是在公民大会上由抽签方式决定的。执政官任职前必须接受严格的资格审查，并受任何一个公民的挑剔，符合条件才可以上任；上任前要宣誓忠于职守，不受贿不行贿，否则得献给神一座等身的金像；任职期间必须接受公民大会的质询、指责甚至惩戒；任职期满时，将接受公民大会的离职审查，如有过失将受到惩罚，过失严重甚至可能被判死刑，如通过审查可以进入元老院。更为重要的是可依选票让第四等级的公民也有机会进入一个由6000名陪审员组成的司法机构，由该机构的成员组成全邦的各级法院，负责审理除凶杀及叛国罪之处的案件；这一规定使一般民众能依其司法权力扩大其政治力量。这些措施使雅典的政体更具有了民主的意味。 在基本法确立的基础上，梭伦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解决了当时的一些棘手问题。他立法使私有财产法律化，制定了按遗嘱分配或赠予遗产的法律。为发展雅典的工商业，他立法鼓励有钱或有专长的外邦人到雅典发展与定居，并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立法禁止原料的出口，以将资源用于发展加工业。他立法规定，凡父亲不能传授其子一项技能，儿子对父亲无奉养义务，使手艺具有荣誉与尊严。 他的立法还涉及到道德和礼仪领域。他立法规定长期的懒堕是一种罪行，生活荒唐淫乱者不得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说。他使娼妓合法化并课予税收，他建立了公共妓院，由政府发给执照并予监督。他同时也立法规定，凡冒犯自由妇女者，要处于罚款。他立法限制妆奁的价值与数量，希望双方的结合是建立于爱情基础之上。他甚至禁止妇女在衣柜内超过3套服装。他立法规定诽谤是一种罪行，包括诽谤死者以及在公共场所中伤他人。他立法规定，当雅典发生暴乱时，采取中立态度者将丧失公民资格，他认为大众对国事漠不关心可致国家灭亡。他立法禁止浮夸的典礼、奢侈的浪费和对丧葬冗长的哀悼，他对殡葬的费用加以限制。他立法规定，凡为国牺牲者的子女应由国家抚养与教育，这项法律成为雅典人的作战勇敢的原因。 为使他的法律能为所有人的了解与遵守，他将这些法律刻在执政宫的木滚与棱柱上，以便大家阅读。他并没像里古格斯那样，说他的立法来自神谕。人民曾邀请他作为终身执政官，他未予接受，他认为权力的位置是诱人的，上去容易下来难。 虽然他的立法也受到批评，如激进者认为他未能实现财产与权力的平等；保守者认为他不应让一般民众分享特权及司法权；甚至他的朋友都嘲笑他的法典是让“智者恳求，愚者决策”，还说法律是一个只能捕捉小虫而让大虫逃跑的蛛网。梭伦也承认他的法典并不完美，但正是他这套不激进也不保守，顾及所有利益群体的法典拯救了雅典，并因此被全希腊人公认为希腊七贤之一。当有人问及他是否能给予雅典人最佳法典时，他答复是，最佳法典就是能让雅典所有利益群体都能接受的法典。据说他的格言就是“凡事适可而止”。 法典的生命力证明了他的智慧，虽然雅典后来有过无数次的改变和发展，历经过专制的复辟与肤浅的革命，但五个世纪后的西塞罗认为《梭伦法典》在雅典仍有着不可替代的效力。当人们问他一个有秩序且组织良好的国家基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人民服从治理，而治理者服从法律”。 他的立法解放了自耕农，并建立了一种稳定的自耕农制度，由于这些自耕农对土地的眷顾，使得雅典仅靠一支小型的军队就能自行保护其自由在好几个世纪。政治的稳定促进了工商业发展，使雅典成为地中海的贸易霸主。对新贵的认可等于奖励智慧而非出身，从而刺激了科学和教育发展。总之梭伦的改革，在物质与精神上为雅典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572年，66岁的梭伦退休了。接任他的执政官宣誓，保证十年内遵守他的立法而不变更。退休后的梭伦开始外出旅行，考察了埃及和东方的文明。他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应该就是这个时候说的。在埃及他求教祭司，研究埃及的历史及思想，还将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带回了希腊。他到过塞浦路斯，为那里制定了法律，为纪念他这个城市就更名为梭伦。 二、伯里克利与雅典的黄金时代 梭伦之后，雅典也因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斗争而出现过数次变动，但都没有超出梭伦制定的原则。只是发展了他的原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29年）如梭伦一样也是出身于雅典的名门望族。父亲克山提波斯是公元前479年米卡列海战雅典舰队的司令官，母亲阿加里斯特为梭伦之后雅典著名的民主政治家克利斯提尼的侄女。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全面地接受了雅典迅速发展起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及哲学方面的知识，被认为是希腊孕育出的最完全的人。因他看出寡头政治没有出路，年青时即加入的民主派，并向从政方面发展。他气度不凡，仪态镇定安祥，举止温文尔雅；他语言简洁明了，颇能启迪心智，在任何情况下发表演说，均能保持泰然自若，即使不喜欢他的诗人，也将他的雄辩比喻为挥舞雷电的奥林匹亚神。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他的才智，更来自于他为人的刚正不阿，廉洁自律。不像他的前任狄密斯托克利那样有才但贪婪。为此，雅典人于公元前467—428年之间，曾一再选举他出任最高军事首长，这在雅典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职位。雅典正是在的他引领下在政治民主，工商经济，军事扩张及古典文化方面迅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政治上他进一步完善了雅典的民主制度。 在实践上落实了平民的权力。在梭伦时代陪审员是没有报酬的，使平民陪审员根本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51年规定的陪审员报酬制度，每天的报酬，相当于一般人半天的劳动收入。使平民陪审员有了行使权力的可能。 他将执政官的各种司法权移至民众法院，使执政官主要精力用于行政事务上。公元457年他又作了修改，使第三等级的人也能担任执政官，后来根据修正的法案，甚至最低等级的公民也可以通过虚报收入获得候选资格。将梭伦设立的400人议会增加为500人议会。 公民大会每月召开四次，新提案在每月的第一次会议提出。为保证提案质量，大会定有专门的提案规则。一是，新提案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出，但要对提案后果负责，如果提案实施后造成不良结果，提案人将根据后果受不同程度的处罚。二是新提案首先交由一级法院进行合法性审议，看提案是否与法律冲突。三是新提案再交给500人议会作技术性审议，看提案是否合理可行。四是预审不是否决，只是提出书面意见，然后送交公民大会进行讨论通过。 对公民在大会上发表意见亦有规定：一是按年龄顺序轮流进行。二是如有某些行为将被剥夺发言资格:如违反公德者、逃避兵役者、临阵逃脱者、欠税者，欠国家债务不还者等。三是发言有时间限定。四是允许听者对发言质量表达不满情绪，因此只有具备演说才能的人才可能使用他们的发言权，发言质量差会被人们当场嘲笑。 对提案的表决有两种方式，对一般提案是举手表决通过，对重要的提案是无记名投票通过。提案有的可形成立法，有的作为一般临时性法令。 尊严高于公民大会，而权力小于大会的机构是500人议会。委员由公民中以抽签或背诵诗文的方式选出，分为十个选区，每个选区有10个名额，任期为一年。公民在有机会担任其他职位之前不得重选，因此，每个公民一生中，至少有机会担任一次委员。议会责任为涉及立法、行政、咨询等方面，具体为：提案的预审，监督宗教与行政官员的德行与工作表现，管理国家的财政及国有的企业和房产，颁布大会休会期间需要颁布的行政法令，以及国家的外交事务。 为了完成这些庞杂的事务，议会分为十个小组，每组50人。常委会按月由每小组轮流担任，议会主席，是由常委会小组当天以抽签方式选出；常委会负责拟定会议议程，主持会议，整理会议结论等事务。各小组的会议主持人也是每天用抽签方式由小组成员中选出的。 雅典的民主还体现在人民可以自由结社方面，雅典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但并未组成政党。只是有着各式各样的社会团体，如宗亲社，宗教协会，军人俱乐部，劳工俱乐部，艺人俱乐部，以及纯粹以享乐为目的俱乐部。寡头组织的政治目的最明确也最强大，其会员要盟誓，并以仇视那些威胁他们特权的低阶层公民为吸引力。他们的对手是支持民主的群体，有商人、艺人、工薪族、船员、雅典海军、痛恨特权的有钱人、以及希望成为政治领袖的人士。雅典与希腊的其他城邦一样，存在着不同利益团体的冲突，不同阶级的矛盾，但与其他城邦相比雅典是幸运的。当其他城邦因利益冲突而一再暴乱、崩溃时，雅典却因《梭伦法典》提供的以集会、议案、辩论、投票等方式，而避免了、暴力冲突，维护着社会平衡。如果不是 因为来自外力的暴力征服，雅典的民主有可能延续至今。 雅典通过对权利的合理分配与约束，以及给人民予充分的自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治上的舞弊行为，确保了社会的公正，实现了社会的和谐，获得了政治上的长期稳定。正如伯里克利所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当其他希腊城邦因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耗尽精力时，雅典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步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伯里克利采取了一系列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措施。例如，为缓解决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外邦建立了安置穷苦雅典公民的殖民地。为解决城镇公民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如扩大舰队规模，设立兵工厂，在港口建立玉米交易中心，并说服议会建筑了8英里长的防卸城墙。 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提出将雅典建设为希腊文化中心的设想，为实施计划，他集中了希腊天才的艺术家及失业的劳工，建筑和装修了工程浩大的雅典卫城，将那些被波斯人摧毁的神庙修复得华丽壮观，一方面让雅典公民的心灵得到升华，一方面也解决了城邦劳工的就业问题，他认为应该让人民分享得雅典的繁荣，但又不能让人们不劳获，因而大兴土木，建筑公共设施是个双赢的办法。 随着雅典工商经济的长足发展，国家的税收也大幅增长。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虽然政府的开支空前浩繁，但国库结余的资金仍然数额巨大的，到公元前440年国库结余的资金相当于582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储蓄，是希腊的任何一个城邦无法相比的。 由于资金充足雅典才有能力支持文学、艺术、哲学及科学事业，使灿烂的希腊文化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高峰。罗马文化实际就是希腊文化的延续，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希腊文化的复兴。 公民教育的特点。这时期的雅典在公民教育方面也很有特色。斯巴达模式是培养服从命令的战士，而雅典模式则是培养优秀的公民。雅典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前者为写作、音乐、绘画及体育，后者为哲学、修辞、科学及历史。国家在文化教育上没设公办学校，只有私立学校。青年在18岁之后就得接受国家为期两年的公民教育与军训，在这期间必须集体居住，统一制服，接受品德监督。他们以雅典政体为蓝本，自己组织政治团体，召开大会，表决议案，制定自治法规，选举自己的执政官，军事指控官及法官。第一年除严格的军训外，学习文学、音乐、几何学及修辞学。第二年被派往边区见习，并在今后两年内被授予保卫雅典城，抵抗外来入侵，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经过两年的公民教育与军训，21岁时雅典青年就可以独立于父母具备了成为雅典公民的资格，在之前还必须在“五百人议会”前，将手放在圣殿祭坛上，庄严宣誓： “面对外敌，我决不玷辱手中的武器，决不遗弃我的伙伴，不论他是谁。我决心以我自己的力量或与大家同心协力，维护国家的传统，履行神圣义务。我决心使祖国比我接受时加强大，更美好，决不能使之稍有逊色。我坚决遵守国家的法律，及人民制订的任何法规。如果有人企图抵毁我国法律，我决不允许，并以我个人或与全体协力，将其驱逐。我决心崇敬祖先的信仰。” 专制是个人或小集团以暴力方式维护自己独占社会资源的权利而采用的政治，这种政治必然引发社会矛盾，并导致社会周期性的崩溃。民主是兼顾社会各阶层的权利，维护社会平衡，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这种政治不会因民主而自行崩溃，只会被源自内部的专制力量所摧毁，或来自外 部的暴力所征服。相比之下，最不成熟的民主也比最温和的专制更有活力，也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雅典的民主是不成熟的，仅是人类在寻求社会和谐之道的一种初步的努力；但就是这种不成熟民主将雅典推上了一个历史的颠峰；由此不难感受到民主政治蕴含的无限潜力，因此不难得出结论，能够尽早悟出民主之道的民族是幸运的。 伯里克利是位著名的演说家，通过他在一次纪念阵亡将士集会上的的演说，我们仍可以越过2600的时空感受到雅典民主政治的魅力： 我们不用羡慕邻国的法律，因为我们有着邻国无法比拟的政体。我们的政体独一无二，它就是我们的民主政体。它的设立不是为着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全体人民谋利。我们的人民，人人享有法律所保障的平等，无论是谁，出身怎样，成绩卓著时一样享有功名；能力超群时一样承当任何公职，绝不因地位卑微而受妨碍；任何人凭借自己的才能与德行可以畅通无阻地从一个职位走向另一个职位。 我们无所顾忌地共享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我们既不会为邻人的特立独行而烦恼，也不会面露责难之色——这有伤和气，却无补于事。我们一方面自由而善意地与人交往，另一方面也不以任何理由触犯公益。我们遵守法律，特别是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以及那些虽未成文，但违反即为耻辱的法律。为了陶冶身心，我国还规定了十分频繁的节假日；赛会和祭祀终年不断。届时美不胜收，蔚为大观，欢愉的气氛驱散了忧郁。 我们的雅典如此伟大，致使各方产品云集于此。这些精美产品和国内产品一样，给雅典人带来了习以为常的乐趣。我们的军事政策上胜过敌国，我们的方针也优于他们。雅典向世界敞开大门，并不担心敌人会窥探我们从不隐藏的秘密，也不以此为由，把前来寻求进步和好奇的外邦人驱逐出境。比较而言，我们不大依靠战备和谋略，而是信赖全体公民与生俱来的爱国热忱和行动。在教育方面，某些国家的人从小就要接受严酷的训练，以便在成年后承受辛劳；我们雅典人的生活尽管舒适而优雅，却能像他们一样勇敢地面对任何战争危险。在生活方式上，我们文雅而简朴，富有哲理而不疏于思考。我们不自我吹嘘而是以乐善好施显示自己的富有。我们认为贫困并不可耻，甘于贫困方为可耻。我们既谋求个人发展，又关心国家大事；即便为生活奔忙的人，也不放弃参政的义务；因为唯有雅典人才会认为，不参与国事不仅是懒堕，更是平庸的表现。我们有能力对实事作出最准确的判断，并善于捕捉事情的隐患。我们不限制言论的自由表达，不认为言论会妨碍我们的行动，而是认为只有通过充分的辩论才能识别真伪，确保行动的成功。这是雅典人与众不同的优点：行动前我们会对各项措施的利弊展开充分辩论，行动时我们会勇气百倍。有些人的勇气来自无知，深思熟虑后却成了懦夫。毫无疑问，只有那些深知战争的为害、珍惜和平而能临危不惧的人，才称得上具有最伟大的灵魂。 我们行善也与异于其他民族。我们不是靠承诺，而是靠义务的履行来维护友谊。根据知恩图报之常理，受惠者会将报答视为一种偿还，而不是一项义务。而雅典人的乐善好施，绝不是出于回报，而是纯粹的慷慨。总而言之，我们雅典可谓全希腊的楷模，我们每个雅典人都具备完美的素质，都有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迅速的办事作风，都有资格步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至于我们这些幸存者，我们一方面要为改善命运而祈祷，一方面也要将英勇抗敌的精神和激情视为己任。不要用高谈阔论来讨论其中的意义，夸夸其谈之人也能将众所周知的道理和奋勇抗敌的故事激情诉说。我们要把祖国日益壮大的愿景系在心上，并为之执着奋斗。当我们真正领悟到雅典的伟大，我们不要忘记雅典之伟大乃是由那些刚毅不拔，深知己任，在战斗中时刻保持荣誉感的将士们所缔造的。一但需要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来报效祖国，他们不会犹豫并为之作出最崇高的奉献，他们就这样为国捐躯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将千古流芳，他们的陵墓将永放光华，这不仅是安葬英灵的墓穴，更是铭刻英名的丰碑。无论何时，只要谈到荣誉或实践荣誉，人们就会提到他们。他们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