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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长期无人问津。“古代晚期的许多文献还没有被充分研究过。有些作品的年代、写作地域和历史背景尚未确定……古代晚期文献的写作格式和主题反映了时代的风气，每一件史料都需要根据当时的背景进行解释和评价。”(54) 布朗研究的领域是文化史和教会史，基于利用原始史料的原则，他认真对待这些宗教史料；又利用文本研究，充分挖掘其中的历史信息。在他看来，这些史料中虽然“客观史实”少，但是有意无意地反映了文献作者和当时人的认识。在布朗看来，现代研究者往往“太容易发现那个时代的新和旧，而往往忽略了去感受人们在那个世界如何生活？”布朗要做的就是“通过提供证据，集中于讨论古代晚期世界的人们如何面对变迁”(55)。借此，彼得·布朗引领读者穿越现代数百年罗马帝国衰亡的学术传统积累层，直面当时人们的宗教感受，从事心态史和文化史研究。 因此，布朗的研究不仅将当时的一切文化现象都纳入研究范畴之内，而且也为这些研究指示了“新史料”。虽然这些“新史料”本是旧史料，但是从新的角度去利用，用以回答新问题，也就摇身一变成了“新史料”，从而改变了晚期罗马史的史料构成。2000年，马斯为关心古代晚期的学生和普通读者编订了新的史料集——《古代晚期史料读本》。他似乎刻意模仿琼斯的史料选集，也采取按类而编，13章凡355页。这13章分别是罗马帝国、罗马军队、基督教会、多神教、犹太人、女性、法律、医药、哲学、波斯、日耳曼入侵者和他们的王国、中亚人和斯拉夫人，还有伊斯兰教。(56)与琼斯的史料集篇幅相若，而内容悬殊，形成鲜明的对比。[本文转自：lunwen.1kejian.com] 正是依托于新史料，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短短几十年，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古代晚期吸引了大批研究者，渐成显学。已成气候的古代晚期研究，开始反过来惊讶于晚期罗马帝国史研究的顽强生命力了。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瓦德-帕金斯的《罗马衰亡和文明的终结》、希特的《罗马帝国的灭亡：新罗马和蛮族史》；2007年，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出版米切尔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公元284-641年》。(57)他们的著作或者与古代晚期划清界限，或者反驳古代晚期研究。瓦德-帕金斯和希特代表了修正后的衰亡范式，充分借鉴了考古学成果和文本分析技巧，强调蛮族入侵中断了历史的进程。而米切尔则继承琼斯的学术路径，特意回归到政治军事史。因此有评论者据此提出：“罗马帝国衰亡模式的回归。”(58)这些大出版社的动作，自然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也引起人们思考如何处理新旧范式之间的关系。 四、范式互补的历史与历史学根源 上述三部论著颇有挑战性，尤其是瓦德-帕金斯和米切尔开篇便有理论检讨，指出古代晚期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自己的分析思路，论证其合理性。“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似乎并没有因为新范式的兴起而式微。在评价米切尔作品的时候，汉弗里斯承认，“平心而论，更为保守的分析方式(即‘罗马帝国衰亡’范式)并不是没有追随者，但是没有吸引同样多的学生。”但是，他认为“布朗派的坚决拥趸者可能会觉得这部书的某些部分会将他们引到极不熟悉的领域；但是这并不就是一件坏事情。”因此，“这部书没有彻底地同情布朗刻画的古代晚期印象可能恰恰成为其说服力之所在。米切尔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宽广地了解古代晚期的机会，皇帝、官员和将军，与宗教和多彩的文化转型同样重要。”(59) 在古代晚期的热心追随者看来，当古代晚期研究步入中年，检阅已取得多方面成就的时候，米切尔等人的书有些不合时宜。“就古代晚期研究的未来而论，这是一部不和谐的作品，也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不仅如此，“如果政治和军事史学者都贬低宗教和文化，忽视对它们进行单独研究的价值，这是最令人寒心的”。因此，评论者在提醒大家避免古代晚期研究内部碎片化的同时，主张以古代晚期研究来整合旧的研究模式，“政治史和军事史还是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而非竞争者和替代者。”(60)[本文转自：lunwen.1kejian.com] 更为谨慎的评论者不仅承认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的互补性，而且强调新范式并非要取代旧范式。“(新范式)尽管富有影响，但是并没有重塑学术圈，原有的研究继续强有力地存在。作为新来者，古代晚期研究贡献了额外的思考，而非根本性重新定位。它只是搭建了跨越继续繁荣的固有学术领域的脚手架。”(61)这一评论更加符合学术的现实图谱。从学术史来看，“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与“罗马世界转型”范式，不仅植根于自文艺复兴以来悠久的学术传统，而且有着更深厚的渊源，各自拥有庞大的史料土壤，保证它们枝繁叶茂，各领风骚，竞争互补。 这两种范式都起源于罗马帝国晚期，甚至可以说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时发生。当公元前后帝国取代共和国的时候，就出现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声音，并逐渐形成传统。西塞罗、李维、萨鲁斯特、塔西佗，只需提及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足矣。他们认为，从共和国转向个人统治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走向奴役，故德行开始沦丧，世风日下，以致神不佑罗马，罗马衰亡。(62)进入4世纪，与帝国几乎同时形成的基督教开始成为国教，基督教会在牺牲罗马固有宗教崇拜的基础上大规模扩张，无形中与专制统治相结合，打击对手，理性与狂热信仰的冲突加剧。与此同时，蛮族的威胁日益加剧，由于语言差异而形成的文明与野蛮之别，格外醒目。关注罗马帝国的命运，围绕自由与专制，理性与信仰，文明与野蛮，罗马帝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产生了重大分歧。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这是自公元前390年左右高卢人攻占罗马之后，近八百年来罗马再次被攻陷，因此对整个帝国产生了巨大震撼，各派围绕“基督教与罗马帝国衰亡”终于形成对立的两大阵营。以奥古斯丁及其学生奥罗修为代表的教父们为一方，声称因为罗马民众迷恋异教，信仰不虔诚，故有罗马沦陷之厄。但是由于信仰基督教，减小了罗马沦陷的损失，至少教堂没有遭到大规模劫掠，躲入教堂的民众得以保全生命。在他们眼中，这次事故是好事，不仅表明现世的荣华富贵靠不住；而且通过这场“灾难”，可以使得世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