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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经济社会史的先声 英国经济社会史是西方新史学运动的组成部分或重要分支，它的诞生既有与欧美新史学相似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学术源头。因此，英国经济社会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色，明显不同于比利时、德国、法国和美国学者撰写的经济社会史。 英国史学的近代化落后于德国和法国，工业革命策源地的史学革命姗姗来迟。所谓史学革命即席卷欧洲的批判史学运动。19世纪英国史学存在不同抉择。文学派史学家马考莱(Macaulay,T.B.,1800-1858)、卡莱尔（Carlyle,T.,1795-1881）和弗劳德(Froude,J.A.,1818-1894)等人基本上延续了以往史学的发展道路，强调史学赏心悦目和道德教育的美学与实用价值，牺牲了真实客观的撰史标准。巴克尔(Buckle,H.T.,1821-1861)等实证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对历史的看法充斥着机械主义、自然主义和宿命论，抽调了历史中个性和能动的特征。英国科学或批判史学是从制度史和经济史起步的,尽管英国的史学革命比德国推迟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的价值及对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却毫不逊色。 制度史和经济史在英国出现于19世纪晚期。中世纪宪政史学家斯塔布斯（Stubbs,W.,1825-1901）、中世纪人民史学家格林（Green,J.R.,1837-1883）、中世纪农业学专家罗杰斯、中世纪公社制度史学家西伯姆、中世纪地产史学家维诺格拉多夫、中世纪法律史学家梅特兰（ Maitland,F.W.,1850-1906）等均在这两个园地辛勤耕耘，从而使英国史学从默默无闻的落后状态跻身于欧洲史学强国的行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拥有了欧洲一流的制度史和经济史,这些学者也成为欧洲史坛屈指可数的鸿儒巨匠。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英国批判史学的发源地和中世纪史研究的中心在牛津大学[16] ，那里最早抵制了将历史学视为培养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学校的实用主义的诱惑，维护了历史学的自律，强调完备和准确的史料是历史研究前提。作为英国近代批判史学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对19世纪的英国史学做出了开创性的杰出贡献，而且深远影响及于20世纪的经济社会史，表现为： 一是推动了中世纪历史档案的大规模整理。浪漫主义和批判史学运动推动了历史档案特别是中世纪档案的整理工作。英国官方对档案进行整理、编目和刊布始于19世纪。1800年始政府任命专员对官方档案进行调查，1850年代以后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1868年起皇家历史学会（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874年起历史手稿委员会（Historical Manuｓｃｒｉｐｔs Commission），1883年起卷筒案卷学会（The Pipe Roll Society）等机构开始档案整理与刊布工作。1857年英国决定在«案卷丛书»（Roll Series）中进行中世纪历史档案的刊行工作，1863年斯塔布斯成为编辑，参与其事25年之久，开英国中世纪历史资料研究的先河[17] 。19世纪80－90年代这类工作进入高潮，大量的历史档案被整理和编目，许多刊行出版[18] ，不仅为制度史和经济史，而且为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档案史料基础。 二是普通人历史成为史学研究课题。政治史观和英雄史观在英国根深蒂固，文学派史学家卡莱尔断言“世界史就是伟大人物的传记。”斯塔布斯的好友、并接替他担任近代史讲座教授的牛津学派史家福礼曼（Freeman,E.A.,1823-1892）宣扬“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而政治是现在的历史”。19世纪的剑桥学派以政治史、殖民史和外交史见长，该学派的创始人西利（Seeley,J.R.,1834-1895）和福礼曼一样认为历史首先应该是政治，是训练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学校，牛津学派也主要是宪政史。普通人历史不是史学研究对象的随意调整，而意味着历史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史学本体论的根本性转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格林是英国的米细勒（法国人民史学家，1798－1874），在每次政府与臣民的冲突里总站在人民方面，著有«英国人们简史»（1874），堪称英国人民史之父。他在该书“序言”中写到：“本书的目的是由它的标题决定的；这不是英国国王或英国政府的历史，而是英国人民的历史。”他写得最详细的是历史学家通常忽视的人们，最关心的是人民及其代表人物的生活。他简述战争和外交成就，不理睬“历史的战鼓军号”，不谈国王和权贵的奇闻轶事，为要更好地转而研究和平时期所达到的成就。他相信政治史取决于社会和宗教史[19] 。该书问世后产生巨大影响，第一年的发行量为32000部，数十次地重版加印，并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 19世纪末资产阶级左翼激进派和工党史学家更加重视普通人中的劳动者集团的状况。1911-1919年哈蒙德夫妇出版三部曲著作«城市雇工»、«农村雇工»和«熟练雇工»，毫不回避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英国人民的严重贫困和不幸，及其所遭受的灾难，为揭露产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增强剥削和劳动者状况恶化提供了材料。哈蒙德夫妇的研究还带来产业革命时期劳动阶层生活标准的讨论，1929－1930年修正派经济史家克拉潘与哈蒙德夫妇在«经济史评论»（1930年1月号）展开激烈争论，认为19世纪上半叶人民的状况不仅没有像哈蒙德夫妇所说的是恶化了，反而得到改善[20] 。上述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学术范式正是学术研究的重心从国家到社会转变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量，因为社会的主体是普通人，因而社会史在很大意义上讲述的是普通人的历史。 三是开辟了农村史或农业史领域。19世纪前英国已经有工商业史的研究成果，但农业史和农村史却晦暗荒芜，无人问津。制度史对庄园、村社、农奴制和《末日审判书》等研究已经涉及某些题目，但直到罗杰斯发表其代表作，农业史和农村史才成为研究领域。英国农业史或农村史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大地产的历史档案积年累月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其中，法庭案卷（court rolls）是逐年累月庄园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审判记录，堪称绝好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动态文献。19世纪下半叶英国顶尖的经济史和制度史学家高度重视庄园档案，特别是法庭案卷。罗杰斯的《英国农业和价格史》虽然主要采用了庄园帐簿，但他认为庄园法庭案卷的价值在更高级别的法庭案卷之上，因为前者提供了普通人生活的真实记录[21] 。西伯姆的《英国村社共同体》（伦敦1883），维诺格拉多夫的《英格兰的农奴制》（牛津1892），梅特兰编纂的《庄园和其他封建法庭精选案例》（塞尔登学会1889），以及《庄园法庭：庄园和其他地方法庭之判例》（塞尔登学会1891）均利用了庄园法庭档案[22] ，成为英国经济社会史的先声。20世纪前期，托尼、格拉斯和霍曼斯（G.G.Homans）等学者的研究工作直接推动了英国和北美地区经济社会史的兴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