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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蒋介石一生中有许多幕僚，但真正有才华又有谋略的为数不多，而杨永泰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生于广东茂名。早年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后入广州高等学堂、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广东报》任记者、编辑，以文笔流畅、思维敏捷、立论深刻而名满珠江。1912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会议员。护国运动后，以张耀曾、李根源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组织政学会（又称政学系），杨永泰参与了会章的起草，成为政学会的一名重要成员。护法运动中，政学系投靠西南军阀，策划改组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作为政学系成员，杨永泰参加了改组后的军政府，并先后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广东省省长。军政府垮台后，杨永泰离开广州，投靠北洋政府，成为国会议员。但好景不长，国会很快被解散，政学系随之烟消云散，杨永泰也来到上海，等待时机以期东山再起。1928年，刚刚复出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缺乏足智多谋的谋士。蒋介石的盟兄黄郛便向他推荐了杨永泰。他在蒋前称：“杨畅卿先生，为海内奇才，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此话出自盟兄之口，使蒋深信不疑，恨不得立即揽之入幕。与此同时，杨永泰也在寻找机会，他首先找到了军政府时期的好友熊式辉。熊式辉时任淞沪警备司令，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这样，通过熊式辉的直接引荐，杨永泰很快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二 在紧随蒋介石的日子里，杨永泰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使出浑身解数为蒋巩固统治、排除异己、“围剿”红军出谋划策。1.、献策“削藩”，打击地方实力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尤其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实力派更是蒋介石独揽中央大权的障碍，桂系李宗仁还是逼蒋第一次下野的主谋。对此，蒋介石记忆犹新。解决地方势力，就成了蒋介石的头等大事。1928 年 7月在北平召开的军事善后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军事方案》和《军事意见书》，要求整编军队，裁减兵员。但遭到冯、阎、李等人的抵制，无果而终。1929年初，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蒋再次企图用政治的方式裁掉冯、阎、李各部。会议虽然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但终因冯、阎、李等人的抵制而不得不草草收场。正当他苦无良策之际，杨永泰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 “削藩”的妙计：“以经济方法解决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闻言大喜，按照杨永泰的建议，他决定先用军事手段消灭桂系李宗仁、白崇禧。1929年3月，蒋介石首先拆散两广联盟，软禁李济深，任命陈铭枢、陈济棠主政广东；委派唐生智携巨款到天津收回旧部，瓦解北方的桂系军队；杨永泰亲自出马说服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敌俞作柏出面活动李明瑞倒戈。如此一来，桂军不战自败，李宗仁、白崇禧出逃香港。1930年 3月，冯、阎、李各派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面对联军的强大攻势，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一、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以银元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二、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持观望态度的东北军张学良。”蒋介石依计而行，用重金收买冯部将领，派吴铁城、张群携巨款到东北，极力拉拢张学良助蒋。经过激战，蒋介石大获全胜。从此，西北军全部瓦解，仅剩第二十九军；阎锡山长期龟缩在山西老家；李宗仁、白崇禧也只好在广西一隅埋头经营。3.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政策完成“削藩”的大计后，蒋介石立即调动大军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行“围剿”。刚刚打败各地方实力派的蒋介石，哪里会把区区共产党放在眼里。然而，令蒋介石想不到的是，国军几十万人马，先后两次“围剿”都大败而归，红军则愈剿愈烈。1931年 6月，蒋介石亲率30万大军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几个月下来，仍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三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寝食不安，如坐针毡。作为蒋介石的心腹，杨永泰早就在苦思良策。他认为红军是一支党军，是靠政治起家的，单靠军事“围剿”，是难以有效的，只有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全方位地“围剿”，才能剿灭红军。因此，他在蒋介石一筹莫展时，及时地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 政策。他对蒋介石说：“剿共应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以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产党实行严厉的围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从此，“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被蒋介石正式确定为新的 “剿共”方针。 1932年4 月，杨永 泰 被 任 命 为 鄂 、豫、皖剿总司令部秘书长，1933年2月，又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专门为蒋介石“剿共”出谋划策。为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杨永泰提出：（1）改革政制，建立行署督察专员制度。即在省政府与县政府之间设立行署专员，在县以下地方废除区、乡、镇、闾、邻自治制度，实行区保甲制度。这一行政制度的改革，形成了强大的网，上至省府，下至地方基层由省长督察专员、区长到保甲长层层节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2）改革政纲，实行“管、教、养、卫”四大纲领。（3）实行“政本”，要求行政人员必须具备至高无上之道德，强健之体魄，丰富之学识。杨永泰认为新的政制、政纲、政本是彻底消灭乱源的根本原则。只有发挥“七分政治”的力量，才能完成革新政治“剿匪”救国的使命。这套办法，加上堡垒政策，很快在“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实践中见效，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最后红军被迫从苏区撤离。在这过程中，杨永泰的确是“功不可没”。 3.制定入川“三步曲” 自古以来，四川就被称为天府之国，土壤膏腴，资源丰富，确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区域之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四川（包括西康），再加上云南、贵州，整个西南地区拥有持久抗战的战略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把它作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不能不说是最佳选择。 1934 年10 月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认为：“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然而，西南各省以四川政治最为混乱，实力最强的刘湘，虽然感激蒋介石在1932年至1933年他与刘文辉的大战中所给予的支持，却时刻提防蒋系势力的渗入。当蒋介石向刘湘提出派10个师入川协助“剿共”时，刘湘明言拒绝中央军入川，只要求中央补助饷械。蒋介石虽然很恼怒却不能强来。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现在诚然是统一四川的好机会，但四川历来不统一，内部情况复杂，不能操之过急，目前要抓住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驻一个参谋团驻重庆。然后寻机撤销南昌行营，设立重庆行营。一来可以追剿共军，二来中央可以借机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并为蒋介石制定了入川“三步曲”。 1935年1月 12 日，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和宪兵2000余人入川，指导川康军政，策划、指挥“剿匪”事宜。对此，刘湘无法拒绝，只好表示同意。参谋团入川，是蒋系势力打入西南的第一步。随之蒋介石于 3月飞抵重庆，将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杨永泰为行营秘书长，并手谕：“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重庆行营的设立，为中央剥夺刘湘的军政大权提供了条件，此为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将四川军政大权收归中央。杨永泰建议蒋介石：成立以实力最强的刘湘为主席的省政府，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行政专署，由省政府重新派人担任专员，训练川军军官，裁减和改编川军。蒋介石立即依计行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打破防区制，成立以实力最强的刘湘为主席的省政府，规定自1936 年 3月 1日起，四川所有各军月饷统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收统支，自此打破了为害四川近 20年的防区制。（2）整理四川财政，规定自1935年起确立预算制度。（3）统一四川币制，核准发行善后公债及整理金融库券，收兑地钞，推行法币政策。（4）轮训军官，裁减和改编四川军队。1935年 7月创办峨嵋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兼团长，对川军营长以上各级军官进行轮训，对四川军队裁减和改编。通过这三步曲，蒋介石最终达到了经略四川大后方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有杨永泰很大的一份功劳。 4.倡议新生活运动 1934年春天，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当时，从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到群众团体，从身居闹市的国民党领袖、达官贵人到乡村民众及儿童无不卷入其中。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 2 月发起，断断续续推行了十几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较大的一次运动。而这场被称之为“社会建设运动”的首倡者就是杨永泰。杨永泰早年受过严格的传统的教育，熟读经书，又接受过西方新学，对蒋介石的思想把握非常准确，看到蒋对传统的儒家道德格外推崇，就迎合蒋的思想，建议蒋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这一建议深受蒋介石的赏识。于是，一场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就首先在 “剿共”大本营——南昌发动起来了，并很快席卷全国。杨永泰在他起草的《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强调，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的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使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简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他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政治变乱的病因不在政治本身，而在人心风俗之颓败。”治理的有效方法应以“攻心为上，易俗为归”，遵行新生活运动就是恢复中国固有之道德“礼义廉耻”。他又依据蒋介石的旨意，把礼义廉耻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杨永泰的“义、廉、耻”主要是围绕“礼”来阐述的，而礼的核心就是要人们遵守社会定律和国家纪律，实质上是要老百姓做国民党政府的驯服臣民。对于杨永泰的解释，蒋介石自然十分欣赏。他为有一位才华横溢、足智多谋的幕僚而暗自庆幸。 三 由于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杨永泰的地位如日中天。1932 年 4 月，蒋介石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时，杨永泰任鄂、豫、皖剿总司令部秘书长。1933年 2月，杨永泰又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兼任行营第二厅厅长，负责党政经济。南昌行营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十余个省内，不仅掌有军事全权，而且行使行政权，各省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第二厅。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过杨永泰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军政要员来见蒋，也须经杨安排。杨永泰一时权倾朝野。在杨永泰的周围还团结了一大批军政要员，其中有时任外交部长的黄郛、湖北省主席张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以及吴铁城、王世杰、吴鼎昌、翁文灏等人，由于杨永泰、黄郛、张群是民初政学系成员，这些人又被称之为新政学系。新政学系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政纲，只是个松散的联盟，往往以个人的私交和政治上的默契进行团结合作。他们一贯亲蒋、忠蒋，并且大多以学有所长、精于政务、足智多谋而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新政学系通过杨永泰大肆扩张其势力，一时在国民党政坛声名鹊起，势力显赫。新政学系的崛起和杨永泰的专权，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其它派系的侧目。最早反对杨永泰的是胡汉民。由于胡汉民等人在护法运动中追随孙中山，对 1917年杨永泰参与西南军阀排斥孙中山耿耿于怀，认为蒋介石重用杨永泰是认贼作父。如果说胡汉民与杨永泰毕竟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的话，那么cc 系与杨永泰及新政学系则有巨大的利益冲突。新政学系不仅控制行政权，还夺走了鄂豫皖赣四省的党务大权。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削弱 cc 系把持党务的局面，同时扩张政学系的势力。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的建议，并为蒋接受。蒋把鄂豫皖赣四省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立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而这四省的军政大员都是新政学系的人。这样，杨永泰通过蒋的力量夺走了 cc 系手中的四省党部大权。此外，杨永泰还插手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小官吏的安置，而以前，这些权力完全掌握在 cc 系头目二陈的手中。这就不能不引起 cc 系对杨永泰的怨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由于杨永泰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又长期在蒋的身边，cc 系投鼠忌器，只好等待时机。时机很快来临。1935年 12 月，杨永泰离开蒋介石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成为一员封疆大吏，但却给政敌提供了刺杀他的机会。1936年 12月25 日，杨永泰应邀参加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宴会，宴会结束后，在江汉码头准备回武昌时，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中弹身亡。杨永泰被刺一事使国民党军政界大为震惊，蒋介石更是惊怒万分。他立即责令秘密侦查厅进行调查，缉拿凶手，同时要求湖北省政府公葬杨永泰。凶手很快被抓，并被枪毙。但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是cc 系头目二陈。11月 21日，在杨永泰公葬之日，蒋介石亲自写了一篇祭文，以褒扬他这位 “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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