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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著和陈著同为教科书，前者较为简洁，后者较为详细；前者带有行政指令性特点，后者经出版业和市场化运作同样进入高等学校的深府大院，成为当时万千学子学习英国文学的文学史典律。王著和五卷本同为学术性著作，前者为一人之功，后者为数人之力；前者为个人科学研究之成果，后者则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科研制度化和团队化的结果。这4部著作既有类似，也有差异，既有可比性，又有独特性，从某个意义上代表着国内学者研究和书写英国文学史的特点和水平，这正是笔者选择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之一。 3.研究课题的聚焦 本文在限定研究对象之后，把研究的课题聚焦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研究上，理论上的辨析与讨论多于编写上的实践。特别是2001年初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开设的“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专栏，更是把理论上的研讨与观念上的论争不断引向深入。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上、编写上的实践远远多于学理意义上的争论，这从近20年来有关文学史著作出版的数量中可见一斑。 刘著初版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了8个时期，这8个时期分别为早期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世纪、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中期和后期、世纪之交、英国工人阶级文学等。新修订版虽然同样把英国文学划分了8个时期，但一些时期的名称却发生了变化，把初版第六时期“19世纪中期和后期”在新修订版中改变为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取消了初版中的“工人阶级文学”，把之该为了“19世纪中期和后期的散文作家和诗人”。新增订版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基本与新修订版一致，只不过增加了一个时期，那就是“二战前和二战后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陈著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为7个时期进行分期叙述，即：盎格鲁-萨克逊时期、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和王朝复辟时期、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前半期等。在大的时期划定之后，陈著把每一时期又分为若干阶段进行分段叙述，以展示文学在各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面貌与特征。如在描述英国19世纪文学时，就把这一时期细分为了早期(前30年)、中期(从30年代到70年代)和后期(最后25年)，并根据这一社会形态、阶级矛盾、伦理道德等因素与文学对其反映的关系，较为全面地叙述论文联盟wWw.LWlm.com 了英国文学的发展面貌和表现特征，包括文学形态的转换、思想内容的表现以及艺术形式的特征。 王著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为了中古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等6个时期来进行分期叙述的。从表面来看，王著似乎简单借用历史学分期法来划分英国文学史，但如果我们细读每一章、每一节，就会发现，王佐良先生并非简单套用，而是蕴涵着他寻求英国文学史发展线索的思考与研究，这就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学潮流(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为纬，重要的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出来”⑥。作家本体、作品本体等文学性特征在该著中体现得一目了然。 陈著和王著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不同。这套丛书既可单独成史，“史”为英国文学的断代史研究，亦可联成一体，构成了一部英国文学的通史。从通史意义上考虑，其对英国文学史的划分不言而喻，因为五卷本的书名已经宣告，要把英国文学史划分为5个时期来进行分期叙述，这5个时期就是中古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本套丛书主编之一的王佐良先生，在编写英国20世纪文学史时就谈到了三个问题，其中就是“时间”问题。他认为，“按世纪分是一个方便办法，但能否就从1900年开始?不能。因为许多文学现象不是突然而来”⑦。从这些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套英国文学史没有把英国17世纪文学单独分期进行叙述，因为17世纪前60年的文学已经被包含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后一阶段的文学已经被包含到18世纪。对文学史进行分期分段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进行叙述，是国内外文学史家惯用的叙述策略，这并不仅仅是出于操作层面上的技术性考虑，而且是为了更加科学地认识文学的发展历史，从而提取有价值的文学经验和理论，以借鉴于当今的文学实践。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谈到研究哲学史意义时所指出的：“通过哲学史的研究以便引导我们了解哲学的本身。”⑧上述4部著作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分段，也正是为这一目的和原则而服务的。 4.国内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标准 明确了英国文学史分期目的之后，就可以来探讨其分期的标准，因为标准是为目的服务的，也是由目的所派生出来的一个概念。 关于文学史分期标准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从前文提及的4部英国文学史著作入手，也并非老调重弹，只是想通过具体分析，求得对这一问题在今后英国文学史书写与研究中更好的实践。 刘著和陈著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代的社会思想文化同样属于一个转型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观点交锋，教育上随之发生重大改革，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制度，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和阶级的分析方法在文学艺术界和学术研究界依然是一条难于逾越的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讲，刘著和陈著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自然，其分期标准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阶级性。 刘著初版对英国文学史所划分的8个时期，要么突出了政治性，诸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要么突出了阶级性，诸如“工人阶级的文学”。陈著中分期标准同样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诸如“资产阶级革命和王朝复辟时期”。它把“19世纪文学”划分为了早期、中期和后期，其中的阶级性与政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分期如此考虑，在具体评价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时，政治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标准更加突出，除了大段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之外，对能够描写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和作品进行重点介绍和拔高评价，如对莫里斯、狄更斯、哈代以及宪章派文学的叙述与评价等等。 运用政治和阶级的标准来书写文学史，并非国人所独创。大理论家韦勒克就做过总结，“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较早的英国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们要么是采用数字划分时期的方法，要么就是采用一个简单的政治标准即英国各国王统治时期作为分期的依据来编写的”⑨；“近代的英国文学史，……给文学分期的做法……而代之以一系列的时代，这些时代至少在名称上是得自最多种多样的人类精神活动的”。?10?对这一标准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是标准的错误，因为标准并非只是惟一性。它不过反映了文学史研究者和叙述者所选择的角度和方法，那就是外部研究的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来看，文学的外部研究对书写、重写和改写文学史都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作用和方法论的领航功能。其中理论上的探讨和运用此种方法所造就的文学史著典律，已经到了不用作者赘述的程度。但必须指出，文学史的发展不能等同于政治社会史，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简单机械地套用其价值判断和概念理论，必然造成文学艺术本体的缺失，亦即审美判断的缺失。刘著和陈著无论是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还是对具体作家和具体作品的评价，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这一诟病。 综观以上国内学者所编撰的4本代表作，可以发现其分期具有多重标准。刘著和陈著的分期的标准几乎雷同，是借用历史学、政治制度变革和思想文化以及文艺思潮的综合。按照年代历法、朝代变更来叙述文学史是中国学者常用的分期法，这在19世纪国外学者所编著的文学史著作中也非常普遍。韦勒克早就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按照时代思想文化运动来划分文学史在国内外文学史著作中也是惯用手法。如“近代的英国文学史，……给文学分期的做法……而代之以一系列的时代，这些时代至少在名称上是得自最多种多样的人类精神活动的”。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lwlm.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