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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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待俄罗斯就会发现，它不仅在地理上是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国家，而且在文化上属于欧洲 （西方）和亚洲（东方）文化本质影响下形成的新的具有某种综合性质的国家。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用“欧亚” 一词来界定自我。面对西方，俄罗斯是东方；面对东方，俄罗斯又成了西方。所以，要研究俄罗斯的文化归属，就得着重考察地跨欧亚的俄罗斯与东西方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欲通过探讨俄罗斯与东方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交往关系，达到认识俄罗斯文化特征（也许是一个侧面）的目的。 俄罗斯的地理形态具有开放性。在东方，平缓的大平原和辽阔的亚洲原野毫无阻碍地联结在一起。古代罗斯，甚至原始东斯拉夫人的社会发展进程与东方、南方大草原上的邻居，尤其是与突厥语系的游 牧民族（金帐汗国时都成为穆斯林）存在密不可分的历史、 地理联系。俄国的主流历史学家都承认俄罗斯与东方、南方游牧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适应和相互同化现象。［1］10－19 著名学者尼古 拉·别尔佳耶夫说：“俄罗斯应当认识自己———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联结者，而不是隔离者。”［2］28彭树智先生在 《文明交往论》中也注意到了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性交往问题。他说：“地缘性交往对文明发展的影响， 与时共进。俄罗斯地处东西方结合部，跨居欧亚大陆。这种帝国疆域，使俄国与近代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错，表现于政治交往的扩张性质。这种结合部的地缘文明，也孕育着20世纪苏联 演变的缘由。 ”［3］10但国内学者未能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中亚5个伊斯兰国家的独立与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昭示着研究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历史交往问题的重要性。 一、交往的滥觞伊斯兰教是从南方传入俄罗斯的。公元654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了杰尔宾特，附近的居民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尔后伊斯兰教向北推进，与生活在南俄草原的可萨人相遇。737年，被阿拉伯人战败的可萨汗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799～809年，尽管犹太教是可萨汗国的官方宗教，但多数可萨人还是成为了 穆斯林。著名学者巴尔托里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写到：“有大量伊斯兰教商人在可萨地方和它的首都：位于窝勒伽河（阿得水）河口的阿得。……可萨帝国西南在达格斯坦，是和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接壤的。这里也常常发生军事冲突。”［4］124正是在可萨汗国的土地上，俄罗斯与伊斯兰教发生了关系。 8～10世纪，古罗斯人经常与可萨人发生战争，前者不时向后者支付贡物或礼品。中世纪第一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地理学家、波斯人伊本·霍尔达特别赫（820～890年）写道 ：“斯拉夫商人阿尔·罗斯是从遥远的故乡来到黑海和里海地区向可萨汗国的统治者缴纳什一税的人。 ”［5］124罗斯人和第一批可萨穆斯林遭遇之日，也就是事实上与全世界进行通商贸易的阿拉伯人接触之时。 在中世纪，俄罗斯与东南方的穆斯林民族保持着长时期的历史交往，最主要的是和伏尔加河畔的卡姆斯克布加尔人接触。布加尔人于921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接受了巴格达哈里发的庇护。公元95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远征布加利亚，但以后的交往仍以和平为主线。987年，布加利亚的使臣首次来到基辅，这也是第一批到达基辅罗斯首都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他们是在得知基辅罗斯大公决定替换宗教（确立国教）的消息后匆忙赶来的。尽管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拒绝皈依伊斯兰教；但也可以看出，大公并没有取缔伊斯兰教。为了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他甚至还派遣自己的使臣前往信仰伊斯 兰教的花剌子模；其中的四位使臣在这个著名的中亚伊斯兰教国家变成了穆斯林。［6］418 按照巴尔托里 德的意见，伊斯兰世界在9～10世纪时已经和俄罗斯有了相当广泛的密切联系［7］133 。众所周知，贝琴 涅尔人、 盖波恰克人、鞑靼人是在和俄罗斯有了交往之后才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因而早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交往关系的痕迹在这些民族后来的历史传统中还不时地表现出来。9～11世纪，罗斯主要 是通过布加利亚与花剌子模进行商贸联系。当布加尔人皈依伊斯兰教和布加利亚伊斯兰化之后，俄罗斯与花剌子模之间的商贸联系进一步加强。布加尔商人充当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的中间商。俄罗斯商人也是在布加尔商人的帮助下开通了从罗斯沿里海直至花剌子模的商路。 商业贸易最能表现人类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合作性、物质性和全球性，它同时又是人类政治交往、社 会交往、 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商业贸易常常主导着俄罗斯与东南方的穆斯林民族之间良好而富有成效的关系， 还主导着共同利益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政治上的分歧而进行彼此合作。正是包括俄罗斯与穆斯林民族交往在内的商业贸易维系着中世纪著名的“丝绸之路”、“皮毛之路”和“琥珀之路”的交通大道，谱写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光彩篇章。 二、金帐汗国时期的广泛交往 在1237～1240年鞑靼—蒙古远征（包括征服俄罗斯）之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建立起空前绝后的大帝国，统一了旧大陆的三分之二。蒙古远征东南欧属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这种交往给俄罗斯社会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俄国学者杜别兹郭伊认为，莫斯科国家的形成得益于鞑靼人的统治；蒙古势力的衰落成为俄罗斯强大的客观条件。列夫·古敏列夫将1200～1380年确定为“新民族—俄罗斯”的形成时期。这个所谓的新俄罗斯民族是在斯拉夫人、鞑靼人、立陶宛人和芬兰—乌果尔 人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8］132－135 金帐汗国的第一位穆斯林大汗— ——别尔克（1256～1267）在征服俄罗斯后的第16年（1256年）登上王位，汗国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伊斯兰教终于在1312年取得优势地位，强悍的乌兹别克汗使整个金帐汗国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下令取缔其他宗教文化。金帐汗国于14世纪末遭受中亚帖木儿帝国的侵袭，首都萨莱残破，国势衰落。到15世纪时，金帐汗国的地方封建主坐大，分裂出喀山汗国、诺盖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等小汗国。各个汗国境内的民族、人种成分极为复杂；但形形色色的居民却被上层统治者用伊斯兰教的旗帜联合起来。他们几乎持续不断地与俄罗斯开展各种各样的交往；还将俘获的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当做自己的纳贡者和移民，通常是将其作为奴隶贩卖到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地中海世界。毫无疑问的是：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对来自于南俄地区的俘虏（既有突厥人，又有斯拉夫人）评价甚高。 ［9］21 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通过纵横捭阖而强大起来的莫斯科国家于1553年占领喀山汗国和1556年占领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事实上已是原先的金帐汗国所有土地的“合法”继承者和统治者。正是在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俄罗斯人与穆斯林进一步展开了全方位的交往活动。 在军事交往方面，首先表现为俄罗斯军队的民族构成。在统一伏尔加和乌拉尔地区之后，俄军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 诺盖人、加尔梅克人和其他草原居民中招募了许多非正规的新编军队；穆斯林人— 57—数众多是俄罗斯军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军队组织模式也照搬金帐汗国，军团分为五队：大队（在中间）、右队、左队、前卫队和警卫队；俄罗斯接受了金帐汗国的兵役制度、武器、装备，包括大炮。为了和草原游牧民（后来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进行斗争，俄罗斯使用了一些独具风格的军事制度文化，如哥萨克，其服装的外观式样和队列直到20世纪还能使人回想起他们的草原之根。曾属于可萨人的完整民众社团———诺盖人、车臣人、奥塞梯人的身世印记一直保留在哥萨克的家庭生活、武器、服装、风俗、民间 文学等方面，甚至表现在一些哥萨克派别的语言上。［10］6－10 哥萨克的出现实际上是俄罗斯和金帐汗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在草原地区有共同的漫长边界；广阔的南俄草地带向来就是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千年交往的大平台。穆斯林的轻骑兵一直到20世纪仍是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劲旅。 在司法方面，俄罗斯更多地效法于蒙古穆斯林的法律文化。在金帐汗国统治者的影响下，俄罗斯引进了空前残酷的刑法，并参照金帐汗国制定新法律（1397年的德维罗斯条文和1497年法典）。基辅罗斯时期的法律中没有死刑，体罚只适用于奴隶；可在蒙古统治之后，却引入了死刑，并对官员和平民也进行体罚，开始使用脚镣、手铐、皮鞭等酷刑折磨。俄罗斯在金帐汗国解体后还引入了许多蒙古法律条文。此外，在盗贼的脸面上烙印，对叛徒砍头，对聚众闹事、盗窃教会财产、栽赃陷害、纵火及盗窃满三次者等 罪判处死刑的法律也是学自于蒙古穆斯林的。［11］83直到16～17世纪，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设立的小小法 庭上行使法律权力者仍然被称为 “亚林嘎”（出自于蒙古人的亚尔库———审判官）。在金帐汗国别尔克统治时期，花剌子模的商人垄断了整个金帐汗国（包括臣服于金帐汗国的俄罗 斯）的商业贸易。俄罗斯的第一支商队是作为穆斯林商人萨拉伊的配手运送阿斯特拉罕的鲱鱼和鲈鱼前往克里米亚。后来，俄罗斯商队从近东穆斯林世界带来了许多先进文化：建筑技术、手工业、洗澡堂、输水管线、装饰图案、带有绘画的器皿、阿拉伯的几何学、波斯的诗歌和劝谕词、调味品等。这些比草原游牧地区更精致的伊斯兰文化成果也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 在从罗斯到俄罗斯的转变过程中，金帐汗国的行政管理、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军事经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莫斯科当局以金帐汗残暴镇压的恐惧，或者以与金帐汗进行斗争为由来挟持俄罗斯民众，结束了基辅罗斯时代的市民议会和在市民中选举官员的传统。莫斯科大公模仿金帐汗国的大汗实行专制统治，也用大汗的封诰来对付市民的诉求和贵族反对派，以维护大公自己的绝对权威。金帐汗国的“八思哈”制度，将居民划分为“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目的在于征税方便和动员10%的居民服军役；而俄罗斯的大公根据自己的利益继承了这些使民众绝对服从和屈从的传统制度。 莫斯科新兴国家从金帐汗国借鉴的不仅是军事技术、甲胄、武器装备、军事管理方式，而且还包括社 会管理的手段，甚至区分社会身份的等级制度———贵族（белаякость，白门第，贵族出身）与普通平民（чёрнаякость，黑门第，平民出身）都对俄罗斯产生了影响。尽管金帐汗国的大汗表面上没有干预俄罗 斯各公国和教会的司法职能，但俄罗斯各公国都是广泛利用征服者带来的邮政系统———押么（ям），从此出现了驿站车夫 ———“押么希克”（ямщик）一词。莫斯科公国继续采用金帐汗国混合体系的贡赋制度。金帐汗国统治60年后，巴思哈（蒙古地方总督）只是监督斯拉夫公国的税收官；直接收税者仍是斯拉夫的大公。他们将贡赋“剩余”留归自己。斯拉夫各公国自己制造货币，只是要有蒙古大汗的名字（在托赫达敏沙去世之前）；后来的货币上同时出现蒙古大汗和斯拉夫大公的名字。在海关制度上，俄罗斯模仿蒙古人在货物上打印记，按突厥方式盖印章；还按照金帐汗国的模式设立以司库（源自于突厥 的哈兹拉特或哈兹拉奇）为首的国库制度———卡兹拉（казна，源自于阿拉伯的赫扎拉хизана）。 ［12］365－367 金帐汗国的外交礼节也被莫斯科所借用，如禁止使节佩带武器，使节一定要带上礼物，以及关 心、供养使节，等等。俄罗斯人学会了金帐汗国人的叩头风俗，还接受了蒙古人的一些婚姻文化与生活习俗，如通过相亲选择未婚妻，在加冕礼时挥霍钱财，等等。 吸收金帐汗国的各种遗产虽然远不是俄罗斯文化建设的全部，但俄罗斯的重大文化转型确实发生在金帐汗国时期。金帐汗国的统治是锻造莫斯科国家性质、政治文明和制度文化的一所严酷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俄罗斯民族有了自我意识，打造出自己的性格特征，培育出为生存而战的顽强精神。俄 罗斯在许多领域重新确立了源自半东方的拜占廷帝国的传统文化规则。蒙古人到来之前， 罗斯是“君主主义、贵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规则的综合”；随着蒙古人的到来，罗斯保持的只是加强了的君主主 义原则，并且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并将此说成是受“金帐汗国惯性作用的影响”。［12］340－342 16世纪，除克里米亚汗国之外，几乎所有原金帐汗国的土地都统一于莫斯科公国（俄罗斯）。俄罗 斯在“解放”后所接受的鞑靼穆斯林的直接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16世纪，喀山汗国的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对俄罗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的大型公共房屋都有一个小平台，这本是伊斯兰教专供号召穆斯林祈祷的宣礼员所使用的；葱头形状替代了教堂上面的圆形外罩；俄罗斯的建筑师 在采用黄色和绿色瓷砖时，补充了红色瓷砖。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体现的就是“喀山风格”；当然， 伴随着不少俄罗斯居民和建筑师被伊凡四世迁往喀山，喀山也出现了“东正教风格”的建筑与艺术文化。俄罗斯人一度普遍流行鞑靼人的服饰穿戴，俄罗斯女性接受了喀山大家闺秀在楼房深居简出的风俗。莫斯科吞并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后，大多数俄罗斯人留在当地与鞑靼人、楚瓦什人一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俄罗斯人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东正教会企图让穆斯林改信东正教的努力通常是难以实现的。在莫斯科吞并伊斯兰各汗国的同时，穆斯林封建主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合流与一体化也在加速推进；但穆斯林封建主在这个一体化进程中继续保留着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 三、近代的军事冲撞与文化交流 19世纪的俄国大规模地向东方与南方扩张，使其成为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到了19世纪 末，俄国的穆斯林人数多达1800万。［13］135 穆斯林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中亚。俄罗斯人侵占这些地区后，诸如交往、冲突、仇杀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发生。1817～1864年，俄罗斯侵略军与保卫家乡的高加索山民进行了几乎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这场战争使200多万穆斯林不得不离开家园逃往奥斯曼帝国，他们中有契尔克斯人、车臣人、阿瓦尔人、阿布哈兹人。从此，在土 耳其、 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等地就出现了高加索山民的社团。［14］171－172 俄罗斯征服中亚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俄罗斯移植的军事行政体制巩固了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的封建秩序；当然，中亚并入俄罗斯使汗国之间的战争和内讧基本上得到了制止，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部落制残余，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俄罗斯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交流进程的不断深入。 为了消弭因军事暴力交往而引发的俄罗斯族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情绪，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87年 下令俄罗斯科学院印刷厂首次出版了完整的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后来又多次再版。它不仅是19世纪俄罗斯再版书的典范，也是全欧洲的一项文化建设成就，得到了许多东方学专家的高度评价。1800 年，俄当局允许印刷出版一切伊斯兰教宗教文献，1802年在喀山开办专门的印刷厂。到1806年时，已有一系列伊斯兰教书籍问世，总印数超过4万册，其中《古兰经》就达3500册。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俄国 穆斯林中间传播，而且在俄全境流传，并成为后来巴赫奇萨莱、奥斯曼帝国、印度、埃及出版界的样 本。［9］28 在搜集古代手稿、东方货币和其他穆斯林实物材料的基础上，彼得堡于1818年建立了亚洲博物馆，并成为俄国最大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后改称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夫·托尔斯泰等一批杰出学者在此 从事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言的研究工作。早在1817年，国家公共图书馆———萨罗克特彼得堡图书馆（1814年开放）就拥有来自巴尔瑙尔的40件东方文件手稿；1828～1830年，运到国家图书馆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献计有：166件保存在阿尔杰宾列的手稿、 148件来自于阿哈尔齐赫伊斯兰教宗教学校的手稿、艾尔斯伦和达吉斯坦的42份手抄本、 18部来自于波斯的手稿。俄罗斯人还在西方收购了一些伊斯兰教文稿。当然，更多的伊斯兰教文献来自于中亚。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伊斯兰教 文献有：8～10世纪的阿拉伯手稿，来自克里米亚、浩罕、希瓦的档案资料以及喀山、阿斯特拉罕、布哈拉、塔什干、伊斯坦布尔、马哈奇卡拉的伊斯兰教文稿。俄罗斯人还收集从摩洛哥到伊朗的各个国家有 关伊斯兰教法方面的书籍，以及伊斯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教法学家的文稿200多件。［9］28 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对东方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的重视与尊重，也为俄罗斯与伊斯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繁荣为俄国穆斯林认知文化、哲学、特殊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国境内穆斯林一体化进程；不同部族的穆斯林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俄国版图上的穆斯林一体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而且反映在文化生活方面。俄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知识界；他们不但熟悉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而且也了解俄罗斯文化。在一些接受过近代教育的 穆斯林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自由革新派———“扎吉德”① 分子。他们号召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通过革新，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其代表人物是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伊斯玛仪—别伊②·卡斯 波林斯基（1851～1914年）。他终生致力于俄罗斯族人和穆斯林民族之间建立和谐亲善关系，主张俄罗斯族人与穆斯林应当亲近互助；认为双方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家园；两者都是俄国民族大家庭的儿子； 与此同时，也坚决反对将穆斯林强制“俄罗斯化”，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强制同化的徒劳无益及危害性， 将其说成是“粗鲁的、丧失理智的”［9］28 。卡斯波林斯基不余遗力所倡导的各种宗教平等相处、各个民族团结和谐、 各个国家和平共处的和谐观，以及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希冀通过提高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理念在当时是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克服 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同情社会弱势群体。这些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局限性的人文理念是他自己长期以来进行深沉思考的结果，是世界近代思想史上的宝贵资源。卡斯波林斯基的理念是在俄国和伊斯兰社会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是俄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俄罗斯在文学方面所受到的伊斯兰文化影响非常明显。伊斯兰因素使俄罗斯作家一方面坚守社会 责任感和人类良心， 越来越自觉地保持同情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弱势群体的站位，坚持用文学作品抒发浸润于他们胸臆的正义诉求；一方面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大大拓展了以笔驰骋的空间。伊斯兰文化还是一 些俄罗斯文学大师克服民族主义与提升思想境界的催化剂。 ［15］50 综上所述，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交往对俄罗斯民族风骨和文化特质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长达1300多年的交往历程中，俄罗斯人与穆斯林既互相发现、互相沟通、互相扬弃、互相理解和互相融合，也充满摩擦、碰撞、矛盾和冲突。总结俄罗斯与伊斯兰历史交往的教训，俄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广大穆斯 林捍卫的伊斯兰教理想不应当是水火不相容的；极端的中央集权主义、 民族中心主义和宗教本位主义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正确的潮流， 也不能真正代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错误的民族宗教政策就像一把利刃，会割断各民族间千百年来形成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只有在和谐、民主、平等的氛围中，才能出现人类梦寐以求的相互接近、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交往的生动局面。 注释： ①扎吉德（usul－ijadid）源于阿拉伯语，意即“新方法”或“新教学法”，中文按音译为“扎吉德”或“贾迪德”等，本意 是将学校的音节教学法改为音素教学法，按照母语字母表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改革的肇始者是卡斯波林斯基。 教学方法的改革很快扩展到教育领域的其他方面：按照西方教育模式改革穆斯林的“马克塔布”与 “马德拉萨”，增设写字、算术、地理等学科；改革最终扩展到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创办报纸杂志、著书立说以及宣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等。②“别伊”是伊斯兰国家一些中小封建诸侯或官员的称号或职位，后被穆斯林当成一种尊称，即先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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