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G="EN-US"> 希罗多德上启荷马和赫西俄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诗性建构、或者说浪漫主义传统的史诗风格；而来自修昔低德的传统则逐渐变的更加关注现实，希罗多德所代表的那种虚拟或者说想象性涩内容逐渐为现实主义的政治所取代。 ANG="EN-US"> 希罗多德和修昔低德作为历史科学最早的两位创始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代表了历史的两种传统。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探询”（ANG="EN-US">historie），但他不知道他正在开创一种文学流派、一种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学科。两千年后，它成为科学和专业的基础。作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给我们叙述了众多的故事；但同时，作为“谎言之父”，希罗多德也为后人编造了许多故事。正是这种谎言与真实的结合，也正是这种神话与历史的结合，希罗多德所叙述的历史才神秘。 ANG="EN-US"> 与之相比，修昔低德的探询方式则与希罗多德有质的不同。作为一个实践家，他故意使自己局限于当即或者接可记忆的经验和故事，“神话历史”或“史诗历史”被摒弃。在内容上，政治史和军事史成为修昔低德所关注的主题取代了希罗多德史诗故事和逸闻趣事；在叙述风格上，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在写作方式上，围绕着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鲜明主题，其叙事对象明确、中心突出，这与希罗多德的ANG="EN-US">logoi离散、无中心、多样和零碎形成鲜明对比。 ANG="EN-US"> ANG="EN-US"> 希罗多德上启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传统，正是他们三人的著作，他们奠定了西方历史的传统。希罗多德作为西方“历史之父”为后人所敬仰，概因其本人留下了《历史》这部著作而名垂千古。而与希罗多德同处同一历史时期的修昔低德，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西方史学传统上的重要地位丝毫并不逊色于前者的《历史》。 ANG="EN-US"> 为何“历史之父”之名会给予希罗多德而不是荷马或者修昔低德？或许荷马的著作有太多文学的色彩，或许荷马的著作有太多的诗性特质。因此，在后人看来，荷马似乎更应该归类进入西方文学史的重要先驱行列而不是历史学领域里的先驱人物。而修昔低德，固然他的著作也可与希罗多德媲美，但历史本身有先后之分。当两位重要人物都可凭自身重要著作而跻身于西方史学传统中的“典范薄”（ANG="EN-US">canon books）时，希罗多德的原创性和独特地位显然要比修昔低德重要的多，他也就因此而成为这一领域的“史学之父”了。 ANG="EN-US"> 不过要指出的是，古希腊时期的历史（history）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历史。在古希腊，历史女神克莱奥是西方九神中的一支，它与其它女神并列而居。无论是修昔低德还是希罗多德，他们被后人称为历史学学科的代表人物只是后来人的称谓而已。他们本身并未意识到历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也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开创一门新的学科。对希罗多德来说，历史学家就要云游四海，收集奇闻轶事，并把它们撰写出来，以至于古希腊人的丰功伟绩不至于为后世历史及后人所遗忘。对他来说，历史就是一种inquiry，历史就是一种logoi。诗与史的结合是他源源不断的主题，尽管他笔下的主题大都零零散散、了无章法。 如果要按照史与诗相分离的标准来评判，荷马和赫西俄德肯定进不了历史学的“典范薄”。这种史与诗相分离的分类传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启蒙以来历史学家们的标准，不过这种标准解构了史诗合一的传统，自然要讲诗排除在史的传统之外。伴随着历史学的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这种史与诗相分离的趋势越加明显。诗性智慧和诗性历史逐步从神坛滑下来，历史的面纱不再神秘。可如果按照史诗合一的标准来重新审视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历史学的传统应该追溯到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时代，历史学的“典范薄”上至少应该留下他们的印记，而不是始于希罗多德。 评判历史不应以我们后人的标准，同样，理解传统史学经典也并不应从我们的立场或者文化图示来理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除神去魅的时代，在这个没有神话的时代，我们无法想象古希腊人理解他们所认识的“ 世界”和“历史”。离开了他们生活和思考的那个宇宙观和文化图示，我们无从理解他们对logoi的思考。而想重新理解它们，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重新回到他们生活的那个史、诗合一的传统里去，并从史、诗合一的视角来理解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和logoi。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