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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萧功秦先生的“解释史学”严厉地批评了官方史学的“伦理工具主义”和“历史浪漫主义”，但本文认为，“解释史学”本身的“现代化理念”根本没有摆脱“伦理工具主义”和“历史浪漫主义”的困境，“解释史学”的“新保守主义”倾向本质上就是一种“新浪漫主义”，只有“冷酷实证史学”才能真正摆脱“新浪漫主义”。 1，重新解读中国近现代史 在2011年10月8日至11日的“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萧功秦先生作了题为“新时代需要新史学：关于近代史的反思与前瞻”（“共识网”，2011-10-20）的发言。萧功秦描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政治选择：第一次是清末的开明专制化运动；第二次是辛亥革命以后是议会民主制；第三次是袁世凯的强人政治，或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新权威主义；第四次是国民党的党国一体的权威政治，或第二次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毛泽东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第六次是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模式。 萧功秦把这六次政治选择相关的近代史线索，概括为“五次战争、三次改革、一次革命”，即“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近代史上的这三次改革都是由战争直接驱动，但文化上“高不成低不就”的“马加爵效应”使改革失败，改革的失败则最终导致革命。 萧功秦试图以此摆脱传统唯物史观的“毛泽东-范文澜-胡绳体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即一条红线（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三大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十大事件（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萧功秦还对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新的解读。如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将“林维喜事件”扩大化，烧死十几个英国人，导致英国军舰从新加坡赶来挑起鸦片战争；虎门战役对方只有六个轻伤，中国却死伤几千人。又如“通州谈判”的“磕头外交”失败后，清廷以“超限战”抓了所有谈判代表，活活折磨死19个人，结果导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还有“书生误国”的“戊戌变法”中，军机处大臣问康有为改革需要的钱从哪来，康有为说这个问题早想好了，把西藏卖掉钱就来了。最后如辛亥革命后的“共和立宪”，“临时约法”设置了虚位总统，实权在内阁总理，但国会可以弹劾总理，总统和总理却不能解散国会；内阁制的相互制约制衡如此完全变成党争的设计，国民党企图用“芦苇织起来的小笼子关一个大老虎”，这个结构导致中国走向政治碎片化，最终以国共两党的斗争收场。 2，史学观念的变革 在“五次战争、三次改革、一次革命”与“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十大事件”之间，不同的不仅是叙事方式，而且是叙事方式背后史学观念。对历史事件及其线索的新解读，目的是要引出史学观念的变革。萧功秦就此讨论了伦理工具主义、历史浪漫主义、新实证主义、解释史学等四种历史观。 伦理工具主义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功利主义的史学传统。缺乏西方色彩的宗教，使中国不得不使用政治意识形态来代替宗教的精神整合作用。中国教科书“求善高于求真”的革命史学体系就是这个传统的延续，而其中的“革命思维”不幸可能导致“执政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 历史浪漫主义则把历史予以浪漫诗化的理解，以此来满足主体的某种未遂愿望。例如《大秦帝国》对专制的美化，新左派对文革的美化，都是主体把想像的东西附加到历史事物上，以此来满足或支持自己的某种理念。历史浪漫主义其实还是沿袭传统 “求善高于求真”的价值追求，所以仍不惜歪曲历史的本身。 新实证主义是历史研究的正路，代表人物包括高华、沈志华、杨奎松，他们从大量新发现的史料中还原历史，这种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客观主义学派，它重视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并不完全排斥理论，区别于完全排斥理论解释的传统实证学派。 关于解释学派，萧功秦说：“新实证主义学派当中有一部分人是排斥理论的，他看不起理论，他觉得你的理论是很空的，某种意义上大概能表达他对理论的想象力不够，其次就是我们现在的理论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解释我们整个的历史变化。……他们的不足在于他们的理论解释力度不够，这很可能并不是他们致力的追求，历史研究需要提供更通透性的理解，历史要问就是说中国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从我们的历史当中到底有什么教训和经验可以吸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还应该发展一种新的学派，我把它称之为解释学派”。 萧功秦的“解释史学”有没有他自己所强调的“理论想象力”和“理论解释力”？它能不能以“更通透性的理解”去解读“中国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并从我们的历史当中吸收经验和教训？这些正是本文所要着重分析的问题。 3，“解释史学”的“实证特征” 萧功秦没有明确归纳出“解释史学”的具体特征，所以，其特征是在历史叙事和思想史分析中展现出来的，除了会议发言本身，涉及的著作应该包括萧功秦1995年的《萧功秦集》，1999年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2001年的《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2008年的《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 萧功秦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三次改革都是由战争直接驱动的，“这反过来说明了中国帝制的一个弱点，清帝国近代化的失败，不仅仅因为它是帝制，还因为它的专制主义和文化的僵化保守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大大影响了帝制发挥它的有效整合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萧功秦把清政府近代化的失败归结为“冲突-反应”式的失败，是“政策变更”到“制度变革”的失败。这个失败可以用所谓的“严复悖论”来说明： “任何单项导入西方文化因子是不可能的，因为被引人的每一项因子与制度都需要一系列西方有机体内其它因子的支持与配合”；故只有全面引进西方社会有机体内的所有因子，才能使被引入的每一个因子或制度获得生存的必要支持条件。可与此相对，“任何全方位引人西方文化因子与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因子实际上是不可穷尽的，每一项因子背后的支持条件是互为因果的，因而也同样是不可穷尽的”；故只有单项引进，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洋务派的“单项引进”和改良派、激进派“全项引进”的立宪主张，都因片面地强调“严复悖论”的某一侧面而失败。“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困难、矛盾、无序现象与整合危机，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见“'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萧功秦集》）。 这是一种“结构-组织”失调的必然结果。萧功秦把它看成以契约化为特点的“异质社会”的制度，突然嵌入到以人情为特点的“同质社会”后出现的无序现象，其无序来自于这个过程中保守与激进势力的对立。无序现象是否导致危机和崩溃，取决于变革的“渐进-激进”性质和政治权威的整合能力。成功的现代化过程是借助传统权威进行渐进改革的过程，现代化的失败则是权威流失与激进改革的失败（见“杜尔凯姆、马克思与荀子对同质社会的研究及启示”， 《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 萧功秦从中国近现代史中引出的教训是三句话：“第一句话，保守的文化和专制体制的结合，导致的失败的三次改革。第二句话，失败的改革导致的不成熟的革命，因为革命者是没有接盘能力的。第三句话，不成熟的革命导致中国走向碎片化，失去了旧的专制体制，又无法迎来新的民主政治”。 萧功秦在“解释”中特别强调“冲突-反应”模式和“条约体系”取代“朝贡体系”：“关于'冲突-反应'说，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我们必须承认，整个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工业文明和中国农业文明的一场文明冲突史，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史是中华帝国所坚持朝贡体系和与西方坚持的国际条约体系之间的一场冲突。……其实这是中国的悲剧，要说中国的近代落后了，这个落后难道不和中国的文化体制和帝国体制有关吗？……只要辛亥革命成功，你就不得不搞虚拟的多党制和所谓的袁世凯的分享政权，一定会搞虚拟的内阁制，只要搞虚拟的内阁制，党争肯定会出现，只要党争出现，这个结构一定会走向碎片化，中国似乎在后面是不可逆的。在这个以前，曾经有可逆的机会，咸丰皇帝干得不好，光绪皇帝上来可以好一点，光绪干得不好，或者什么皇帝可以上来，但是（辛亥之后）这个都不太可能，不太可能的原因也就是文化本身的惰性和这个有关系”。 萧功秦由此引向“对新史学方法的若干思考”，主张用“经验之学”取代“意识形态历史观”，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理解历史，追求历史通透性的境界，以“人文立场”同情地理解历史人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丰富历史的解释能力，强调文化观念和思想对历史选择所起的影响力，摆脱简单的经济史观。 总之，“要超越新实证主义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提出是解释史学，从实证史学变成解释史学，解释史学要追求它的通透感，要有问题意识，所有这些东西还不足以实现我们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就需要借助于社会科学和边缘科学一系列的方法，比方政治学的方法。我曾经把整个这段历史分成了六次政治选择，……这个政治学概括实际就把这个结构的国家与社会的特点、政治结构的运作方式都考虑在这个范围，而不是简单地从人物来看人物”。 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解释史学”的“实证特征”有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之分，形式特征涉及的是一般研究方法，实质特征涉及的是具体分析工具。其形式特征包括“经验之学”、“问题意识”、“历史通透性”、“人文立场”及“社会科学的方法”五个方面；其实质特征则包括“冲突-反应”模式，“结构-组织”模式，以及在这个两个模式背后的“现代化范式”三个方面。这意味着说，萧功秦所提到的“观念的影响力”及“非经济史观”不是其基本特征，以下我将分析这两者为什么没有逻辑性地成为其特征。 4，“解释史学”的“规范特征” 如此，“解释史学”就颠覆了人们对鸦片战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初宪政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我把中国的失败称之为文化上的'马加爵效应'”，“条约体系完全战胜了朝贡体系”，“绝大部分条约是公平的”；“晚清新政也确实有着重要成就。新政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但“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辛亥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临时约法是导致后革命时代的大分裂的'恶法'”。 不难发现，官方史学的“一条红线（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三大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结构，实际上被“解释史学”暗含到了自己的逻辑中，只不过内容变成了：“一条红线（”冲突-反应“），两个过程（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过程），三大高潮（袁世凯强人政治的第一次新权威主义、国民党党国一体的第二次新权威主义、邓小平后全能主义的第三次新权威主义）”。“冲突-反应”式的现代化也就是所谓区别于“原生型现代化”的“感应型现代化”。 “解释史学”确实颠覆了官方史学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可它所认同的“现代化范式”，本质上却也是一种“温柔西化”的意识形态，用“现代化”取代“西化”不过是避免刺激民族主义的措辞，而“温柔”则表明了“解释史学”对传统权威的高度认同以及对“全盘西化”的否定。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要描述的是“解释史学”的实际倾向，我关心的是“解释史学”是否有“西化”倾向，我不关心这个“西化”倾向的好坏。 我发现，“解释史学”暗含了高度的“规范主张”，并不是它自己所说的是纯粹的“经验之学”。“解释史学”暗含的“规范主张”就是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萧功秦对“新保守主义”的概括是： “第一点是强调在保持共产党所缔造的历史上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民主。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执政党，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对社会各部件进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产党的权威也是转型与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杠杆。你不能脱离这个杠杆来进行现代化。……正统派对正统的捍卫，是基于认为这种传统制度符合某种'终极真理的信仰'，而新保守主义者维护现存制度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制度的存在，至少在功能上是具有有用性的，……严复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他的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十二字可以称得上中国近代新保守主义的宣言，……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要点是，它主张的是开明与渐进，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保守主义，……契约精神、妥协精神、法治与理性精神，所有的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公民文化的东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公民社团组织中通过自我教育培育出来的。公民社会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会大学。……中国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具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国家，这时建立民主体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这样，超阶段地建立民主，势必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那对中国必将是一场大灾难，这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已经被革命扫荡殆尽，正因为如此，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过程比一般国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韩国，以及我国台湾这样的前威权社会）更为艰难，更为漫长，这就决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对于中国来说就更为值得重视。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个渐进的发育、生长过程，而不是用一套现成制度通过休克疗法的方式，或五百天沙塔林计划那样，简单的把西方制度移植进来的结果。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从开明家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序列。其实，李泽厚先生过去也提出过，中国现代化要有”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见萧功秦的“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共识网”，2011-7-16）。 5，“解释史学”的“规范困境” 可以说，“现代化意识形态”和“新保守主义”是同一个本质的两个侧面。“现代化意识形态”存在一些逻辑矛盾，但“解释史学”所暗含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却是“解释史学”存在致命逻辑缺陷的根本原因。“解释史学”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用萧功秦自己的话说： “这等于是回到当年严复所说的'适者生存'的简单道理。……. 你要追求你的生存之道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不是道德，你不道德我就反抗你。第二就是要看到那股力量实际上是一种不可阻挡的，你必须要针对这一点，你要生存，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道德在这里没有多少发言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于整个鸦片战争的解读，就是简单解读帝国主义对中国弱者的侵略，其实最近出了一套十六本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英法联军的一些首要人物的回忆录和他们的日记，如果你进入这么一个日记和大量的史料中会看到，确确实实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西方文明刚刚开始，这时候本来可以不打起来的，后来之所以《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的大部分条约，《天津条约》和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绝大部分是平等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列强基本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合作政策，但是这个问题怎么破坏的呢？包括同治中兴，基本还是按照条约规定的，你要是接受这个国际条约了，我们就做平等对话，我帮你镇压内乱，帮助你现代化，希望中国大使到我们那里，我们会热情欢迎你，确实有这个东西。但是到了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西方人开始抛弃了他原来的文明的规则意识，西方文明的狼性在那时候被激活了”。 这里，我理解“解释史学”要表达的是一种“实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一种“规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表述“落后就会挨打”，不是在主张“落后就应该挨打”。然而，这种“实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依然有问题。在我看来，“达尔文主义”决定了“实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可能是“彻底实证”的，它预先设定了一个进化的倾向，并且是一个由强者所规定的进化的倾向。可问题是，这个强者却完全可能是一时而未必是永远的强者，就象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强者那样。 可见，问题就在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事先设定了一种“直线进化规则”，萧功秦所说的“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理解历史”，暗地里其实已经是一种接近“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意识”。结果就必然落入杨帆所说的逻辑矛盾： “按照你说的中国一直错，那么有两个东西你是不是承认，第一，中国这些乱七八糟的一概的误判，准备也不充分，什么都不成熟，是不是由于战争打败了的原因。那就是说一个文明无所谓好坏，无所谓进步，战争就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把战争给打赢，别管我什么民族，什么落后不落后，我们就玩命打仗，只要打完仗就什么都行，历史就是我们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个逻辑和文明的逻辑有没有冲突？如果这么一种历史观，世界究竟是怎么进步的？我就是很肯定战争的，国家主义就对了，个人主义就错了，因为个人主义打不赢这个战争，那秦始皇就对了？这里有没有逻辑矛盾”。 “解释史学”的这个“规范困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实际上，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中心论”、“现代化意识形态”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老问题：国内与国际逻辑的不统一。就是说：如果在国际问题上使用“适者生存”的逻辑，那就是弱者按照强者的“文明规则”办事；把这个逻辑推导到国内，却等于也使用“适者生存”的逻辑去承认专制主义。这样一来，“解释史学”的“国内民主”规范就与“国际强权”规范冲突了，而萧功秦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恰恰认同的是“国内民主”的规范，“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在“工具价值”而不是“信仰价值”的意义上承认国内的专制权威的。 为了掩饰这个逻辑矛盾，“解释史学”就不得不认为“绝大部分条约是公平的”。如此，“解释史学”的“挑战-回应”模式就呼唤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人类历史仿佛只能按照西方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 6，“解释史学”的“实证困境” 质疑“解释史学”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往往被认为具有“民族主义”的“左倾”意味，可如果往“右”一点考虑问题，我还是认为“解释史学”不能回避其中的逻辑矛盾，否则要遭到怀疑的就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倾向问题了。 然而，“解释史学”的致命缺陷却不在它的“规范困境”，“解释史学”的致命缺陷在于其“新保守主义”规范导致的“实证困境”。实际上，“解释史学”的“规范困境”已经显示了一个重大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如果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更多地站在“条约体系”而不是“朝贡体系”的角度，那么，“解释史学”所能观察到的“事实”还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客观或尽可能客观的“事实”？ 从“解释史学”对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初宪政等重大事件的分析看，“解释史学”的问题已经不是“按设定的视角选择事实”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发展到“把设定的规范嵌入到事实中去”的问题。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清末新政的过高评价（“晚清新政也确实有着重要成就”），二是对辛亥革命的过低评价（“辛亥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三是对民初宪政的错误判断（“临时约法是导致后革命时代的大分裂的'恶法'”）。 关于清末新政，普遍的观点认为它“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而萧功秦的观点“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对立。……分权立宪转变恰恰是这场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见萧功秦的“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这里，我要支持的并不是主流的观点，我要质疑的是萧功秦对变革失败的原因分析。简单地说，萧功秦认为“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即上文提到的改良派和激进派“全项引进”的立宪主张，因片面地强调“严复悖论”的某一侧面而失败。 明确地说，我认为“新保守主义”是萧功秦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中（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政治哲学”，它主要包含了一种建立在“结构-组织”模式基础上的“渐进改良规范”。一个历史学家有什么样的价值规范本身并不是问题，可当这个历史学家反过身来用这个价值规范去分析历史时，他就犯了一个“从应然推导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谬误”。 在现实的层面，萧功秦当然可以设想这样去“改造世界”，但那就不再是对现实的分析，而是对现实的愿望；在历史的层面，他就不是在“解释世界”，而是在让历史按照他的主观愿景推进。如此，萧功秦就不得不对已经发生的事实做出“反历史的假说”（如慈祥和袁世凯早死或晚死一点），并片面地强调偶然事件和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相对于制度而言的作用。 如此，萧功秦对历史浪漫主义的批评就不幸全部回落到了自己头上：“就是把历史予以浪漫的诗化的理解，以此来满足主体的某种未遂愿望。浪漫主义就是主体的对外扩张与对外投射。……是主体把想像的东西附加到历史事物上。以此来满足或支持自己的某种理念”。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解释史学”本质上是一种“新浪漫主义”的全部原因，我在“告别李泽厚”一文中对“告别辛亥革命”的批评也是这个逻辑：你可以认为“渐进改良好”，你也可以用“渐进改良好”去“评论”历史和现实，但你千万不能用“渐进改良好”去“分析”历史和现实，因为历史和现实不是只有一种“渐进改良”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用一种价值取向去分析历史，而是站在尽可能超越的位置上分析各种价值的综合结果。 “新浪漫主义”的代价，必然是局限于只用它愿意和可能选择的事实进行分析。我这里不是在用清末新政“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的主流观点进行质疑，主流观点同“解释史学”一样，忽视了“家族继承终身制”在清末新政失败中所起的作用（详见我的“大清为什么亡于辛亥？----用'统治商数论'理解中国君主政权的崩溃”，“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1-10-10）。以下我将分析，在其关于辛亥革命的“排满革命论”和关于民初宪政的“制度缺陷论”上，“新浪漫主义”的代价问题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萧功秦的“排满革命论”（见萧功秦：“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8期）认为，“绝大多数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出于排满目标而起来推翻旧政权”。可问题是，“民主革命论”和“朝代革命论”也同样可以说：绝大多数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出于民主目标、改朝换代目标而起来推翻旧政权的。很显然，“排满革命论”只是一种片面的“动机论”，而“动机”恰恰是无形的和综合的，“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也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关键在于，即便孙中山等人心怀排满和改朝之心，他们的民主共和观还是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何况孙中山确实认为“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所以，更符合实际的说法，是把辛亥革命当成“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朝代革命”三种动机的综合，并且也包含着利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改朝换代意识进行政权革命的因素。 萧功秦还认同说：“排满者汪精卫就曾说过，……如果中国在清王朝统治下真的走向富强了，我们汉人就不得不永远承受它的统治，而在他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以说，汪精卫一语道破了革命者的反满主义实质”。 事情越来越明显，萧功秦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渐进改良规范”推导出来的，即是我上文所说的“从应然推导出实然”。汉人不仅被满人强迫留了辫子，还带着辫子被统治了267年（1644-1911），哪里来的“绝对不能容忍”？问题根本不在反满主义和能不能容忍，问题在于“大清的统治走向了富强”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成立的“反历史假设”，而萧功秦恰恰就是乐于作出类似汪精卫的这种假设。这种“反历史假设”暴露的，恰恰是“排满革命论”对清朝的可能延续，清朝君主立宪的可能成功，以及大清灭亡的原因，都可能存在“从应然推导出实然”的模糊认识。所以，从“渐进改良规范”推导出来的清末新政太激进、辛亥革命是“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就注定是“规范嵌入事实”的产物。 萧功秦的“制度缺陷论”断言：辛亥之后的“临时约法”是导致中国大分裂的“恶法”。巧合的是，这个“制度缺陷论”的错误根源，正好与“君主立宪可能性”的错误根源一致。“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完全出于“同盟会-国民党”的一党利益，无端制造了“总统-总理-议会”之间的分离和矛盾。“制度缺陷论”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的混乱归之于“临时约法”，可根本的问题却不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政治信仰”。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当时采用了孙中山一开始坚持的总统制，袁世凯及北洋一脉与国民党之间就能调和矛盾了吗？国民党人幻想把暴力上的弱势用制度上的优势夺回来，可问题是，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从“暴力信仰”走上“制度信仰”。 这意味着说，辛亥革命是包含了“排满民族意识”、“改朝换代意识”和“民主共和意识”的革命，但却根本不可能是一场“政治信仰革命”。意识形态只是信仰的表层，是一种“组织结构”层面的“制度信仰”，而政治信仰涉及的是对“制度原则”的信仰，是一种“规则及其运行”层次的“制度信仰”。在行为规则的层次上，中国人信的是具体权力而不是抽象原则，中国人信的是“单一权威”而不是“多元权威”。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才是理解“后革命时代的大分裂”的关键。 辛亥革命不可能是“光荣革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书面上写下来的制度在中国政治中从来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人天生对抽象原则和外在制度有一种本能的抵触，灵活运用原则、在具体的关系和情景中把握制度的分寸，这才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国人只有“权力崇拜”，所以中国人没有“制度崇拜”或“权位崇拜”。中国人崇拜“君权”而不是“君位”，“权力崇拜”的背后是人格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意味着贤德和震慑能力，因此，“权力崇拜”也就是“个人崇拜”或“单一权威情结”，是强则服从之，而弱则除之而后快。所以，清末的“君主立宪”不可能成功，强者连“实君立宪”都看不上，而弱者则连“虚君立宪”都保不住，这才是中国“权力崇拜”政治文化的必然逻辑。这里包含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三个要点：一是“权力崇拜”而非“制度崇拜”，二是权力人格强大时的“一山不容二虎”， 三是权力人格无能时的“顺天命而易其位”。 “临时约法”之所以无关紧要，关键就在于，不管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只要最高执政者“镇不住”，总统制的总统照样不能总统；而只要最高执政者“镇得住”，内阁制的内阁照样不能内阁。总统与议会的关系也一样。北洋政府15年中换了15任最高执政，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周自齐，到黎元洪（复任）、高凌霨、曹锟、黄郛、段祺瑞，再到胡惟德、颜惠庆、杜钖圭、顾维钧、张作霖，最后以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告终，在暗中起作用的还是那个“单一权威情结”。一但“单一权威”镇不住，“内斗情结”就抬头，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都与实质问题无关（详见我的“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10-17）。 一句话，萧功秦的“制度缺陷论”把眼光盯在“制度权位”上，而中国政治的要害偏偏是“权力崇拜”而不是“制度崇拜”。萧功秦用“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把辛亥革命当成了“二十世纪政治中国碎片化的历史大灾难的起点”，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误读，也是对中国政治的“单一权威情结”的漏读，而这种误读和漏读都只是他用“渐进改良规范”去推导和发现历史的结果：渐进好，所以改良好；即便改良失败，革命也不是东西；改良失败是操之过急，革命失败是制度设计不行。 按照这个理解，以“结构-组织”模式为基础的“严复悖论”就是一种逻辑虚构，以其“渐进-激进”对立去解释“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困难、矛盾、无序现象与整合危机”就没有说服力。因为，问题不在制度的层面，问题在制度运行的层面；问题不在“结构-组织”的层面，问题在“行为-规则-信仰”的层面。与“渐进-激进”对应的根本就不是“单项引进-全项引进”，因为不管是“单项引进”还是“全项引进”，“渐进-激进”的问题都存在，“单项引进”也可以是激进的，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引进”及其后的“单一权威”。是否引进、引进什么以及引进之后的“制度运行”问题，都完全不是“结构-组织”问题，而是“单一权威”是否存在问题。 “严复悖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把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从“单一权威”的信仰层次，引向了“渐进-激进”的操作层次。其实问题很简单，是真悖论就根本无法通过萧功秦所推崇的“渐进改革”来解消，而如果“渐进改革”能解消悖论，就说明原来建构的悖论根本就不是真悖论。“单一权威”才是中国改革与革命背后的真问题。 7，结语：走向“冷酷实证史观” “解释史学”的所有逻辑困境归结为一个问题：萧功秦变革“史学观念”的愿望包含了太多的“新保守主义”规范激情，这种规范激情归根到底不是一种“史学理论”的“求知解惑”激情，而是一种中国学术传统的“价值关怀”激情，是主义压倒问题、道德压倒知识的激情，是萧功秦自己所批评的“善高于真”的激情。 “解释史学”批评“官方史学”的“伦理工具主义和历史浪漫主义”，可它自己最身不由己和情不自禁的就是这个“伦理工具主义和历史浪漫主义”。 萧功秦可能觉得他的“解释史学”与“官方史学”区别很大，我却觉得它们在核心逻辑上几乎一模一样。萧功秦在会议的讨论中正确地批评“刘仰先生的建构能力要强于他对史料的掌握”，我发现这个批评也适合他自己。 其实，“阶级斗争范式”有一个“决定论”的历史目的，萧功秦的“现代化范式”也有一个“决定论”的历史目的。萧功秦批评“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可“现代化范式”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现代化范式”的一个中心假设就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即便它已经是一种“精致的经济决定论”。在他那里，人类历史的方向似乎是可以知道和已经知道的，等待我们的仅仅是激进还是渐进的手段问题，而知识分子所要认识的“道”也只是这个激进还是渐进的手段问题，剩下来的一切就是培养“契约精神、妥协精神、法治与理性精神”，就是以“新保守”的方式去服从“新权威”，在“开明家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的“发展序列”中不断渐进，直到实现市场被工具化和经济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现代化的明天”。 这还哪里是历史？这分明已经是政治。这还哪里有一个史学家的影子？我们看到的分明就是一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儒雅政治家。萧功秦从史学到政治学的转向，可以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规范冲动”；从政治学到“解释史学”的建构，则是一种“逆向自然主义谬误”。 也许可以问：“解释史学”有大问题，哪又怎么样？破容易，可问题是立。本文的“破”，目的就是“立”，目的就是倡导一种史学观念的真正变革。在我看来，中国知识传统中的“价值关怀”只能产生《资治通鉴》式的“术学”，而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史学。只有彻底摆脱伦理工具主义和历史浪漫主义，并进一步从新实证史学和解释史学走向一种“冷酷实证史学”，我们才能真正“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可“术学”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要的史学。本文不展开讨论“冷酷实证史学”所包含的“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制度发展论、”权威信仰论“和”双轨社会论“等内容，但是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条红线“不是”冲突-反应“，也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赤裸裸的”政权斗争“。 史学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但价值认同不同于价值主张，一个醉心于政治哲学的国度不可能有历史哲学，一个醉心于政治哲学的史学家也同样不可能有历史哲学。中国也许还没有准备好从”阶级斗争史观“和”温柔西化史观“（或”火爆西化史观“）走向”冷酷实证史观“，中国的历史也许还会只是”当代史“，但史学家们最好不要把”利益之争“当成”真理之争“。只有”把一切当代史当成历史“，史学才能摆脱”术学“，”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 (责任编辑：admin) |